小说下载尽在http://www.bookben.cn - 手机访问 m.bookben.cn---书本网【gzbysh】整理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 《俄罗斯文化之路》 作者:姚海【完结】 前言 　　在17 世纪俄罗斯开始面向西方时，构成俄罗斯传统文化的基本要素是源于拜占庭的精神和艺术，以及源于蒙古征服者的结构和制度。在基辅罗斯形成时期，来自斯堪的那维亚的诺曼人曾对罗斯产生过一定影响，但罗斯同时也通过商业与战争同拜占庭帝国发生联系。988 年，尚处于封建社会早期、仍保留着许多原始公社制残余的罗斯接受了基督教。随着大批希腊籍的拜占庭神父的到来，以教堂建筑、圣像画等宗教艺术为先导，拜占庭的神学思想、宗教文学、政治和法律观念以及历史、地理等专门知识源源不断地传入罗斯。不过，拜占庭文化没有涉及罗斯的政治结构和财产关系。13 世纪蒙古的征服开始了罗斯的社会和文化的东方化时期，征服者不仅以东方习俗影响了罗斯的表层生活，还以自己的一套制度改变了罗斯的内部秩序。蒙古人到处取消自治的公社和享有立法权、司法权的韦彻(10--14 世纪罗斯的人民会议，决定战争与和平问题，推举和罢免王公，批准法律等。封建主利用它限制王公的权力，人民群众也通过它发表意见)，使罗斯的政治生活中心转移到了罗斯境外——萨莱甚至和林；并且在被征服的罗斯进行户口登记，以便于征税。在1328年莫斯科王公成为金帐汗的代理人之后，他们继续按照蒙古人的方式发展自己的政治、税收和军事组织。 　　14—16 世纪是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逐渐形成的时期，罗斯在莫斯科领导下争取独立和统一的过程加强了它的东方化趋势。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斗争要求集中一切力量，于是形成了绝对服从君主、忠于东正教信仰的社会意识；而莫斯科的大公和沙皇则不但继承了金帐汗的绝对权力，而且使全部土地成为他们的私产。同时，作为控制军事力量和建立政权基础的手段，军功领地制和劳役制开始兴起。逐渐形成的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成为对罗斯文化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沙皇政权和东正教会严密控制全部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禁止人们读杂书、玩乐器，禁止从西欧进口书籍，禁止与异教徒接触，非经沙皇允许禁止出国，等等；文学和艺术只是宣扬宗教、歌颂君主的工具；日常生活中仍然保留着落后的风俗习惯。罗斯与欧洲文明几乎隔绝。 　　但在16世纪，一个对于罗斯文化来说意义十分重大的新因素初见端倪。为了夺取波罗的海出海口，为了成为欧洲大国，沙皇政权不断同其周围的欧洲国家发生冲突，由此产生的直接的军事和经济需要迫使它承认欧洲文化的优越并开始学习西方。 　　l7 一18 世纪是俄罗斯文化史上最重要的转折时期。罗曼诺夫王朝建立之后，尤其是在17世纪下半期沙皇阿列克谢朝代，从西方引进先进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以及与西方贸易的规模迅速扩大，西方的上流社会生活方式和社会政治思想也随之渗入俄罗斯。如果说阿列克谢揭开了俄罗斯欧化的序幕，那么彼得—世则导演了一出高潮迭起的欧化活剧。18 世纪初的改革为俄罗斯打开了面向欧洲的大门，西方文化全面地冲击着传统的俄罗斯生活。俄国开始按照西欧的方式组织工业、改革行政管理、建立科学院和大学。启蒙思想迅速传播，并且发展为—场声势颇大的运动。教会垄断精神和文化生活的局面被打破，世俗化的趋势日益加强。教育、科学、文学、艺术以及风俗习惯、婚姻家庭关系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俄罗斯开始摆脱中世纪状态。 　　从19 世纪初到1861 年改革，是俄国农奴制关系开始瓦解、资本主义因素不断增长的时期，也是新文化蓬勃兴起的时期。19 世纪初，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最高体现——自由主义——在俄国贵族中流传甚广，宪政和农权制改革方案的提出标志着贵族自由主义的发展。而反拿破仑战争所孕育的十二月党人运动则是优秀贵族青年力图用革命方式把西方文化移植到俄罗斯土壤上来的一次尝试。继自由主义之后，欧洲的空想社会主义和浪漫主义思潮也在俄国青年中风行一时，它们极大地刺激了俄国思想界的理想主义倾向，并使之具有激进的色彩，成为以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俄园农民社会主义的源头之—。30 一40 年代，围绕俄国的历史道路和发展方向问题展开的著名的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争论，不但促进了革命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体系的形成，而且推动了文学艺术的发展。在西欧文艺思潮的影响下，俄罗斯文学踏上了新路，古典主义渐趋式微，感伤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新风格相继而起；戏剧经历了类似的过程，继浪漫主义取代古典主义之后，现实主义很快登上了舞台；画坛吹拂着阵阵新风，浪漫主义情调和现实生活的气息对学院派尊崇的古典主义提出了挑战；在音乐方面则形成了独立的俄罗斯古典乐派。除此之外，贵族历史学开始向资产阶级历史学转变；自然科学领域取得了—系列世界性的成就；教育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新一代的平民知识分子；书籍报刊的种类和发行量也有了显著增长。 　　1861年改革使俄国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60—90 年代，新文化出现了繁荣局面。政治结构按照资产阶级的法制精神进行了初步改造。新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开始渗入宗法制的农村。随着都市化过程的加快，欧化的范围已不再局限于贵族而扩大到了新的居民阶层。社会风气、道德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文艺界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科学界出现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和重大的研究成果。对知识的渴求成为时尚；社会团体和私人办学十分盛行；民主派知识分子组织了业余扫盲教育；妇女们为争取受高等教育的权利而展开了一场广泛的运动。社会思潮探索着处于资本主义与农奴制残余交织状态中的俄罗斯的未来：以平民知识分子为主体的虚无主义运动悄然兴起，并逐渐形成了民粹主义理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则提出了促使政府继续改革的新纲领，以及向立宪政治过渡的系统主张。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俄国资本主义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但沙皇专制制度和中世纪的土地占有方式仍然与之并存。这个时期的文化生活具有更加多元化和更多竞争性的特点。批判现实主义流派继续发展，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的幼芽破土而出，象征派、未来派、抽象派等源于西方的现代主义流派纷纷涌现。在意识形态领域，则充满着激烈的冲突和对抗。随着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和西方无产阶级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俄国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逐渐形成。继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出现之后，90 年代诞生了列宁主义。同时，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纲领和策略也趋于激进化，它与专制主义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传统的宗法制文化由于本身基础的削弱而走向衰落，社会运动的广泛发展和革命情绪的增长表明，宗法观念对社会的约束力日渐减弱，旧的国家制度和政治结构已陷于危机。俄罗斯面临着新的选择，因为在农奴制残余的层层密网缠绕之下，它已不能前进。1917年，在埋葬了沙皇专制主义之后，布尔什维主义与传统的俄国农民民主主义的结合，使俄国脱离了资本主义轨道而走上了社会主义之路。 　　近代俄罗斯新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是在西方文化与俄罗斯传统文化的冲突和融合过程中实现的。早在沙皇阿列克谢时期，当西方文化大量进入俄罗斯时，它就遇到了传统文化的强烈抵制，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分裂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冲突的极端表现。但外来文化没有被排挤，而是在经过一番改造之后被吸收成为俄罗斯文化中的新成分。17 世纪出现的这种情况，是此后200 余年俄罗斯文化发展的基本模式。欧洲的事物、行为和思想，往往被融以某种俄罗斯传统而被接受下来。彼得一世按照欧洲的方式、采用欧洲的技术大办工厂，但却以农奴来充作劳动力；俄国资本主义生产逐渐发展起来，但与欧洲不同的是，沙皇政权在这一过程中起着决定作用，它还直接管理大部分重工业；1861年的改革把农奴从人身依附状态中解放出来，但国家仍然通过村社这一组织控制着农民。西方的自由主义传入俄国后，曾在一定程度上与专制主义结合而为贵族自由主义，即便后来的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也因其对于专制主义的妥协性和依赖性而迥异于其西方的原型。欧洲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在俄国传播的结果，是它同俄国的村社传统结合起来，形成俄国农民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文化也是如此，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布尔什维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化形式。当然，也有一些西方的文化因素是比较直接地被移植于俄国的，如科学知识和文学艺术的风格流派。 　　在近代俄罗斯，新文化与传统文化处于错综复杂的交织状态之中。沙皇政权既倡导俄罗斯的欧化，又竭力限制这一进程：为了加强军事和经济力量以巩固现存制度和支撑对外政策，它需要引进西方的知识和技术，也需要按欧洲的标准来培养官吏和专门人才。在这方面，俄国是面向欧洲的。但它又担心西方的社会学说——从自由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到马克思主义——将损害专制制度的基础，因而试图使俄国隔离于西方，在防范新思想传播的同时，大力宣扬关于专制制度和东正教是俄国历史发展的条件的观点，提倡驯服顺从、笃信宗教、忠于沙皇的民族性。 　　由于这种情况，西方文化在表层生活方面比较容易被接受和认同，而对深层结构的影响较小。不过，局部欧化的政策虽然不是为了革新社会，但它的实行从根本上来说必然导致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的动摇，因为新的生产方式的发展终将引起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变动，使新文化渗透到更深的层次。事实上，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逐渐发展以及对这种经济的依赖性逐渐增强，沙皇政权也曾—再地被迫实行自由主义性质的改革。19 世纪初的改革、农奴制改革和斯托雷平改革就是典型的例子。 　　在很长时间内，来自欧洲的新文化具有鲜明的上层色彩，而传统的宗法制文化影响着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居民——首先是农民。这是俄罗斯近代文化发展中的又一特点。欧化的过程造成了上下层在文化上的分离，扩大了他们之间的差距。因为欧化的主要受惠者是贵族，而这正是以牺牲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前提的。彼得—世为俄罗斯的欧化做了许多事情，但他是以莫斯科公国时代形成的传统方式来做这一切的。结果，虽然俄国的表面生活发生了剧变，但其内部结构却继续朝着原先的方向发展；贵族的经济、政治地位、受教育情况和生活方式都欧化了，并且掌握了精神生产的手段，但农民的处境却因此而进一步恶化。即便在1861年俄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之后，新文化虽然已不是由贵族独享了，但作为俄罗斯民族主要部分的农民在总体上还是受到宗法制度及其观念的束缚，欧化的城市与愚昧落后的广大农村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上的差距。在城市中，上层与下层之间也有着同样的鸿沟。 　　这种上层和下层在文化上的分离和对立曾给俄罗斯的进步增添了几分戏剧性。正是在欧化的上层中，最先产生了在本质上与专制主义和农奴制度敌对的力量。从拉吉舍夫到十二月党人和赫尔岑等等，这些反传统的斗士、新文化的代表，都是在欧洲文化的熏陶下或直接在欧洲受教育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另一方面，作为上层欧化的牺牲品的俄国农民却—直是传统的宗法制文化的主体，他们把任何来自两方的事物和思想都视为骗人的圈套，只相信“沙皇父亲”是自己的保护人。正因如此，沙皇政权直到1905 年时还把农民看作是专制主义的基础。这种情况曾使接受了欧洲先进思想的进步贵族发出“高贵的失望的呐喊”．也曾使民粹派青年的纯真理想被残酷地粉碎，因为他们都不能被他们想要帮助的人民所理解和需要。当然，随着俄国在资本主义道路上的迅速发展，随着新阶级的成长和壮大，来源于欧洲的社会思想开始获得日渐广泛的基础，从而使俄国的先进分子看到了希望之光。 　　本书探讨了俄罗斯文化进程的主要阶段及其特点，重点是对近代俄罗斯新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进行分析。书中肯定会有不少错误和不当之处，请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第一章 俄罗斯文化的起源 一、 罗斯与拜占庭 　　基辅罗斯的形成 　　从公元6 世纪开始，居住在第聂伯河流域的各东斯拉夫部落以波利安人为核心逐渐联合起来，形成了一个部落联盟。由于波利安人(居住在第聂伯问中游及其支流罗斯河和普里皮亚特河一带的东斯托夫部落)散居在第聂伯河支流罗斯河两岸，加入这个部落联盟的东斯拉夫人被称为罗斯人。传说罗斯人的首领名叫基伊，他在第聂伯河右岸建立的都城叫做基辅。到9 世纪初，几达半数的东斯拉夫部落以基辅为中心实现了联合。在此过程中，北方的诺夫哥罗德地区和东部的奥卡河一带，也出现了两个东斯拉夫人的大部落联盟。 　　东斯拉夫人过着定居生活，主要从事农耕。8—9世纪时，农业中已广泛使用铁制农具，如犁、锄、斧、镰等，田地耕作方式逐渐取代了伐林耕作。饲养家畜、打猎、采集蜂蜜等也是东斯拉夫人经济活动的一部分。据说，基辅的奠基者基伊和他的兄弟都是猎人。 　　在农业相社会生活需求的刺激下，手工业很快发展起来。在有铁矿蕴藏的地方，到处建起厂炼铁炉和铁匠铺。有些工匠专门利用外来的材料制作首饰；纺织，制陶，毛皮制作、木材加工等行业也已出现。一些比较大的城堡如基辅、契尔尼哥夫、斯摩棱斯克、诺夫哥罗德等逐渐发展为手工业生产的集中地。东斯拉夫人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也更加活跃。伏尔加商路沟通了他们与东方各民族的联系，而连接波罗的海和黑诲的“从瓦里亚基人到希腊人之路”则使他们同拜占庭的关系得到发展。 　　东斯拉夫人的经济满足了他们的基本生活需要。他们吃的主要是谷物，在他们的语言中很早就出现了(谷类、庄稼)、(食物、面粉)、(谷物，粮食)、(稀饭)以及(烤)、(煮)等词汇，而表示畜产品的词如(产后初乳)、(干酪)、(奶渣)等出现得要晚些。喝的饮料通常是用蜂蜜制成的。穿的衣服是用手工纺织的麻布缝成的，一些阿拉伯和拜占庭作家描述了他们简单的衣着：宽大的紧脚口裤，短外衣，长袍，长袜，冬天则穿毛皮服装。他们一般都住在半穴半室的小屋里，这种小屋的屋顶呈人字形或三角形，室内有一个炉灶，靠墙架设约一米宽的木板。居室旁边另有放置杂物的屋子，许多日常生活用品都是木制的，如独木舟，木车轮，木盆，木壶，木勺和木桌凳。 　　东斯拉夫人原来的氏族公社逐渐瓦解，形成了地域性的农村公社，它们在南方被称为维尔夫，在北方被称为米尔。在这种由若干家庭组成的农村公社中，住宅、劳动工具、小块耕地和劳动产品是私有的，森林、牧场、水源和土地则归公社所有，集体使用。 　　私有财产的出现使东斯拉夫人开始进入阶级社会。部落首领把土地和战利品据为已有，原来的亲兵也成为一个特权阶层，得到原属公社的土地作为领地。仍然经营小块耕地的公社成员失去了战士身份而成为自由农民，也有一部分公社成员则沦落为王公贵族的家奴。在东斯拉夫人中出现了奴隶制剥削形式，但由于当时生产力已达到一定水平，加上受到自然条件限制和已经完成封建化的拜占庭的影响，奴隶制始终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东斯拉夫人没有经过奴隶制占支配地位的阶段而进入了封建社会。 　　9 世纪时，建立东斯拉夫人国家的社会经济条件已经具备。来自北欧的瓦里亚基人的参与加快了国家形成的过程。 　　成书于12世纪初的罗斯史籍《往年纪事》叙述了9世纪中叶发生在东斯拉夫人中的一个故事：当时，他们没有法律，部落间互相争斗不息。最后大家都厌倦了，于是互相妥协：“让我们找—个根据法律来统治我们、解决我们争端的君主吧！”他们渡海到瓦里亚基人那里说：“我们的土地辽阔富饶，但是没有秩序，请你们来管理和统治我们吧。”瓦里亚基人的首领留里克接受邀请，到诺夫哥罗德当了王公。他把自己的亲信派到各地，向居民征收贡赋。留里克之后，继承他的奥列格在882 年南下征服基辅，并把统—国家的中心移到这里。这一年被认为是基辅罗斯的建国之年。 　　虽然留里克和奥列格是瓦里亚基人，但基辅罗斯仍然是东斯拉夫人的国家。因为在瓦里亚基人被请来当王公之前，东斯拉夫人形成国家组织的基础已经奠定。当然，瓦里亚基人介入罗斯内部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也不可避免地给基辅罗斯国家留下自己的印记。他们把自己的原始组织带到了这块土地上，这是一种“没有采邑的臣属关系或者只是纳贡的采邑”的制度。每年初冬时节，王公们率领亲兵队巡行索贡，向居民征收毛皮、蜂蜜、蜂蜡等物品，来年春天再运往君士坦丁堡出售，买回自己需要的东西。这种比较原始的不完善的封建剥削制度表明，早期基辅罗斯国家的封建关系是不成熟的。索贡制一直持续到1l 世纪上半期才被新的剥削形式所取代。 　　基辅罗斯的政治结构在很长时间内仍然保留着原始公社中的民主制残余。王公政权不能代替自治的农村公社和城市公社，公社长老可以不受王公政权干涉而行使裁决权，作为公社权力机关的韦彻即人民会议，能够采取独立的政治行动。这种制度被一些拜占庭作家称为东斯拉夫人的“民主”制度。不过，随着王公、贵族、客商等特权阶层地位的巩固，公社和韦彻的地位逐渐下降。罗斯与拜占庭的联系在罗斯封建化过程中起了巨大的作用。 　　9—10 世纪，拜占庭已有相当繁荣的城市，那里聚集着各行各业的手工业者，生产精细的珠宝首饰，华丽的布匹、实用金属器具以及肥皂、蜡烛、皮革等日用品。拜占庭同欧洲国家的经济往来十分活跃，并且部分地恢复了一度由于阿拉伯人侵占重要商道而中断的同东方的商业联系。随着封建关系的确立，拜占庭的文化也出现了繁荣。9 世纪中叶，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了高等学校，传播古代希腊和罗马的文化遗产。在君士坦丁七世时，编纂了不少文集和包括各种学术知识的百科全书。 　　在10 世纪末叶之前，罗斯与拜占庭的联系主要是通过贸易和战争来实现的。罗斯与拜占庭的贸易从9 世纪起有了新的性质和意义：原来基本上是过境转运贸易，对罗斯原始的自然经济没有什么触动；而现在，出现了罗斯独立地与拜占庭贸易的新因素，这种因素开始更多地影响罗斯的经济。9一l0 世纪，罗斯还频频发动了对拜占庭的战争，这些战争通常与经济目的有直接联系，例如，907 年奥列格率2000 艘战船远征拜占庭，除了迫使君士坦丁堡缴纳96 万格里夫纳贡银之外，还为罗斯商人争得了包括免缴贸易税在内的优惠条件。罗斯对拜占庭的贸易和战争，从本质上说是一个后起的发展中的野蛮国家同一个继承了古典文明并成为这一文明中心的国家的斗争，其结果是促进了罗斯本身经济的发展和拜占庭文化对罗斯的渗透。 　　罗斯接受基督教 　　10 世纪末，罗斯与拜占庭的关系中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就是罗斯接受基督教为国教。 　　在此之前，罗斯人信奉多神教。农耕生活对罗斯人的信仰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为农业完全受到大自然的摆布，收成的好坏取决于天气：炎炎烈日可以晒死禾苗，阵阵大风经常毁掉庄稼，绵绵阴雨又会使谷物霉烂。而罗斯人又无法解释这种种自然现象，认为这些力量都是有生命的东西，所以把它们奉为神明，顶礼膜拜。他们信奉的神有斯瓦罗格——天空和火焰之神、太阳神的父亲，亚里洛——太阳神，彼伦——雷电之神，斯特里博格——风神，维列斯——家畜之神，等等。罗斯人还相信，威力无边的主宰者无所不在，森林中有林神、鸟神，水里有水妖，家里有家神。他们为各种各样的神建造神殿，供祈祷和祭祀之用。同时，起源于氏族制度的祖先崇拜也仍然存在。罗斯人认为，氏族最早的创建人，即世祖，能够保佑他的后代子孙。因此，每逢有难，他们就祈祷世祖保佑。在祭祖之日，他们把薄饼、肉、蜂蜜、克瓦斯等食品供奉于祖宗墓前以示敬意。 　　在多神教崇拜中，王公担负最高祭司的职能。在罗斯王公墓的陪葬品中，有祭祀日才用的偶像、野牛角、刀等物品。 　　基辅罗斯建国之后，反映原始公社时期社会经济存在的多神教与新的生活条件之间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矛盾，多神教已不能履行宗教在阶级社会中的基本职能，即维护和巩固现存制度。同时，罗斯与拜占庭的交往也已使得基督教潜移默化地渗入罗斯。 　　早在9 世纪时，就已有了关于罗斯显贵接受基督教的记载。当时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福西阿斯曾说，罗斯已经抛弃了“多神教”而信奉“基督教”了。这里所指的大概是9 世纪后期拜占庭皇帝派遣主教到罗斯为一些王公及其侍从施行洗礼的事。 　　945 年，由于基辅大公伊戈尔对拜占庭的进攻遭到挫败，罗斯同拜占庭签订了媾和及通商条约，其中除了罗斯割让克里米亚等条款外，还包括允许基督教在罗斯传播的内容。在当时同拜占庭谈判的罗斯使节中，有些人已是信奉基督教的了，他们签约时在圣十字架前宣誓遵守条约。 　　957 年，伊戈尔的遗孀、基辅女大公奥丽加前往君士坦丁堡拜访拜占庭皇帝。据《往年纪事》记载，奥丽加的美貌和聪慧使拜占庭皇帝一见倾心。皇帝对奥丽加说，他愿与她共同治理帝国。奥丽加回答说，她还是一个异教徒，如果皇帝亲自为她施洗礼的话，她愿意接受基督教。于是拜占庭皇帝和总主教一起为奥丽加施了洗礼。然后，皇帝向奥丽加表明了要娶她为妻的心迹，但奥丽加说：“在你亲自为我施洗礼并称我为你的女儿之后，你怎么可以娶我呢?你肯定知道，这是不符合基督教教规的。”皇帝跌足道：“奥丽加，你愚弄了我。”这个故事表明，奥丽加在皈依基督教之前，就已十分了解这种宗教。 　　奥丽加是接受基督教的第—个基辅大公，她还让自己的儿子斯维亚托斯拉夫也皈依了基督教。斯维亚托斯拉夫的儿子弗拉基米尔当上基辅大公之后，曾试图对多神教进行改革。他在众多的神只中选定了6 位作为崇拜的偶像，下令在王宫附近的小丘上为他们建庙塑像，并且规定了祈祷和祭祀的仪式，希望以此来体现和加强罗斯的统一以及基辅在全罗斯的地位。但这种改进后的多神教并不能像弗拉基米尔设想的那样使罗斯人民的信仰趋于统一，基辅罗斯松散地联系着的各个部分也仍然保持着某种平等意识。于是，基督教终于作为罗斯统治阶级所需要的新宗教而受到弗拉基米尔的青睐。 　　这时，基督教在罗斯已有一定影响，基辅城内已建造了圣伊利亚大教堂，基督教经书也通过保加利亚传入了罗斯。但在确定以何种宗教为国教的问题上．弗拉基米尔还是作了充分的选择。涅斯托尔在《往年纪事》中记载了这样的传说：信奉伊斯兰教的伏尔加河保加尔人、信奉犹太教的卡扎尔人、信奉天主教的日耳曼人和信奉东正教的拜占庭希腊人都曾向弗拉基米尔推荐他们的宗教。弗拉基米尔对伊斯兰教徒说，喝酒是罗斯人的乐趣，没有酒他们就活不下去。他也拒绝了犹太教，因为他觉得犹太教的神不够强大，甚至不能保护自己的子民留在耶路撒冷。而罗马天主教和希腊正教也有不足，它们都要求实行一定时间的斋戒。弗拉基米尔派出了一个使团去考察信奉不同宗教的国家。使团回来后向他报告说，伊斯兰教徒中没有欢乐，罗马天主教徒的仪式中看不到荣耀，而在拜占庭的东正教教堂里，能见到人间罕见的光辉壮丽，使人不知是置身于天堂还是尘世。于是，弗拉基米尔最终决定以基督教为罗斯国教。不久，拜占庭僧侣受帝国世俗当局的委托，为弗拉基米尔施行了洗礼。基辅大公还决定娶拜占庭的安娜公主为妻。988 年，弗拉基米尔带着新婚妻子和一批拜占庭神父以及圣像和法器回到基辅。他下令把多神教的木制神像统统用火烧掉或扔进河里，让拜占庭神父用第聂伯河之水为基辅居民施洗。紧接着，他又命令诺夫哥罗德人接受基督教。随后，新宗教在基辅罗斯全国传播开来。罗斯受洗并不意味着基督教立即取代了多神教，罗斯基督教化的过程是一个历经数百年的漫长过程。如果说贵族是自愿皈依基督教的，那么下层人民则是被迫接受基督教的，在有些地方，新宗教是由世俗政权借助于直接的暴力而强加于人民的。因为在人民群众看来，基督教体现了那种带来新剥削的制度，而旧的多神教则是与他们希望保留的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的。 　　在988 年之后，巫师和术士仍然活跃在居民中间，鼓动人们继续举行各种古老的多神教仪式。尤其是在偏僻的农村，多神教得以长时间残留。于是，出现了新旧两种宗教相互渗透、逐渐融合的情况。 　　在罗斯人的观念中，基督教为数众多的圣徒就是原来多神教的诸神。在原来的多神教崇拜中，太阳神因对农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处于突出地位，太阳神有时也被称作农神。罗斯接受基督教后，上帝取代了太阳神。在民间流行的圣诞节祝歌中，上帝被赋予太阳神的职能。有一首祝歌唱的内容是上帝挨家挨户察看准备耕犁和耕畜的情况，然后又巡视打谷场，安排养蜂和酿酒。太阳神崇拜的痕迹在写成于12 世纪末的古罗斯文学名著《伊戈尔远征记》中也能看到，这部史诗的作者把罗斯人称为太阳神的后裔。此外，多神教中雷电之神彼伦的角色由圣徒伊利亚代替，由他司掌雷鸣闪电；保护家畜平安的已不是畜神维列斯而换上了圣徒弗拉西。 　　基督教与多神教在宗教仪式方面也经历了逐渐融合的过程。初时，两种宗教的不同仪式曾同时并存。人们在教堂做完礼拜后，马上就走到原来多神教崇拜的旧址，对着石头、流水、老树或谷仓，按照多神教的老规矩祷祝膜拜。而在家庭之内，旧信仰具有更加巩固的地位，许多人家照样供奉原先的神祗，即便在圣像流行后的几个世纪中，这些神的雕像也还是与圣像并列的。后来，两种宗教的仪式被有机地结合起来。例如，人们在举行圣餐仪式寸，唱的是基督教中的圣母祭祷歌，也画十字祝福，但是面对的却是罗德和罗莎尼采。新的圣物崇拜与旧有的拜物风尚也以颇为完美的形式结合起来。当圣家从拜占庭传入后，罗斯出现了一种当作护身符的小神像，这种神像—面是基督教的某个圣徒，另一面是多神教的某个神祗。即便以后贴身的十字架代替这种护身符时，罗斯人的观念中也把它视同为原来那种法力无边、驱邪避秽的多神教护身之物。在有关基辅罗斯时代的编年史中，有不少关于互相争斗的王公们破坏对方的基督教教堂和修道院的记载。这种行为不仅仅是战争中常见的劫掠和破坏，其中也反映了多神教观念对于王公的影响：他们为了使对手失去保护神而毁掉他的教堂和修道院。 　　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多神教时代的传统也显示出很强的生命力，基督教的新规或难以推行，或被部分接受并融以旧教习惯。在罗斯受洗后的数个世纪中，基督教的婚礼仍未被接受，人们还是沿袭古风，实行抢婚和一夫多妻。基督教的葬礼因与罗斯人已开始用棺葬代替火葬的趋势—致而得以普及，但用兵器、粮食等陪葬以及祭祀死者灵魂、供奉酒食等旧俗依然保留。基督教的节日有不少与多神教的农业崇拜有关，时间上也大体相同，于是，许多多神教的节日便被赋子基督教的名称和形式，而其内容则被保留下来。直到19 世纪后期，每年正月6 日(俄历)主领洗节那天，俄国仍要举行一种半基督教、半异教的净水仪式：在涅瓦河畔正对宫殿的地方建起—个帐篷，僧侣们引导皇族从宫中来到这里，高唱赞美歌，然后把十字架抛入河中。 　　基督教与文化 　接受基督教是罗斯历史的—个重要转折点，因为基督教不仅是一种宗教价值标准，也是一种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同的宗教把罗斯与拜占庭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随着大批希腊籍神父的到来和罗斯的基督教化过程，拜占庭文化涌入罗斯。 　　最先在罗斯得到传播的是拜占庭的宗教艺术。罗斯受洗后，到处建起了拜占庭风格的教堂。到11世纪，仅基辅一地就有教堂数百座。雅罗斯拉夫在基辅城中心建造的富丽堂皇的索菲亚大教堂，从外形到名称都和君士坦丁堡的大教堂一样。这座高大的石结构建筑的顶端是13 个葱头形的圆顶，室内以大理石和水磨石装修，并饰以镶嵌图案和彩色壁画，其中一面墙壁上绘有基辅大公雅罗斯拉夫一家人的群像。基辅城内众多教堂金光闪闪的圆顶使过往旅客叹为观止，雅罗斯拉夫的同时代人、不来梅的编年史家亚当把基辅称为“东方的饰物、君士坦丁堡的匹敌”。 　　雅罗斯拉夫时期建造的著名教堂还有诺夫哥罗德的索菲亚大教堂、切尔尼哥夫的救世主大教堂等。1157 年安德烈继任基辅大公后，没有迁居基辅而留在苏兹达尔公国，把弗拉基米尔城作为新的首都。他调集了成千上万的建筑师、石匠、画匠、雕刻匠和首饰匠，建起了有5 个金色圆顶的圣母升天大教堂和1个圆顶的德米特里耶夫大教堂，以及用雕塑和彩绘装饰起来的宫殿。从教堂建筑开始，罗斯城市中拜占庭式的砖石建筑逐渐多起来了。 　　雕塑和绘画是与教堂直接联系的艺术形式。在所有的教堂里，圣像画以及宗教题材的壁画、镶嵌画、雕塑等都是必不可少的装饰，其中尤以圣像画最具特色，也最为普遍。所谓圣像画，就是把基督、圣母或其他圣者的形象以及圣经故事中的情节用油彩描绘在木板或金属板上的画。早期的罗斯圣像画从画面布局，人物形态到描绘手法全部模仿拜占庭圣像画，绘画技艺也都是由来自拜占庭的画师传授的。拜占庭艺术的特点是，既继承了希腊罗马的传统，又开创出一种新的美学理想。古典时代的艺术刻意追求精神与肉体的和谐，喜用裸体来表现美；而拜占庭的艺术则强调灵魂应该超越肉体，因此不注重自然美而追求某种意境。拜占庭人把人体美视为撒旦的化身，即便在艺术中也必须遮掩。这种艺术观就如同把罪恶的尘世与完美的天国对立起来的正教神学一样，旨在使人超脱现实而实现精神的升华。随着圣像画传入罗斯，这种美学思想也同时渗透进来，对罗斯艺术产生了深刻而长远的影响。就圣像画本身而言，摆脱单纯的模仿而开始具有罗斯自己的风格已是13 世纪的事了，而且，即便那时圣像画创作流派众多，拜占庭的风骨也仍存于其中。 　　集建筑、绘画、雕塑等各种艺术形式为一体的教堂，在丰富人民的审美感受、激发人民追求美和创造美的欲望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教堂是他们精神生活的中心。 　　罗斯采用统一的文字，也是与接受基督教密切联系的。在接受基督教之前，罗斯境内已有一些互相独立的书写方式，但使用和流传的范围是很有限的。9世纪中叶，被称为“斯拉夫使徒”的希腊人两兄弟——西里尔和美多迪乌斯奉拜占庭皇帝和君士坦丁堡牧首之命，开始在斯拉夫人中传教。出于实际需要，他们在希腊字母的基础上创造了一套新的字母，用来记录和表达斯拉夫人的语言。这种文字后来被称为旧教会斯拉夫文或旧保加利亚文。罗斯接受基督教后，基督徒做礼拜要念诵经书，但拜占庭的希腊文经书对罗斯人是没有意义的。于是，西里尔兄弟用他们创造的文字所翻译和编撰的祈祷文献和宗教著作被引入罗斯。由此开始，西里尔字母在罗斯逐渐被普遍采用。同时传入罗斯的还有标点符号、制造书写材料如兽皮纸、墨水、颜料的技术以及书籍装订的技术。这些都对罗斯积累文化知识、发展民族语言起了推动作用。 　　接受基督教后，罗斯先后开设了几所专供显贵子弟读书的学校。自11 世纪中期起，修道院在各地普遍建立起来，并成为传授知识的中心。11 世纪后期，基辅各大修道院的教育水平已与西欧相差无几。市民中间也开始有了识字的人。诺夫哥罗德出土的11—13 世纪时的用硬物刻写的桦树皮文书，内容涉及私人信件、学校作业、商业契约、遗嘱等，反映了城市居民生活的各个方面。识字人数的增加反过来刺激了对外国先进文化的需求。在雅罗斯拉夫时期，基辅就已形成了相当雄厚的翻译力量，大量的拜占庭宗教、神学、历史、地理和文学作品被译成俄文。雅罗斯拉夫还特意在索菲亚大教堂内建立了一个很大的图书收藏室。这些手抄本书籍通常都是收藏在教堂和修道院里的。 　　采用统一的文字后，罗斯人自己编写和创作的历史、宗教、政论和文学作品也大量涌现。10 世纪末11 世纪初，基辅和诺夫哥罗德分别开始编写最早的编年史，一个世纪后形成了一部反映9—11 世纪罗斯生活的长篇纪事，到12世纪初，由基辅彼切尔山洞修道院的修道士涅斯托尔修改润色，以《往年纪事》为名问世。《往年纪事》的内容涉及罗斯历史、宗教和文字的起源以及语言、艺术、地理、国际关系，是一部有关基辅罗斯国家形成和巩固时期的百科全书。这部著作文字简洁，叙述生动，并且广泛使用了拜占庭、保加利亚和西斯拉夫各地的典籍，是研究9—11 世纪罗斯历史的重要材料。12 世纪，罗斯各公国和城市修史成风，许多修道士、神父、主教、官员乃至王公都乐此不疲。他们的作品数量浩繁，虽然其中大部分早已湮没于漫长的历史过程，但保存下来的也还有数千册。 　　随着圣徒崇拜的流行，出现了圣徒传记这类最早的宗教文学作品。涅斯托尔曾写了鲍里斯、格列勃、彼切尔斯基等显圣僧侣的传记。在描写世俗生活的作品中，最有名的是史诗《伊戈尔远征记》。这部作品叙述的是1185 年诺夫哥罗德一谢维尔斯克的王公伊戈尔·斯维亚托斯拉维奇率兵攻击波洛韦茨人的故事。它还对王公们的互相争斗和游牧民族的骚扰所造成的灾难表示痛心，呼吁罗斯的王公们联合起来保卫祖国的边疆。史诗运用民间诗歌的表现手法和书面文学的修辞方法，以激扬的文字反映了12 世纪时已渐渐形成的反对封建割据、主张罗斯统一的思想倾向。 　　在罗斯基督教化的过程中，它同欧洲天主教国家的联系也扩大了。据史书记载，弗拉基米尔“同邻国王公和睦相处，如波兰的鲍列斯拉夫、匈牙利的斯特凡、捷克的安德里赫等。他们互敬互爱、各不相扰”。后来，罗斯又同法国、德国、英国互相来往。这种关系通过罗斯王公与外国王室的联姻得到加强。弗拉基米尔在其拜占庭妻子安娜死后娶了一位德国贵族的女儿，斯维亚托波尔克同波兰国王鲍列斯拉夫一世的女儿结婚，智者雅罗斯拉夫娶的是瑞典国王奥拉夫的女儿，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则娶了英国国王哈拉里德二世的女儿。同样，罗斯各朝王公的女儿也有不少远嫁欧洲各国的统治者。 　　与拜占庭和欧洲国家的密切联系促进了基辅罗斯文化的发展。当然，由于起点低，罗斯与这些国家之间还有很大的差距。例如，由于罗斯在接受基督教时还没有自己的文字，来自拜占庭的希腊神父和主教并不要求罗斯基督徒用希腊语祈祷，一般的罗斯神职人员也不学希腊语文。因此，希腊的古典哲学、文学等优秀文化遗产在罗斯未能广泛传播。即便翻译过来的那些希腊文著作，也因为只有为数不多的手抄本而不可能普遍流传，且不说其中还有不少翻译和缮抄中的错误。罗斯人在很长时间内甚至对于基督教神学知识的了解也是不多的，因为他们得到这种知识的主要途径就是教堂的礼拜，而礼拜时用的旧教会斯拉夫语也并不是能使教徒很容易懂得礼拜的意思的。但尽管如此，古典文明的光辉多少还是通过基督教以及其他的途径照射到了罗斯的土地上。 　　随着基督教一起传入罗斯的还有拜占庭的皇权神授观念。在神父和主教们的说教中，宣传这种思想是一个重要内容。大公政权被蒙上了一轮神圣的灵光，他的统治被说成是神的意志。教徒们被要求敬畏上帝，崇拜大公，在做上帝的奴隶时，也要做大公的奴隶。但是，基辅罗斯的政治制度并没有仿照拜占庭的模式形成中央集权，基辅大公把土地分给封邑王公，对于大公之位的继承问题也没有明确的制度。因此，到12 世纪时，基辅罗斯已分裂为许多独立的公国。 二、蒙古的征服与罗斯的东方化 　　罗斯被蒙古征服的后果 　　12世纪，基辅罗斯不仅在政治上陷于分裂，而且在经济上也开始衰落。11世纪中期以来频繁不断的封建战争对经济生活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而十字军东侵引起的世界贸易主干线的改道又使罗斯特别是基辅丧失了往昔的有利地位。但对于罗斯来说，更大的打击还在后面。 　　1206年，在亚洲的腹地，一个蒙古国家诞生了。于是，一个在人类历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事件——蒙古人的征服——揭开了序幕。 　　在1218—1223 年蒙古军队的第一次西征中，加利奇、基辅、契尔尼哥夫等罗斯公国的军队曾应波洛韦茨人的请求前去支援，在流入亚速海的卡尔卡河畔同蒙古军队进行了一场激战。结果罗斯军队遭到惨败，但蒙古人也很快退回了东方。 　　1227年成吉思汗去世后，他的继承者们决定发起第二次西征。1236年，成吉思汗之孙拔都率大军越过乌拉尔山。1237 年末到1238 年初，拔都占领了除诺夫哥罗德以外的整个东北罗斯。1239—1241 年，西南罗斯各公国也相继被征服。1241 年12 月，由于窝阔台汗之死引起的继位之争，已经打到多瑙河的拔都撤军东归，1243 年在伏尔加河下游扎营，以萨莱为中心，建立了一个幅员广大的蒙古国家——金帐汗国。罗斯土地处于蒙古人的奴役之下。 　　蒙古人的到来，改变了罗斯人民的整个生活。蒙古的征服和统治不但使罗斯经济受到严重破坏，而且阻碍了罗斯在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发展。 　　蒙古大军所到之处，富庶的罗斯城市变为废墟，无数的罗斯居民遭到杀戮。仅在1237 年底到1238 年初的两个月时间里，蒙古军队就蹂躏了除诺夫哥罗德以外的整个中部和北部罗斯，并把那里变成了一片屠宰场。在此后两年的战争间隙期中，蒙古军队又以系统地屠杀居民的办法来巩固自己在伏尔加河和第聂伯河之间的立足点。1240年攻陷西南罗斯的中心基辅之后，蒙古军队毁城屠民，以致数年后教皇派往蒙古的使者普兰诺·加宾尼途经此地时，看到的是一片白骨遍野的景象，昔日人烟稠密、繁荣壮观的基辅只剩下了不到200 所房子。除了征战时的杀戮，蒙古军队还经常掳掠人口，致使罗斯的男人损失过半。此外，由于靠近蒙古人活动地区的罗斯居民纷纷逃亡，这些地方成为无人居住的荒野，多少年来的开发和经营毁于一旦。例如，在基辅以南的第聂伯河流域，在蒙古征服后出现了一个宽达120 公里左右的无人地带；顿河和沃罗涅什河之间，自被蒙古征服以来就一直是荒无人烟的。第聂伯河支流罗斯河流域原是一罗斯王公尤里·波罗西斯基的领地，但在遭受蒙古军队破坏之后，此地人口锐减，经济恢复无望，波罗西斯基被迫放弃了自己的领地，跑到沃伦公国去当了廷臣。 　　蒙古征服最深远的影响是它改变了罗斯的发展方向。征服者在罗斯推行的一套制度，给罗斯的内部秩序和生活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蒙古对罗斯的统治是一种间接的臣属关系而非直接的治理，他们在征服罗斯各公国后并未长期占领，而是很快退回了草原，“从远方统治着罗斯”。金帐汗赐给罗斯王公“封诰”，承认他们继续为各自公国的统治者，条件是罗斯王公向他称臣纳贡。如某一公国发生反叛，则对其进行惩罚性的征略。平时则派遣代表驻在公国以保持控制，即实行八思哈制度。初时，八思哈权力颇大，主要是监视罗斯王公和征收赋税。城乡居民都被登记入册，强迫其缴纳全部财产的1／10，违者即被卖身为奴。不久，金帐汗将征税权卖与穆斯林商人，实行包税制。到13 世纪末，由于罗斯人民的反抗，遂将征税权交给弗拉基米尔的大公。14 世纪初，八思哈制度亦被废除。 　　由于罗斯政治生活的中心实际上转移到了罗斯境外——汗国的都城，罗斯原有的政治结构遭到破坏。蒙古入侵前，罗斯的各个公国和公社在政治和经济上享有完全的自治，韦彻拥有立法权和司法权，并可根据自己的意志选举和罢免王公，决定战争与和平问题。而现在，金帐汗决定王公的废立，让居民参与社会事务的根据也就消失。“凡是具有自由和古代公民权利形式的东西都受到限制，不复存在。”蒙古人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到处根绝城市的自由，得以幸免者只有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在那个时代，韦彻被作为过时的东西而抛弃，甚至韦彻这个词就意味着叛乱。人民群众的政治作用日益下降。罗斯王公也变成了汗的管家，为汗征收贡赋。但也正是金帐汗的绝对权威，使莫斯科的王公们获得了关于专制权力的概念，而这种概念在日后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形成过程中被实际地运用了。 　　蒙古人实行的户口登记和人头税使罗斯王公们有了关于财政管理的初步概念。征服者那套分摊赋税的做法也在罗斯确定下来，以“索哈”作为征税单位的做法一直持续到17 世纪。驿运制度也是由征服者留在罗斯的，这一制度要求地方为汗国的使者和官员提供马匹和车辆。虽然古代罗斯已有要求居民提供饲料、大车、向导之类的徭役，但那还不是蒙古人建立的这种有组织的交通系统。由于蒙古的征服，罗斯的分裂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东北罗斯与西南罗斯和诺夫哥罗德之间都不能进行正常的交往，而罗斯同欧洲的联系更是受到严重的阻碍。这个时期的西欧尽管还处在中世纪封建制度和神权统治的束缚之下，但已兴起了一股追求知识和真理、追求改造社会和自然的能力的潮流，各种大学纷纷建立，科学和文化开始取得重要进展。而蒙古奴役下的罗斯却不得不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用来争取生存。普希金感叹道：“鞑靼人不同于摩尔人，他们征服了罗斯，但既没有给它带来代数学，也没有给它带来亚里士多德。”罗斯同西方的差距扩大了。 　　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的形成 　　罗斯被蒙古征服和奴役，给罗斯日后的发展打上了烙印。莫斯科的大公在领导罗斯争取独立和统一的过程中，继续按照蒙古的万式发展其军事、税收、土地和政治制度。14—16 世纪，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逐渐形成。 　　1328年，莫斯科王公伊凡·卡利达从金帐汗那里得到了弗拉基米尔及全罗斯大公的册封，成为鞑靼汗的代理人和罗斯诸王公的首领。他一面用贿赂金帐汗及其妻妾近臣的办法获取其信任，一面用武力和征税削弱其他公国。他“充当汗的卑鄙工具，从而窃取汗的权力，然后用以对付同他竞争的王公们和他自己的臣民”。”他的继承者们继续执行这样的政策，使莫斯科公国的实力不断增长。在伊凡三世统治时期(1462—1505)，罗斯最终摆脱了外族奴役的羁绊。瓦西里三世在位期间(1505 一1533)，东北罗斯已被统一于莫斯科大公国。在这个过程中，莫斯科的大公成了原来属于金帐汗的那些权力的直接继承人，全部土地都变成了他的私产。 　　罗斯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伊凡三世是把罗斯土地统一起来的人，但他深受金帐汗的影响，经常把不属于他的土地分封出去。由于封邑王公和领主对中央集权化的政治反抗不断被镇压，世袭领地制渐趋衰败，大公越来越多地取得了对领主、高级僧侣、修道院领地的支配权。与此同时，一种新的土地制度——军功领地制或封地制——迅速发展起来：莫斯科大公为了保证自己所掌握的军权，实行了扶植服役贵族的政策，中小贵族以服军役为条件，可以从大公政权那里获得暂时占有的土地。 　　土地的经营方式也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情况。王公、领主、修道院等大土地占有者谋求把实物租改为货币租，以适应自己对货币的需求。而大量中小贵族由于土地面积小、依附于土地的农民少而热衷于劳役制经济，他们尽可能减少农民的份地，加重农民的劳役，并且强迫农民首先耕作劳役田。 　　在这两种土地占有方式和土地经营方式中，后者显然具有明显的优势。莫斯科大公的征战和巩固政权的需要，为军功领地制和劳役制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量，使俄国走上了农奴制的道路。为了满足军功贵族的要求，1497年的法典限制了农民迁徙的权利，规定只有在每年的尤里耶夫节(旧历11月26日)前后各一周的时间内农民才可以改换主人，而且在离去前还要向原主人缴纳—笔“居住费”。这个法典肯定了农奴制关系，标志着农奴制的形成。后来，又采取了一系列旨在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的措施：1550年提高了迁徙前应缴“居住费”的数额，1581 年颁布了关于“禁年”的法令，1597年颁布了搜捕逃亡农奴的法令。农奴制度很快发展起来。 　　从蒙古入侵以来，原先以保护自己的成员为宗旨的农村公社成了一种以连环保方式保证公社成员纳税的手段。莫斯科大公不断强化蒙古人带来的原则，使公社作为自治的社会经济组织的意义日渐消失。到16 世纪末，许多农民由于无力缴纳赋税而离开公社，但留下来的人还必须替他们纳税。公社只是由于对国库有利而被用强制力量维持下来。 　　罗斯政治向专制主义的过渡是从王位继承制度的变化开始的。 　　在封建割据年代，罗斯各公国的王位继承人是在已故王公的众兄弟中产生的。在莫斯科公国，谢苗当大公的时候(1340—1353)曾决定由长子继位；大公德米特里·顿斯科伊(1362 一1389年在位)临终前曾与族中人签订契约，他的族中入宣布放弃由兄到弟的继承办法，承认父传子的继承制度。但继承问题远未就此解决，15世纪上半期，莫斯科公国的封建战争连绵不断。长子继承制的最后确立使莫斯科公国免遭分裂，但也使大公的权力越来越大。 　　伊凡三世时期，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已见雏形。这是以拜占庭的皇权观念为精神依据、以鞑靼汗的无限权力为仿效对象的制度。伊凡三世声称，除了上帝之外，他不指望任何人对他的地位予以确认，他的无限权力是上帝授予的。他的印章上刻着“受命于天的大公，全罗斯的君主”，他有时也自称为“沙皇”或“专制者”。他娶了拜占庭末代皇帝的侄女为妻，并因此而认为上帝使他成了拜占庭皇统的继承人。莫斯科大公国的国徽图案原是一位骑士踏着—条龙，他在上面又加了一只拜占庭的双头鹰。他还从意大利请来建筑师，为自己建造了模仿拜占庭式样的宫殿。在他的宫廷里，为显示君主的权威，礼节繁琐，排场豪华。 　　伊凡三世已不让显贵们干预自己的决定，使领主杜马成为直属于他的最高管理机关和咨议机关。一套官僚行政机构也开始建立，设置了管理各种专门事务的衙门。原先封邑王公的亲兵队被取消，建立了由大公直接控制的以服役贵族为主体的常备军。1497年莫斯科大公国的第—部法典确定了新的政治关系，统一了司法审判制度。对居民进行普遍的户口登记。钱币的铸造被统一于莫斯科。驿运制度在全境实行。 　　16 世纪中期，伊凡四世正式成为俄国的第一个沙皇。他在1550 年召集了俄国历史上第一次缙绅会议，通常被认为是等级代表君主制形成的标志。但伊凡四世的统治实际上是君主专制，缙绅会议，确切地说只是沙皇政权和它的代理人的会议，而这些代理人都是愿为君主献身的。而且，在伊凡四世在位期间，缙绅会议也总共只开了两次。伊凡四世不但粉碎了领主对沙皇权力的挑战，以地方管理机关取代了食邑贵族，而且使军功贵族也完全成为他的无权的奴仆。他凭借暴力手段，使莫斯科国家的所有居民无论在财产方面还是在人身方面都归他任意支配，从而使整个社会生活加快向古代东方社会的方向发展。还在16世纪初期，到莫斯科访问的西欧贵族就对大公拥有的无限权力感到惊异，认为他的权力超过了整个文明世界的所有君主，因为他可以任意处置所有人的生命财产，他的意志就是上帝的意志，任何人不能违抗；他的统治纯粹是暴君式的，以最为露骨、最为野蛮的方式使一切都服从于他的利益。在莫斯科国家，受奴役的不只是农民，也包括贵族——他们也不过是沙皇财产的保管人而已，连他们自己的人身也属于沙皇。而在差不多同一时间，立陶宛的贵族已经取得了无条件支配自己财产的权利，波兰的贵族也不仅使自己的封地成为世袭的，还取得了对于国王的很大独立性。 　　沙皇政权需要绝对的服从。残存的自由的城市公社制度最终被消灭，诺夫哥罗德召集人民开会的韦彻钟被搬到莫斯科的乌斯宾斯基大教堂，就是一个寓意深刻的象征。作为中央集权化的牺牲品，人民丧失了一切权利。这种制度形成的重要历史背景，是罗斯长期处在外敌的奴役和威胁之下。为了生存，它不仅要同东方的游牧民族斗争，还要同西方的瑞典人和日耳曼骑士斗争，而这种斗争又要求有一个中央政权来集中一切力量。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形成了一种社会意识，即每个臣民的首要义务就是绝对地顺从于沙皇、服务于国家、忠实于东正教信仰。于是，领主和贵族不可能像在西欧那样成为制约君权的力量，而只能成为大公和沙皇的奴仆；人民群众更是被置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并且必须随时准备作出重大牺牲。这种制度形成之后，便成为整个文化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 　　教会与宗教生活 　　罗斯教会在中央集权化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在西方，教会不受王权支配；但在罗斯，教会从一开始就把自己的利益与王权的盛衰联系在一起，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君主政权。 　　从雅罗斯拉夫创建罗斯教会以来，高级教职的任命乃至总主教的产生都得顺从大公的意愿。13 世纪后期，当罗斯政治中心从西南向东北转移时，教会就追随这一变动，把总主教驻节地从基辅迁到了弗拉基米尔。随着莫斯科公国的崛起，总主教驻节地又转到莫斯科。在国家逐渐统一的过程中，各公国失去了对莫斯科大公的独立性，而各教区的主教也就失去了对于总主教的独立性，因此，以总主教为首的教会上层竭力支持大公政权及其集权化措施。 　　在拜占庭帝国没落之际，原来笼罩于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世界中心的灵光，移到了莫斯科的上空。罗斯教会的思想家们适时地制造出了新的理论，来迎合莫斯科大公的需要。16 世纪初，普斯科夫叶利扎罗夫修道院的修道士菲洛费伊在给莫斯科大公的信中宣称：莫斯科是罗马和拜占庭的继承者。罗马由于被基督教分离派控制而灭亡，拜占庭由于同渎神的拉丁教徒签订合并条约而毁灭。现在，莫斯科是真正的基督之都，第三个罗马，也是最后一个罗马，因为第四个罗马是不会有的。莫斯科的君主是“普天之下所有基督徒的沙皇”。在伊凡四世加冕的时候，他被总主教称为上帝挑选的在地上替天行道的神圣沙皇。他还被抬到了“宇宙的统治者，神权的庇护者，备受尊崇和膜拜的上帝”的地位。教会也曾力图保持自己对于君主政权的相对独立地位，但这种努力终究敌不过蒸蒸日上的专制主义。伊凡三世和瓦西里三世曾想方设法把教会完全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而伊凡四世则以极其凶残的手段来争取这一目标。为了取消教会仅存的一点独立性，他在讨伐诺夫哥罗德时洗劫和摧毁了那里的修道院；他公开谴责僧侣们所犯的从酗酒到兽奸的种种罪过，为没收修道院的财产制造舆论；他以各种借口迫害和处决教会上层人士，甚至把诺夫哥罗德大主教列奥尼德贴身缝上熊皮让猎犬围捕撕咬；他还把被处决的高级僧侣的脑袋扔在总主教宫廷门前，以示惩儆。到16 世纪80 年代，教会对世俗政权差不多完全驯服了。1589年，在没有任何宗教人士参与的情况下，沙皇费多尔和他的妻兄鲍里斯·戈杜诺夫决定设置自主的莫斯科牧首公署，并指定了牧首的人选。罗斯教会同世俗政权一样，也形成了一套等级分明的教阶制度和庞大的机构。16 世纪末以前，教阶最高、最富有的神职人员是总主教。据15 世纪末和16 世纪初的税册，总主教占有10 万俄亩土地和4000户农奴，每年现金收入达数十万卢布。他还有一个人数众多的宫廷，其职能之多并不亚于大公的宫廷，在里面供职的不但有大批僧侣，还有成千的世俗官吏。大主教、主教是依次低一等的教职，也都有自己的一套机构，其中税吏、执事、司书、裁判官、执行官等职务也多由世俗官吏充任。教会地产上的居民要向主教缴纳赋税、贡品，基层教区也对主教负有纳税义务。在官方文书中，最下层的神职人员被称为“纳税神父”，他们的地位与依附于地主的农民很相似。主教们除了按时征收赋税外，还经常在辖区内巡行，享受当地僧侣准备的丰盛宴席，带走贡献给他们的物品。修道院是罗斯教会生活的重要基础，它最初出现也是在雅罗斯拉夫时期。起先，修道院几乎完全是御用宗教机构，最早的圣格奥尔基男修道院和圣伊丽娜女修道院就建在大公宫廷的附近。随着基督教的兴盛，修道院不仅成为宗教文化的中心，而且成为庞大的经济组织，拥有大量的地产并直接进行商业活动。修道士的成分也不再只是那些一心皈依宗教、想过禁欲生活的人，而包括了不少因受家庭或政权惩罚而被迫剃度出家的贵族男女。有许多富豪带着大量钱财来到修道院，继续过着和原来一样的生活。平民和穷人因为进入修道院时没有投资或带来的财物很少，就得靠服劳役为生。有许多修道院还设有囚室和地牢，专门用来监禁那些被大公和主教们控为罪犯的要人。 　　罗斯的修道院也远非是什么“淡泊宁静”的去处。虽然确有遁入空门的禁欲主义者过着清贫克己的苦修生活，但放荡腐化的不乏其人。特别是随着修道院财富的聚敛，原有的清规戒律形同虚设，许多修道士道德堕落，纵情声色，玩忽职守。在1551 年举行的宗教会议上，伊凡四世曾严厉抨击修道士的种种丑行，会议决定恢复大司祭制度，以便加强对僧侣们的行为举止的监督。异端运动是这个时期宗教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俄国有记载的宗教异端运动最早发生在14世纪的特维尔。特维尔的主教费多尔曾同诺夫哥罗德大主教瓦西里进行过关于天堂在地上还是在天上、是现实的还是幻想的争论。费多尔认为天堂不但在天上。而且是幻想的。他的这种观点被认为是异端。稍后担任特维尔主教的叶夫菲米的异端思想更为激烈，他在1390年的莫斯科宗教会议上以“不承认上帝和圣徒的教会”的罪名被革去教职。 　　大概也是在“世纪末，罗斯托夫出现了一个叫马季安的异端思想家，其观点以否认基督的两重性和反对三位一体的教义为特征。他还把圣像叫做偶像，呼吁人们不要对它膜拜。马季安的这些思想曾使罗斯托夫包括王公贵族在内的广泛社会阶层“对信仰发生动摇”。 　　14 世纪中期到15 世纪初期，一个名叫斯特里戈尔尼克派的异端运动从普斯科夫蔓延到了诺夫哥罗德。这个运动把攻击的矛头对准教会，认为教会是靠贿赂生存的，圣礼和其他宗教仪式是神父贪赃枉法的手段。这个教派举行一种“向土地忏悔”的仪式，以此同在教堂中向神父忏悔的仪式对立。编年史记载，14 世纪40年代诺夫哥罗德发生了两次大火，一些“不怕上帝、不怕上帝审判、不怕地狱报应、不盼死后复生”的人们趁着火势闯进各个教堂，抢走贵重物品和财宝，烧掉圣像和经书。这种具有反教会性质的骚乱很可能就是斯特里戈尔尼克派所为。 　　15 世纪20 年代末，斯特里戈尔尼克派被镇压，但异端思想依然存在。15世纪下半期，一个新的更大规模的运动继承了斯特里戈尔尼克派的传统，并从普斯科夫、诺夫哥罗德发展到莫斯科。它很快被蔑称为“犹太教徒”异端。据说，1471年时，有一个名叫斯哈里亚的犹太人随同立陶宛工公米哈依尔‘奥列尔科维奇来到诺夫哥罗德，此人使诺夫哥罗德的两个神父接受了他的信仰，经他们传播，掀起了这场异端运动。在1490 年的宗教会议上，“犹太教徒”异端受到谴责和诅咒，其传播者受到监禁、流放或被罚长期祈祷、斋戒。1504年的宗教会议进一步作出了无情地根绝异端的决定，许多“犹太教徒”首领被关在笼中遭受火刑，有的还被按宗教裁判所的规定拔掉舌头后烧死。一般的“犹太教徒”纷纷被革除教籍，受到种种迫害，不少人因不堪忍受而自杀。伊凡三世时，教会内部出现了禁欲派与约瑟夫派的斗争。一个名叫尼尔·索尔斯基的僧侣在伏尔加河东岸建立了一个修道院，在那里过禁欲生活，并且很快吸引了众多的追随者。他们以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点向官方的正教教义挑战，对修道院占有土地和经营“浮华的”工商业持否定态度。他们很快被称为禁欲派或伏尔加河东岸长老派。以沃洛科拉姆斯克修道院院长约瑟夫·沃洛茨基为首的正统派教会人士则竭力反对禁欲派，他们说，教会的土地和财产属于上帝，任何企图侵夺这些财产的人都是反上帝的。这一派因其首脑之名而被称为约瑟夫派。伊凡三世起先曾试图利用禁欲派来削弱官方教会的势力，实现其没收教会和修道院地产的计划。但当约瑟夫派为保证教会享受尘世的荣华富贵而宁愿放弃教权与皇权并重的理论，承认绝对的专制制度时，伊凡三世就与他们结成了联盟。禁欲派在1503年的宗教会议上受到强烈谴责，其领袖被幽禁于修道院。 　　在专制主义日趋加强的年代，表现出自由思想的异教运动频仍不断，其激进色彩越来越浓厚，甚至还提出了一些超出宗教思想范围的社会思想。16世纪中叶，贵族出身的执事马特维·谢苗诺维奇·巴什金开始宣传反对教会及其基本教条和礼仪、主张人的社会平等和政治平等的思想。他摒弃了耶稣的神性，否认神的三位一体；他认为圣餐仪式中的饼和酒是不会转化为基督的肉和血的普通之物；他否定教会的神圣意义，认为它只是信徒们的汇集之所；他说圣像只是偶像，人的罪过不可能由忏悔，而只能由今后的生活来洗刷。他以福音书为依据，认为农奴主对农奴的统治有悖于基督教教义，农奴的处境同基督关于爱世人的训诲是不相容的。他撕掉了自己的农奴的卖身契，并按自愿原则收留了他们。 　　西里尔一别罗泽尔修道院的修道士费奥多西·科索伊原是一个逃亡的农奴，他的观点比巴什金更为激进、更具有批判和抨击的味道。他说，教会的宗教仪式是僧侣们根据人类传说规定的，与神的训诫无关；圣像就是偶像，教堂就是供奉偶像的庙宇；十字架就像桠树—样并无灵异，被称为圣徒的人中有许多是拥有大量地产的农奴主，其生活未必圣洁。他不仅从宗教上揭露了教会，而且还指出了它的剥削性质。针对教会的种种劣迹，他认为在基督教中不应有发号施令的长官，也不应有争权夺利的现象。他还提出，上帝对所有的人，不论是鞑靼人、日耳曼人或其他异教徒，都是一视同仁的。这种观点体现了要求实现民族和宗教平等的理想。 　　巴什金和科索伊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形成时期劳动人民的意识形态，表达了他们对这种新制度和维护这种制度的东正教会的不满和反抗。在他们的说教吸引下，众多的城乡群众走上了异端的道路。1553年．巴什金和科索伊遭到审判。巴什金被囚于沃洛科拉姆斯克修道院，科索伊逃亡到立陶宛，他们的追随者受到缉捕和屠杀。对于沙皇来说，镇压异端是巩固和加强其统治的必要措施。 三、文化生活：复兴与停滞 　　劫后的恢复 　　蒙古统治时期的罗斯仍在困境中挣扎前进。同历史上许多庞大帝国的命运一样，蒙古的力量也逐渐衰落了。1380 年，莫斯科大公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顿斯科伊)，在库利科沃旷野大胜鞑靼军，动摇了金帐汗国对罗斯的统治。100年后，罗斯最终摆脱了外族的奴役。在此期间，罗斯文化随着经济的逐渐恢复而重新发展起来。 　　14世纪下半期以来，诺夫哥罗德、普斯科夫、斯摩棱斯克等老城市渐渐恢复了元气，莫斯科、下诺夫哥罗德等新兴城市迅速崛起，成为罗斯经济、文化复兴的中心。曾受到严重摧残的手工业开始恢复，出现了一些新的制造行业。罗斯以前没有的水力驱动装置——水磨，被普遍使用。在叙述1382年莫斯科抵御鞑靼人的文献中，第一次提到罗斯使用了发火武器。莫斯科的工匠制造了罗斯第一批火炮。谢苗在位时，罗斯开始使用纸来代替羊皮作为书写材料，当时签订的许多条约和谢苗的遗嘱都是写在纸上的。 　　同外部世界的联系也通过贸易而逐渐恢复和扩大。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仍是罗斯通往欧洲的门户。14 世纪末15 世纪初，诺夫哥罗德商人已在争取摆脱汉萨同盟的垄断而与西欧开展直接贸易。莫斯科已有了一个专门同克里米亚的热那亚移民城苏达克(罗斯人称之为苏罗日)做生意的商业公会。世纪莫斯科的市场规模使来到这里的西欧商人惊叹不已。在顿河河口的威尼斯移民城塔纳，也聚集着许多罗斯、意大利和东方各国的商人。罗斯除了输出传统的林产品之外，粮食、亚麻、油脂、鱼子等农副产品也占有相当分量。它从西欧进口的是呢绒、细麻布、铁器、金银制品、酒类、水果和香料，而从东方运进的主要是丝绸、染料、武器、首饰和香料。 　　罗斯从14世纪开始使用铸币。在基辅罗斯早期的弗拉基米尔时代，虽曾按照阿拉伯币制铸造过金币和银币，但它们在国内流通方面没有起什么作用，当时贵金属作为货币的流通是以一定重量的金属块为形式的，如格里夫纳。史籍中第—次提到卢布的使用是14 世纪20 年代：莫斯科的尤里与特维尔的米哈伊尔及其儿子为争夺大公之位而进行多年战争，1321年，米哈伊尔的儿子德米特里提出和平建议，并为此付出了2000卢布。这时的卢布是一种长方形的小银条，长约3 英寸，厚约半英寸，上面没有任何标志或印记，实际上仍是—种银锭。到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顿斯科伊)时期(1362 一1389)，莫斯科开始铸造钱币。仿照金帐汗国式样的小铸币代替了原先流通的以重量计的罗斯货币——库纳。由于鞑靼人把他们使用的银币和铜币分别称为“坚卡”和“布洛”，罗斯铸造的银币和铜币也就沿用了这两个名称。 　　14—15 世纪，罗斯的自然科学知识也有了一定的积累和普及。1352年，黑死病的猖獗使东北罗斯的人口损失了2／3，对于这一惨烈的灾难，编年史作了详细记载，其中包括对鼠疫症状的具体、准确的描写。15世纪，一些外国的医学、天文和地理方面的著作被翻译过来。罗斯人对人体、医疗、草药的知识有了发展，灵魂崇拜在上层社会的观念中逐渐淡化。数学和几何学方面的知识也在实践中得到了较多的运用。 　　同拜占庭和南方斯拉夫各国的联系在14 一15 世纪罗斯文化中具有重要意义。许多文学作品和艺术晶从那里源源不断地输入罗斯。新的知识、思想和艺术精神成为罗斯文化复兴的重要刺激因素。 　　罗斯文学中出现了强烈的怀古倾向和民族意识，人们力图从蒙古入侵前的罗斯独立时代中寻找力量和希望。流传于民间的叙事诗被汇编为基辅叙事诗集和诺夫哥罗德叙事诗集，其中基辅叙事诗集收编了许多罗斯壮士歌，它们所描写的是伊利亚·穆罗梅茨、多勃雷尼亚·尼基季奇、阿廖沙·波波维奇等罗斯勇士同鞑靼人浴血奋战的事迹。反抗异族统治的斗争是这个时期罗斯文学的主题。1380年库利科沃战役之后，莫斯科出现了不少歌颂罗斯军队胜利的作品。其中的佼佼者是梁赞人索封尼写的叙事诗《在顿河彼岸》。这部作品在形式和思想上都仿效了《伊戈尔远征记》，只不过描写的内容已是罗斯的胜利而不是罗斯曾遭受过的失败。另一部反映库利科沃战役的作品《马迈大战记》也曾广为流传，它以鲜明生动的语言、高亢激昂的感情记述了罗斯军队与金帐汗国军队的血战场面。15世纪时，许多有关这类题材的民间传说被改编为情节复杂的文学作品。 　　蒙古入侵以来，罗斯的砖石建筑一度完全停止，建筑艺术直到14 世纪才逐步恢复。1292年，在诺夫哥罗德附近建造了拔都入侵以来的第—座砖石结构的教堂——里普尼亚村的尼古拉教堂。后来诺夫哥罗德相继建造了—些教堂，但其规模都比蒙古入侵前的建筑小得多。在莫斯科，15 世纪20 年代先后建造了谢尔盖耶夫三圣修道院教堂和安德罗尼克修道院大教堂。除教堂之外，新建的宫殿也反映了当时建筑艺术的水平。1366—1367年，开始用砖石建造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以代替伊凡·卡利达时期的木结构建筑。在诺夫哥罗德的内城，也在15 世纪中叶建起了砖石结构的建筑。由于传统以及同拜占庭和南方斯拉夫各国的接触，这一时期罗斯的建筑风格与蒙古入侵前没有什么变化。全盛时期的圣像画 　　14—15 世纪，是罗斯圣像画发展的全盛时期。作为“通往天国的窗户”，圣像画已不再仅仅供奉于教堂和修道院，而进入了寻常百姓之家。在家庭中，圣像画通常挂在面向东南方的墙上，成为全家精神生活的寄托。圣像前的蜡烛要在每天早上点亮，进入挂圣像的房间先要画十字。挂圣像的那个地方是上座。直到17世纪末，圣像画一般是室内墙上的唯一装饰。圣像画的质量和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这个家庭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 　　圣像画形式多样，除了画在木板或金属板和墙上外，也有镶嵌、雕刻或刺绣而成的。有的小型圣像画是作为护身符随身携带的。 　　圣像画传入罗斯的初期，其风格完全仿照拜占庭式样，严肃而又刻板。但在经过大约两个世纪之后，罗斯圣像画已形成了具有民族和地区色彩的独特风格，出现了诸如诺夫哥罗德派、莫斯科派、特维尔派等多种圣像画流派。在这种原来一直给人以威严肃穆印象的宗教艺术中，开始流露出感情色彩。基督、圣母和圣徒们的形象更加接近于普通人，画面也更加富于动态。 　　这一时期最为杰出的圣像画家，当首推安德烈·鲁布廖夫。 　　鲁布廖夫(约1360一约1430)是莫斯科近郊安德罗尼科夫修道院的修道士，年轻时曾同当时罗斯文化的著名中心——谢尔盖耶夫三圣修道院——有来往。在鲁布廖夫生活的时代，罗斯尚未摆脱蒙古压迫，但罗斯的民族意识日益觉醒，罗斯人开始重视精神生活。鲁布廖夫绘制的圣像画线条明快，色彩柔和，人物形象生动，具有浓厚的抒情格调。1405 年，他同费奥凡·格列克和普罗霍尔一起为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圣母大教堂绘制壁画。他创作的《西特罗沃的福音》极富个性，用柔和的紫藤色和天蓝色描绘的天使形象尤其优雅、精致。1408年，鲁布廖夫和他的朋友达尼伊尔一起完成了弗拉基米尔的圣母升天大教堂的壁画。就在这一年冬天，弗拉基米尔城又遭金帐汗国军队烧杀劫掠，鲁布廖夫的壁画也被烟尘蒙蔽，直到1918年修葺这个教堂时才被发现。他在大教堂西侧拱门上所绘的天使优美而富有魅力，在那具有俄罗斯人特征的脸庞上表现出信念与乐观的神情，表达了作者对和平与安宁的渴望。 　　鲁布廖夫最著名的作品是为扎戈尔斯克城三位一体教堂所绘制的圣像画《圣三位一体》。这幅画取材于《圣经》创世纪十八章中关于神化作三位青年，到先知亚伯拉罕的家，预言其子以撒的诞生，亚伯拉罕招待他们吃饭的故事。鲁布廖夫在这幅画上用三个身材修长、具有女性般温柔的青年，来表现化为三个人物的神的形象，整个画面充满仁爱与和平的气氛。《圣三位一体》色彩明朗、纯朴，主要使用了淡蓝色和金黄色，这两种颜色是东北罗斯到处可见的亚麻花和矢车菊的象征。因此，这幅圣像画中的杰作也表现了罗斯大自然的纯朴和宁静的魅力。 　　鲁布廖夫的创作未能越出中世纪圣像画的范围，但他的作品反映了当时已形成的关于人的尊严、精神的力量和美的观念，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标志着圣像画的莫斯科流派的鼎盛时期。 　　如果说鲁布廖夫的作品洋溢着明朗、乐观的情绪，那么和他同时代的另一位圣像画家费奥凡·格列克的画风恰恰相反。 　　费奥凡(约1340 一约1405)是希腊人，出身于拜占庭，从14 世纪下半期到15 世纪初在罗斯生活。他曾先后在诺夫哥罗德、莫斯科、下诺夫哥罗德等地为许多教堂绘制了圣像和壁画，但流传下来的只有他在1378年为诺夫哥罗德的伊里英救世主教堂所绘的壁画断片和1405 年在克里姆林宫圣母受胎报喜大教堂圣壁上画的圣像。费奥凡笔下的圣者都具有坚毅、威严的神态或忧郁不安的表情，使画面充满震慑人心的感染力。据同时代人说，费奥凡“是一位可敬的贤人，能言善辩的哲学家。……他是在书籍上绘制圣像的高手，圣像画家中的出类拔萃者”。如果说他的圣像画反映了他的哲学的话，那么这种哲学的基本点就是：世界是充满邪恶的。他塑造的形象令人产生紧张、不安乃至恐惧的感觉。费奥凡是在14 世纪初君士坦丁堡画派的艺术风格上发展起来的圣像画大师，他富于创造精神，从不简单模仿别人，而善于观察生活并把对于生活的感受倾注于作品之中。他的圣像画构图自然，笔力稳健，用色朴素，内涵丰富，具有戏剧性的效果。费奥凡对罗斯绘画艺术的影响一直持续到15 世纪末。圣像画是14 一15 世纪罗斯文化的缩影，从中流露出了类似于欧洲文艺复兴前夕的那种风格和精神。罗斯的文学艺术虽然还不可能摆脱宗教和教会的束缚，但已出现了力图表现人及其内心世界的倾向。即便是宗教艺术，也逐渐接近生活和自然了。 　　专制主义与文化 　　14—15 世纪罗斯文化中出现的那种精神和风格未能继续下去。如果说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在政治上具有进步意义，那么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却使社会精神和文化生活陷于停滞。 　　为了自身的存在和巩固，莫斯科的君主竭力限制和扼杀—切它认为可能危及其统治的东西。曾在14—15 世纪的文化繁荣中起过重要作用的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被兼并于莫斯科后，新文化失去了重要的基地。1560 年，印刷术在莫斯科首次被采用，但沙皇政权担心知识的传播造成有害影响而不愿使之推广，罗斯印刷书籍的创始人伊凡·费奥多罗夫和彼得·姆斯基斯拉维茨很快离开莫斯科去了立陶宛。整个16 世纪下半期，莫斯科国家才印行了20 种书籍，沙皇政权还利用教会严格监督和控制人民的言行举止。1551年的宗教百条决议禁止人们读杂书、玩乐器、下棋、演出和观看杂耍，禁止与外国人——异教徒和渎神者——交往，甚至还禁止男人刮胡子。 　　莫斯科的大公和沙皇还实行对外封闭政策。1439年，在佛罗伦萨召开了天主教和希腊正教合并的会议，原籍希腊的罗斯总主教伊西多尔参加了会议并在合并协议上签了字。但莫斯科大公和罗斯教会拒绝承认合并协议，把伊西多尔称为“拉丁教的恶魔”并撤掉了他的职务。于是，罗斯同欧洲天主教国家的联系明显地遭到破坏。对于同外国的人员交往，莫斯科加以严格的控制。没有沙皇的允许，任何人不能出国。贵族及其子弟若擅自出国者，均以叛国论处，其世袭领地或军功领地收归沙皇，其家属将受肉刑。商人如要出国经商，必须有贵族担保，以便使他们连人带货都能肯定回来。而到俄国来的外国使节也必须经过一套繁琐的手续，一进边境就要接受没完没了的询问，然后在警察官员的陪同下踏上去莫斯科的路程。至于外国商人，他们在进入俄国时，要让官员们为他们的货物确定价格．并首先让沙皇宫廷选择购买。莫斯科还曾严格禁止从西欧进口书籍，一旦发现，立即没收并销毁。由于这种锁国政策，再加上拜占庭帝国崩溃这一外部因素，罗斯与欧洲文明几乎隔绝。 　　莫斯科国家的日常生活也同欧洲相去甚远。贵族妇女依然闭门不出，除了近亲之外见不得陌生男人，甚至连教堂也很少去，她们的唯一娱乐活动是荡秋千。富人们虽然穿着贵重的呢绒、丝绸和毛皮服装，享用着镜子、酒等舶来的奢侈品，却还没有普遍地使用椅子。住房的墙一般都是未经粉刷的。在进入宽大的前室之前，先要经过必须低头的矮门，就像钻进帐篷一样。就是士兵的生活也还如同蒙古骑兵那样，他们随身携带一些燕麦面、腌猪油、盐和辣椒，充作口粮。 　　从15 世纪末到16 世纪，由于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俄罗斯民族语言也逐渐形成，全国统一的文字固定下来。但这时的文学状况是与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逐步形成的趋势相适应的。就形式而言，圣徒传记和政论文章占了主要地位，其主题都是宣扬宗教、歌颂君主、论证中央集权的必要性，其中有代表性的是10 卷本的罗斯圣徒列传、弗拉基米尔诸王子传，伊凡四世等人的政论。这些作品的表现手法雷同，文风华而不实，艺术水准下降。 　　《治家格言》是16 世纪时由诺夫哥罗德的贵族和商人编纂的为富裕阶层治家提供依据的参考书，其内容涉及道德准则、行为规范和礼仪常识。同政治生活中的专制主义相适应，《治家格言》要求在家庭中确立家长的绝对权力。在历史著作方面，主要的有叙述喀山汗国历史及其归并于莫斯科的过程的《喀山史》和一部图说编年史。后一部著作叙述了从“创世”以来到16世纪中叶为止的世界史，并附有1．6 万幅小型精细画。这本书同时也反映了绘画方面出现的新特点，即绘画题材已超出宗教范围而开始涉及现实的事件和人物。 　　圣像画仍然是绘画艺术的主要表现形式，但在这一时期没有取得突出的成就。季奥尼西是当时比较有名的圣像画家，先后为克里姆林宫圣母升天大教堂、罗斯托夫的约瑟夫一沃洛科拉姆斯克修道院和基里洛夫城郊的菲拉蓬托夫修道院绘制过圣像画和壁画。他的作品画面华丽，有一种欢乐气氛。 　　相对而言，建筑艺术的进步要明显一些。这也许是由于建筑是最能反映中央集权国家和东正教会的威严和地位、最能满足王公显贵享受欲望的艺术的缘故。事实上，在旧址上新建并不断扩展的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就是中央集权国家形成和发展的标志。伊凡三世曾专门聘请了一些意大利建筑师为他营造克里姆林宫：亚里斯多德·费奥洛凡特设计建造了克里姆林宫内新的圣母升天大教堂，这是一座结构严整、风格简朴的建筑；马尔克·弗里亚津(鲁福)和彼得罗·安东尼奥·索拉里共同建起了多棱宫，这座以白色多棱石块为外墙的宫殿是举行重要仪式和庆典的地方；他们两人还和阿列维茨·弗里亚津等人一起设计和修筑了克里姆林宫的围墙和塔楼。瓦西里三世继位不久，在克里姆林宫内新建丁天使长大教堂。这座大教堂也是罗斯王室的祖庙，伊凡·卡利达以来所有大公的寝陵都迁到这里，以后直到彼得一世为止的所有沙皇也都安葬于此。这批来自文艺复兴发源地的建筑师带来了他们的故乡正在风行的建筑风格，也充分吸收了罗斯建筑艺术的传统，如克里姆林宫的围墙完全是意大利式的，而圣母升天大教堂和天使长大教堂都保留了罗斯教堂特有的葱头型圆顶。 第二章 俄罗斯面向西方 一、17世纪：转折的百年 　　学习西方 　　17 世纪，俄罗斯在经历了“混乱时期”之后，开始了罗曼诺夫王朝的统治。中央集权国家得到巩固，绝对的君主专制渐趋成熟。封建土地所有制有了新发展，农奴制度继续强化。这些在俄国方兴未艾的过程迥异于西欧的发展。西欧的17世纪早已不是王权的辉煌时期，英王查理一世被处以死刑，标志着新时代的开始；封建农奴制度在易北河以西早就消失，资本主义关系已在荷兰、英国确立。在经历了文艺复兴之后，资产阶级新文化欣欣向荣。 　　但是，17世纪对于俄罗斯来说也是—个不寻常的世纪。在经过了数百年的东方化发展之后，它终于迎来了自己历史上最重要的转折时期。在内部结构继续朝农奴化和专制比方向发展的同时，俄罗斯开始面向西方。 　　这—趋势在16 世纪时就已初见端倪。实际的需要迫使莫斯科的君主把眼光转向西方。最初来到莫斯科的西方人是意大利人。伊凡三世曾让本国工匠建造克里姆林宫的圣母升天大教堂，但在接拱顶的时候倒塌。他听从他的拜占庭妻子索菲娅的建议，从威尼斯请来建筑师完成了这个工程。他在位期间初具规模的克里姆林宫建筑群也是由意大利人设计建造的。西方的药剂师和军械师也开始来到莫斯科，为大公服务。 　　促使俄国缓慢地转向西方的更主要的原因是它想成为欧洲大国的强烈欲望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军事和经济的需要。16 世纪以来，俄罗斯与欧洲国家时有冲突，但由于它的发展落后于西方，为夺取波罗的海出海口而进行的战争总是不顷利。它不得不承认欧洲文明的优越，并力图从那里引进先进的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 　　伊凡四世曾在向东方和东南方的扩张中取得重大胜利，但在长达20 余年的立沃尼亚战争中，他虽曾一度得手，但最终仍然遭到失败。伊凡四世在战争尚未结束时就已清楚地看到，西方的军事技术比自己的好，而这将直接影响战争的结局。当时，按欧洲标准装备起来的波兰立陶宛军队和瑞典军队，确实使俄国军队相形见绌，伊凡四世曾想招聘日耳曼或其他欧洲国家的技师工匠来为他工作，但因瑞典的封锁而未能成功。他也曾利用被他占领的纳尔瓦港大量输入来自西方的商品，其中首先是那些“他前所未知的武器”。而波兰国王西吉蒙特在给英国女王的信中也坦率地承认，“我们迄今能够打败他，只是由于他没有教育，不懂技艺。但如纳尔瓦继续通航，则前途如何，殊难逆料。” 　　16世纪中期，一个偶然的事件为俄国与英国建立贸易关系提供了机会。16世纪的英国海外贸易已十分活跃，但绕道非洲去印度的航路控制在葡萄牙人手中。为此，英国的一支探险船队试图寻找一条经北冰洋到印度的航路。探险没有成功，但由英国航海家理查德·钦斯列尔指挥的那条船被暴风刮进了白海，到了北德维纳河的河口。当地统领把这一消息报告莫斯科后，钦斯列尔被伊凡四世召到首都，俄国沙皇对于同欧洲最富有的商业国家建立联系很有兴趣，充分利用了这条绕道斯堪的那维亚半岛的北方航路。他对于经白海来到俄国的英国商人给予优惠待遇，用俄国的木材、麻、松脂等产品换取英国的航海装备、呢绒、金属和金属制品。1555 年，英国商人开办了一家“莫斯科公司”，专事与俄国的贸易。从70 年代开始，荷兰商人也接踵而至。伊凡四世死后不久，在北德维纳河口不远处建立了阿尔汗格尔斯克城，每年都在这里举行一次俄国商人和外国商人的交易集市。16 世纪后期，在同英国、荷兰直接贸易的影响下，原来偏僻落后的北方成为经济上十分繁荣的地区，而且，全国都因此而“面向北方”，面向这个与西方交往的窗口。 　　如果说转向西方的趋势在16 世纪已经显露出来，那么到17 世纪，它就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了。 　　罗曼诺夫王朝建立之后，俄国与西方的联系有了新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外国工程技术人员来到俄国，甚至在俄国军队里也有外国军官在服务。在沙皇米哈依尔时期，莫斯科迅速形成了一个被称为“日耳曼城”的外侨居住区，住在这里的外国人从事矿冶、纺织、医药、钟表等专门技术职业或商业。1639年，米哈依尔亲自邀请当时颇有名望的德国学者亚当·奥列阿里来俄国。沙皇在邀请书中说，这位对天文、地理、土地测量和其他技艺才智很有造诣的学者，正是他所需要的专家。 　　新技术的引进为俄国手工工场的兴起创造了重要条件。1632 年，荷兰商人维纽斯取得了在图拉地区开采铁矿的权利，在这里建造了3 个水力铁工厂，生产生铁、熟铁、大炮、炮弹和铁锅，产品均以规定的价格卖给国家。瑞典人科耶特在莫斯科郊外办了一家玻璃厂，其产品主要供宫廷使用。这是俄国最早出现的一批由外国商人用外国技术开办的手工工场。在它们的带动下，国家、商人和土地占有者也办起了—些制铁、铸铜、造纸、纺织、制革、玻璃等手工工场。在这里，有些工序已采用了水动的机械装置；使用的劳动力大多是农奴，也有少数是来自城市贫民阶层的“普通工人”。 　　除了经济和技术之外，西方文化在其他方面也在影响俄国。17 世纪上半期，波兰文化对俄国上层社会的冲击已达到了相当可观的程序。波兰同俄国之间时有战争，但战争本身又是波兰文化影响俄国的方式。在沙皇的高级官员中，波兰文的书籍很受欢迎。波兰出产的各种用品也被莫斯科的显贵们用来丰富自己的生活。 　　这种西方化的倾向在罗曼诺夫王朝第二代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依洛维奇时期(1645—1676)变得更加明显了。1654 年5 月，25 岁的年轻沙皇率10 万大军远征波兰一立陶宛。这次远征标志着俄国以欧洲大国的面貌出现，同是也是俄国转向西方过程中的重要—步。 　　阿列克谢很快进入了被波兰占领了40 多年的斯摩棱斯克。翌年夏天又攻占了明斯克和立陶宛古都维尔诺。之后，阿列克谢改变策略，同波兰媾和而集中力量对付瑞典，争取波罗的海的出海口。1656 年，俄军包围了汉萨同盟的繁华港口一—里加，这是通往西欧的跳板，国际贸易的中心。但俄军久攻不克，阿列克谢最终于1658年与瑞典缔结了停战协定。 　　阿列克谢的战争目标未能实现，但战争打开了他的眼界，使他有机会直接感受到西方文明的优越。阿列克谢开始广泛地学习西方，成百上千的欧洲技师和工匠络绎不绝地来到莫斯科。阿列克谢最为重视的是西方的军事技术和军事理论，他按照西方的模式组建了俄国最早的一批正规的常备军团队。俄国在16世纪时已有了一支常备军——射击军，但这支军队还不是正规军，射击军士兵住在莫斯科或其他城市的特定地区，平时从事手工业和小商业，与城郊居民没有什么区别。而现在的正规军由征募兵和志愿兵组成，请外国军官按照外国方式训练。阿列克谢搜集了许多西方军事著作，并要求编写适合俄国军队需要的兵书，解释如何制订作战计划，如何组织进攻和防守。他还积极筹划建立舰队和商船队．因为他在俄军围攻里加时痛感海军的重要。军事力量的增强要以经济力量为后盾，阿列克谢又建立于一些新的手工工场。他开设了医科学校，希望用西方的知识和标准来培养俄国的医生。 　　阿列克谢曾到过维尔诺和普沃茨克等立陶宛和波兰城市，那里的欧洲式文明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开始按照欧洲的标准和时尚来改造自己的生活方式。他的宫室装饰了西方的雕塑和时髦的壁画，他下令建造西班牙式样的玻璃夏宫，他的服装按波兰式样裁剪，他的肖像按西方流行的艺术风格绘制。他还下令使用盘、碟、刀、叉吃饭，宫中的禁卫军要穿外国式样的制服。他也喜欢西方的娱乐方式，建起了俄国最早的宫廷剧院——娱乐宫。 　　阿列克谢的西方化努力，对俄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不断引进西方新的生产技术、鼓励外国商人在俄国投资办厂，促进了俄国工场手工业的逐渐形成；而同西欧国家之间海上和陆路贸易的迅速发展，也加快了俄国各地的市场和集市融合为全俄统一市场的过程。 　　西方文化越来越多、越来越快地进入了俄国生活。到17世纪末，俄国的贵族已在竞相模仿西欧的生活方式，他们热衷于学习日耳曼语、拉丁语和法语，收集外国书籍成癖，入迷地仿效欧洲的社交方式，还开始学吃生蔬菜、吸鼻烟。曾是摄政的索菲娅公主的宠臣瓦·瓦·戈利岑公爵，是一个完全用欧洲方式培养出来的贵族。在得宠之后，他的欧洲嗜好表现得更加明显。他拥有丰富的波兰文和德文藏书，其内容涉及宗教、政治、法律、军事、实用科学以及拉了语文法；他的宅邸装饰着许多外国艺术品，其豪华陈设与意大利的王宫仿佛。他认为贵族应该把自己的孩子送进波兰学校接受教育或聘请波兰籍的家庭教师，他要求向他提供所有欧洲国家及其政府的情况介绍，并用拉丁文同外国使臣谈论欧洲事务和英国革命。 　　但是，在西方的科学知识、生产技术乃至生活方式被引进的同时，俄国的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仍在继续发展。 　　沙皇政权之所以把目光转向西方，决不是为了改变现存制度，相反，是为了寻求加强和巩固这种制度的物质手段。这一时期，为了保证作为军队基础的服役贵族的地位，同时也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和增加国库收入，沙皇政权开始允许阵亡的服役贵族的亲属继承其封地，允许服役贵族将其封地购置为世袭领地。这样，世袭领地和军功封地之间的差别逐渐缩小，领主和服役贵族也逐渐融合为统一的贵族地主阶级。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使得地主对农民的劳役剥削加剧，农民的地位进一步恶化。农民失去了在尤里耶夫节前后迁徙的权利，地主追捕逃亡农民的期限从5 年逐步提高到9 年、10 年、15 年，最后由1649年的法典规定，不管农民逃亡多久，一旦捕获，连同其家庭及其财产一律归还原来的主人。贵族们可以用农奴来结算彼此的债务，可以连同土地或不连土地出卖农奴，强迫农奴嫁娶，任意对农奴施暴。 　　残酷的压迫使得大量走投无路的农民逃亡到南方，成为哥萨克。在顿河及其支流一带，从15 世纪以来就有哥萨克居住，其成分主要是逃亡农民。到17世纪，哥萨克的行列由于源源不断的补充而迅速扩大。哥萨克恢复于已在消失的公社的传统，实行一种类似韦彻的“环座会议”制度，在这种大会上，他们选举统领，讨论诸如出征、分配掳获物、同莫斯科的接触等重大问题。哥萨克是俄国农民反对农奴化过程的产物，也是17 和18 世纪农民战争的主力。1667—1671年，由斯捷潘·拉辛领导的农民起义，反映了俄国人民对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的强烈仇恨。但农民起义及其所要争取的制度并不包含任何新的因素，因此，它终究不能为俄国历史开辟另外的道路。随着拉辛的被处决，沙皇政权及其所代表的制度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对西方文化的反应：崇欧与排外 　　在发展与西方的经济贸易往来、利用西方的先进技术的同时，沙皇政权在精神方面实行极为严格的封闭政策，因为它认为西方的思想——甚至西方的宗教信仰——将会腐蚀和动摇俄国制度的基础。传统的价值标准受到大力宣扬和倡导，东正教作为俄国精神生活支柱的作用得到加强。俄国为发展经济而聘请来了外国人，但这些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被指定在城市中专门为他们划出的地区居住，目的是为了限制有害思想和异教传染给俄国人。 　　但是，商业和战争终究使俄国与西方接近了。俄国人通过周围的立陶宛、波兰、德国、瑞典以及远方的英国和荷兰了解和认识了西方，这种接触使思想的交流不可避免。寻求西方物质文明的努力必然地导致西方思想潜移默化地渗入俄罗斯。 　　西方思想对俄国的影响首先表现为一部分俄国人接受天主教，向往欧洲生活，甚至产生变革俄国社会的朦胧意识。 　　17世纪上半期，由于大批波兰人来到莫斯科，少数俄国贵族高官逐渐对天主教产生兴趣。一位名叫赫沃罗斯季宁的公爵受到波兰人的影响而传染上了异教信仰，他保存着“拉丁”神像和书籍，不去东正教教堂做礼拜，还殴打去教堂的自己的同胞。他以高傲的态度轻蔑地指责他们和他们的精神生活，说他们对信仰的态度是不合理的，他们的生活是在靠谎言维持。他攻击神的使者，不承认死者可以复生。他还带有谴责意味地把莫斯科的沙皇称为专制君主，这可能同时反映了他对波兰贵族所享有的自由的向往。由于对自己生活的环境感到格格不入，他还产生了离开俄国去立陶宛的念头。俄国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曾经指出，赫沃罗斯季宁对冷酷的拜占庭教会礼仪和被这种礼仪所浸透的整个俄国生活抱着深刻的反感，他是一个天主教式的特殊的俄国自由思想者。赫沃罗斯季宁的自由思想受到官方注意。他保存的“拉丁”神像和书籍被抄走，并被免去教衔、革去官职，发配至修道院受管束，直至1624 年具结放弃异教后方获释。 　　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依洛维奇时期，欧洲的技术、欧洲的物品、欧洲的书籍乃至欧洲的人都更多地进入了俄国，欧洲文化对于那些能够接触到它的俄国人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吸引力。大贵族、著名外交官奥尔金——纳晓金虽为沙皇重臣，但却对俄国的制度持否定和谴责态度，认为欧洲的做法与俄国不同，而且做得更好。他还经常向自己的儿子沃因灌输这种思想，从而使沃因从小就景仰西方。老纳晓金为了使儿子受到欧洲教育，专门安排了一些被俘的波兰人充当他的教师。这些波兰人向他描绘了西方文明的景象，特别是给他讲述了波兰自由的故事，进一步激发了他对欧洲的向往之情和对俄国生活的厌恶。1660年，沃因利用充当外交信使出国给自己父亲送信的机会，逃到了波兰，后来又到了法国。然而，作为一个俄国贵族，沃因对西欧的生活也难以适应，在国外不稳定的地位最终迫使他忏悔了自己的罪过，于1665年得到沙皇的宽恕，返回了俄国。但是，导致沃因逃亡的那种痛苦心情和他所经历的精神悲剧，是东方化的俄国转向西方时必然产生的社会后果，并将长期折磨那些最先感受到西方文化优越的有学识的俄国人。 　　对西方文化不断加深的了解必然产生变革俄国生活的愿望。索菲娅的宠臣戈利岑公爵不仅受到欧洲教育、享受欧洲物质文明，而且还深受欧洲政治文明的影响。还在费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朝代，他曾参与改组军队的工作并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这项工作的结果是在1682年取消了按门第规定官阶的制度。这位西方化的公爵还提出了对俄国进行改造的汁划，其中包括局部改变农民的地位，更明确地规定农民的义务；让居民有从事工商业的自由，以刺激他们的进取心；给贵族以部分自由，允许他们到国外去学习军事；把俄国的经济变为货币经济，等等。尽管戈利岑的设想在当时俄国政治复杂动荡、经济尚未摆脱不发达状态的情况下是难以实现的，但它反映了欧洲文化的渗透所产生的影响。戈利岑这位西方化的公爵怀有使俄国同其他国家并驾齐驱的愿望，他尽力做了一些实际的事情，如积极促进俄国工商业的发展，修建公路、设置驿站、树立里程标杆等。在他当政时期，莫斯科兴建厂3000多幢石头建筑。有人认为，戈利岑之所以与索菲娅保持情人关系，是为了谋取权力地位以实现自己的主张。戈利岑最后因宫闱之争而落得—个凄惨的下场，但他的改革设想与18 世纪初彼得一世的改革是有很多接近之处的；他所做的努力也并非全无结果。那些年，俄国经济较为繁荣，商业和手工业有了发展，科学知识受到重视。 　　对西方文化的另一种反应是俄罗斯民族和宗教排他性的强烈抵制。 　　单是在贸易方面，作为弱者一方的俄国就出现了民族主义强化的倾向。早在伊凡四世时代，由于沙皇政权给予英国商人优厚条件，以及英国人对俄国人的蔑视，俄国商人中就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情绪。17 世纪初，英国的商业公司获得了一些新的特权，进一步加剧了莫斯科工商业居民的排外性。米哈依尔为沙皇时，英国人想得到通过伏尔加河进入波斯的权利，但俄国商人向沙皇表示，此举虽能使国家通过关税而获利，但商人的事业却将瘫痪，因为他们竞争不过英国人。在费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朝代之初，荷兰公使曾请求允许荷兰商人在俄国同波斯人做生意，并允许波斯人把生丝经俄国运到荷兰，但俄国商人坚决反对，担心这将把他们“逐出商业”。在西方商人面前的软弱无力的地位使莫斯科的商人不但对西欧人十分憎恶，而且还把这种感情扩大到对西欧的风俗、传统、甚至西欧人的外表上。 　　随着俄国和西欧交往的逐渐扩大，俄罗斯人对“拉丁人、路德教徒和加尔文教徒”的不信任感也发展了。莫斯科的君主聘来外国人为自己服务，那些俄国官员们“恨”屋及乌，不但对这些外国人充满敌视，而且连带地憎恶起外国的“港口”和“服饰”。这种情绪也许在普通劳动群众中更为强烈，因为他们不仅是外国人最鄙视的下层人民，而且还预感到外国人将使他们承受的负担和压迫更为加重。在大多数俄罗斯人的心目中，甚至连同样信仰东正教的白俄罗斯和小俄罗斯人都是异教徒，更不必说外国人了。17 世纪中叶，沙皇侍臣、热衷于西方化的列季谢夫曾在莫斯科附近建造了一座修道院，请来了30 个小俄罗斯僧侣教授希腊文、拉丁文、哲学和修辞学，但有些被送来学习的莫斯科青年不愿意学，他们认为要是学会了拉丁文，那就会走入歧途。 　　作为东正教思想的传播者和保卫者，教会竭力抵制西方思想的渗透。当鲍里斯·戈杜诺夫想要建立学校，请外国人来教俄国青年学习外语时，僧侣们反对说，俄国在道德风尚、宗教习惯、语言文字方面都是统—的，如果语言多了，国家就会发生混乱。沙皇阿列克谢时期的总主教尼康被分裂教派认为是个危险的革新派，但他对西方科学和西方思想的敌视、他对各种现象的理解以及他的思维方法，却同分裂教派没有什么两样。他曾因为同他谈话的人引用了物理学而勃然大怒：“你不用上帝的圣书来作答……你用来作解答的却是物理学……以及其他可笑的谎言。”当莫斯科的一些画家采用西方艺术家的方法绘制新式圣像画并受到达官显贵们的青睐时，尼康下令没收这些圣像画，并宣布以后继续画这类圣像画的人将受最严厉的惩罚，根据阿列克谢的旨意，这些圣像画被收集起来埋入土中，画家则被革出教门。 　　17世纪末期的总主教约基姆也非常典型地代表了这种局限性和排他性，他甚至在遗嘱中还不忘关照：不准异教徒在任何地方建造罗马天主教堂和德国路德教堂，不准鞑靼人在任何地方建造清真寺，不要实行拉丁人和其他外国人的风俗习惯，不要按照外国的式样改变服装。 　　但是国家的迫切需要最终是与这种局限性和排他性冲突的，稍有远见的莫斯科大公和沙皇都为满足这种需要而谨慎地削弱这种局限性和排他性。军队建设、对外征战、兴办工业，都要求越来越多的数学、物理学、化学、地理学等知识和其他各种专门技术。把俄国变成一个军事、经济强国的愿望使俄国转向西方的趋势日益加强，在这个过程中，崇欧与排外这两种倾向同时产生和发展，并成为日后俄国社会思想中西方派和斯拉夫派的源头。 　　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分裂 　　17世纪下半期，俄国宗教和社会生活中最突出的事件是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分裂。 　　导致俄罗斯教会分裂的直接原因是牧首尼康所进行的宗教改革。从罗斯接受基督教以来，宗教仪式发生过一些变化。起初划十字是用两个手指，从12世纪末开始，用三个手指划十字逐渐被公认，做礼拜时呼“阿利路亚”的次数也被认为应该是三次。16 世纪中叶，教会内部对宗教礼仪的形式产生了不同意见，最后由1551年的宗教会议作出决定：划十字用两指而不用三指，赞美词“阿利路亚”呼两次而不是三次。在教堂绕行时应顺着太阳升落的方向而不是迎着太阳。到17 世纪，这种礼仪形式在俄国已成为根深蒂固的习惯。从1652 年起担任俄国东正教牧首的尼康认为，俄国流传的手抄经书错漏不少，与希腊原本有许多不同；俄国东正教会实行的宗教仪式也与希腊人所实行的旧礼仪不同，而且在俄国不同地区，神父们施行的宗教仪式也有出入。为了提高教会的权威，尼康不顾教会和世俗守旧势力的反对，着手进行旨在统一经书和仪式的宗教改革。而沙皇阿列克谢，此时正欲将乌克兰和巴尔干国家的正教教会合并于俄国教会，因而支持这一改革。 　　1654年，尼康召集教会会议，提出了按照希腊文原本重新翻译所有宗教经书、制订统一的宗教仪式的问题，并获得会议通过。根据这个决定进行的礼仪革新主要有如下内容：划十字用三个手指而不是两个手指；对耶稣的赞美词“阿利路亚” 呼三遍而不是两遍；在教堂中绕行的礼仪行列不再顺太阳升落方向而迎着太阳；祈祷时的跪拜改为鞠躬礼；某些祷词的内容和赞美诗的歌词作了修改；神父的服装也作了变更。新的宗教礼仪书籍很快在全国各地分发并要求实行，坚持旧礼仪的教徒受到严厉指责，在1656 年的“东正教周”中，教会当局宣布把继续用两个手指划十字的人革出教门。 　　对于尼康的改革，许多神职人员表示反对，他们要求保留旧的宗教仪式和经书，于是，形成了旧礼仪派，俄罗斯教会出现了分裂的征兆。尼康对宗教仪式的改革本身是没有什么重要意义的，君士坦丁堡的牧首曾劝告他不要搞这种改革；他自己并不重视同旧礼仪的维护者在宗教礼仪形式上的分歧，而主要是想以此达到使教徒绝对地服从于教会的目的。而旧礼仪派所关心的首先是宗教仪式而不是信仰本身，他们反对尼康改革的思想基础是对外来文化的抵制和排斥。旧礼仪派的主要领袖、大司祭阿瓦库姆大声疾呼：俄罗斯不需要拉丁习俗和德国式的举止。神父拉扎尔向沙皇阿列克谢恳切陈词：他请来的那些外国人都是伪君子，他们的那些知识也都是蛊惑人心的异端邪说；古法是上帝赐予的楷模，只有坚持信守，才能得到幸福，否则便会遭受惩罚。莫斯科的辅祭费多尔认为，尼康的荒谬想法将带来灾难。俄罗斯的末日就要来临。旧礼仪派钓这些观点得到了科洛缅斯克大主教巴维尔·里沃夫公爵和其他一些大贵族的支持。旧礼仪派同尼康派的争论十分激烈。阿瓦库姆诅咒尼康，说他是“亵渎上帝的异端”、“披着羊皮的狼”、“恶贯满盈的罪魁”，该遭电劈雷击。而尼康则在沙皇的支持下，把阿瓦库姆和其他旧礼仪派的首领流放到遥远的西伯利亚。1656年宗教会议后，对旧礼仪派进行了大规模的迫害，他们被放逐到边远地区的修道院，有些人还被割去舌头或遭笞刑。但旧礼仪派并没有停止活动，其队伍还有所扩大。有些领主也参加了旧礼仪派的运动，试图以此来削弱沙皇的中央集权。许多农民以及城市工商民把旧礼仪派运动作为反抗农奴制度和沙皇官吏专横行为的一种形式，以表达反对剥夺他们自由的意愿。 　　但尼康很快同沙皇发生了冲突。尼康希望建立一个不受王权左右的教权，他甚至认为神权应高于世俗政权，“正像月亮的光来自太阳一样，沙皇的权力来自教会”。他还经常蔑视沙皇，干预政务。尼康的所想所为明显地与正在发展的专制制度不相容，引起了沙皇的不满。1658 年，尼康以辞职相要挟，但沙皇不予理睬。1666年召开的宗教会议革除了尼康的牧首之职，并将其流放。但宗教会议仍决定，要继续彻底地实行改革，并把坚持旧仪式的人革出教门。同时对旧礼仪派的迫害加剧了。全国到处搜捕旧礼仪的维护者，对他们进行审判、拷打乃至处死。对于这些残暴的行径，阿瓦库姆愤怒地表示：“火烧、鞭笞、绞刑架，怎么能用这些来建立信仰呢?我不知道，这样能教育出什么样的信徒?我的基督没有要求我们的使徒去这样行事。”他还曾写信给沙皇阿列克谢，希望他释放被囚禁的旧礼仪派教徒，惩罚那些异教徒、拉丁人和犹太人。当他确信不可能获得沙皇的支持时，便诅咒他将在地狱中受上帝的火燎。但阿瓦库姆自己在普斯托泽尔斯克的土牢中被囚禁了15 年，并在1682年被活活烧死。为了躲避教会和世俗政权的迫害，旧礼仪派教徒们纷纷逃亡到伏尔加河东岸的森林中，住在用木头和泥土修建的简陋房屋中，过着宗教社团的生活。当政府派来部队围剿时，一个社团的全体成员不论男女老幼都集中到祈祷室中，然后点上火，唱着祷歌，在烈焰中自焚。1675—1695年间，以这种方式自杀的旧礼仪派教徒达2 万人。但旧礼仪派的活动仍然没有平息。到18 世纪，政府终于承认了旧礼仪派存在的权利，俄罗斯东正教会正式分裂为尼康派和旧礼仪派。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分裂恰恰发生在俄国转向西方之时，这不是偶然的巧合。面对更为优越的西方文化的渗透，分裂运动从宗教生活的层面上反映厂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强化。犹如在商品交换过程中，绝对弱的一方必然在一定时期内采取自我保护措施一样，在文化交往中，落后的俄国对先进的外国表现出本能的抵制也是不可避免的。 　　当时，俄国在文化上与西方的差距是十分明显的。由于缺乏教育，即便是相对来说有学识的神职人员也只能以对东正教的忠诚而自夸。他们不懂雄辩学、修辞学和哲学，但“胸有基督智慧”，而实际上直到尼康改革前，大多数神职人员连神学都很少了解。至于一般的劳动群众，更是处于普遍的不开化状态。缺乏同外部世界的联系，造成了他们的闭塞、无知和对新事物的排斥。当然，没有文化教养并不是敌视外来文化的根本原因。旧礼仪派顽固地抓住旧东西不放，谴责对传统习惯的否定，这种态度根源于弱者对强者、被压迫者对压迫者的憎恶。劳动群众大量地参加分裂运动，绝非仅仅是由于宗教的原因。由于俄国社会经济的落后，俄国转向西方的努力是以下层人民的处境进一步恶化为条件的。旧礼仪派教徒抱怨说，他们被剥夺了自由的生活而受到侮辱和欺凌，他们被剥夺了商业、农业、手工业和以前所有的事业，繁重的赋税使他们陷于赤贫，饥饿使许多人死亡。而且，他们把自己生活的这一切不幸都归咎于从阿列克谢以来的沙皇受到异教的迷惑。分裂教派认为，从阿列克谢开始，所有的沙皇都是基督的敌人，他们的一切做法都是反基督的。如果考虑到正是从阿列克谢时期开始，俄国加快了转向西方的步伐的话，那么也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出，由尼康的宗教改革所引起的俄罗斯教会的分裂，实际上是以宗教形式表现出来的西方文化与俄国传统的冲突。 　　书籍、学校、文学、戏剧和巴罗克艺术 　　17世纪，俄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对新的科学知识有了更为迫切的需求，有许多西方的地理、几何、医学、军事等方面的著作被翻译成俄文出版，其中包括梅尔卡托尔的《地图集》，卢卡，德林德的《地理学》，解剖学创始人安德列·维萨利的著作，介绍伽里略学说的《自然哲学课本》，瓦里高森的《步兵阵法与计谋》以及《荷兰军事法规》等。 　　俄国人自己也编写了—些介绍新知识的书籍。1611 年，出版了一本以著名地理学家梅尔卡托尔的《地图集》为依据的《宇宙学》，这本书是由俄国人编写的，共76 章。《地图集》的翻译者、乌克兰人叶皮法尼·斯拉维涅茨基为《宇宙学》所作的序中，介绍了托勒密和哥白尼关于宇宙系统的学说，并附有哥白尼的“太阳系”示意图。 　　1627 年，沙皇政府编纂了一部《大地图集》，其中包括了俄国的所有城市以及它们之间的交通线路。此书虽然还十分简单，但它是一部使俄罗斯人认识自己国家领土的书。此后，随着俄罗斯人在亚洲北部和东北部的考察和探险，陆续出版了有关这些地区的地图集。17 世纪末，俄国最早的地理学家之—、西伯利亚史专家谢苗·列麦佐夫绘制了《西伯利亚全境图》，稍后又完成了《西伯利亚大地图集》。这些地图集的出版使地理学知识在俄国得到了发展。俄国人也编出了自己的实用教程。亚·米哈伊洛夫为满足军事需要编写了《步兵、炮兵和其他军事科学教程》，其中涉及了数学、物理、化学等方面的知识。 　　由于西方图书的大量流入，17 世纪俄国图书馆的数量也显著增加。除了教堂、修道院、宫廷、政府机关的藏书馆外，贵族高官、教会上层人士的私人藏书也频为可观。这些藏书馆或私人收藏中，德文、波兰文、拉丁文、希腊文图书占绝大多数，这一事实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时欧洲文化对俄国渗透的规模和程度。 　　俄国的正规教育也是从17 世纪开始的。由于教育的重要性开始被认识，17世纪下半期，政府、修道院和少数显贵兴办了一批学校，主要教授神学、拉丁文、希腊文、修辞和算术。1687年，由著名诗人西梅昂·波洛茨基倡议，建立了斯拉夫——希腊——拉丁学院。这是莫斯科的第—所普通高等学校，主要培养国家官员、高级神职人员以及各类学校的师资。学校的教学内容，除了经院哲学以外，还包括外语、逻辑、物理以及心理学方面的知识。担任教师的希腊籍学者把亚里士多德关于逻辑学的论述编成了教材。在他们的教学指导手册中，当代西欧思想家的成就也得到反映，例如，意大利哲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康帕内拉的著作就被引用。当时能进学校学习的人数还是很少的．受教育被认为是—种特权。 　　17 世纪的文学也体现了这个时期新的文化因素增长的趋势。17 世纪上半期，文学的主要形式仍是政论，其内容多为抵抗外国干涉、农民战争以及探讨俄国遭受动乱和浩劫的原因。在少数作品中，也表现出了对人的个性的肯定。从17世纪中叶开始，这种倾向得到发展，出现子被称为俄罗斯第一部小说的《萨瓦·格鲁津传》，这部作品描写了—个普通人的内心世界和生活遭遇。一些民间讽刺文学作品表达了人民群众朦胧的民主主义理想。《谢苗卡的法庭》描露了贪赃枉法的法官，《卡利亚津的请愿书》把人们追求现世幸福的权利同教会禁欲主义对立起来，《约尔希·叶尔绍维奇传奇》则反映了17 世纪的土地问题。这类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俄国社会思想的发展。还有一些文学作品以旧的体裁表达了新的内容，大司祭阿瓦库姆用圣徒传形式写的自传就具有这一特点。尽管阿瓦库姆是旧礼仪派的领袖，在政治上十分保守，对新文化持强烈的否定态度，但在他身上同时也体现了时代的精神，他在同尼康派的论争中表现得不像圣徒而俨然是政治领袖，他的自传也不是表达对宗教的虔诚，而是宣扬自己的生平和个性。 　　在17 世纪下半期的俄国文学中，最著名的人物是西梅昂·波洛茨基(1629—1680)。西梅昂·波洛茨基是白俄罗斯人，自1664 年起定居莫斯科。他博学多才，既是教会和社会活动家，也是剧作家和诗人，并当过沙皇的家庭教师，被同时代人称为“在逻辑学方面最雄辩，在哲学方面最明辨”的人。他具有启蒙思想，经常抨击神职人员的寄生生活和腐化堕落，蔑视占星术士的活动。他创作了大量诗歌，其风格和体裁丰富了俄罗斯诗歌的形式，并且使音节诗的体系趋于完善。他所作的喜剧剧本《浪子回头金不换》强调了教育的重要性，认为“如果现在的青年想不靠学问而生活下去，那么他就会染上不良的习惯。”他还写过悲剧《尼布甲尼撒王》。这两部剧本使他成为俄罗斯戏剧创作的鼻祖。戏剧在俄国出现是17 世纪下半期的事情。这里指的戏剧是有剧本、有道具和布景、有专门演出场所的表演艺术形式。在这以前，戏剧艺术还处于萌芽状态，如民间艺人的演出和举行宗教仪式时的某些表演活动。沙皇阿列克谢在克里姆林宫内建起了最早的宫廷剧院，1672 年上演了第一部话剧《阿尔塔薛西斯》，当时从导演、演员到舞台布景人员都是外国人，稍后才有俄国人上台演出。据一位到莫斯科访问的德国人记载，阿列克谢认为在宫廷剧院演出戏剧时，音乐伴奏有伤大雅，因此下令免除伴奏。阿列克谢死后，宫廷中的戏剧演出一度停止，到18世纪初才恢复。 　　17世纪俄国的绘画和建筑艺术受到当时欧洲流行的巴罗克风格的影响。这种风格起源于意大利，随后传播到法国、英国、西班牙以至全欧。在绘画方面，它强调表现人的感情，讲究华丽和气派；在建筑方面，则崇尚宏伟、精细和豪华的装饰，大量采用圆柱、圆顶以及以古代神话为题材的雕刻。 　　这一时期，俄国的绘画开始挣脱中世纪圣像画艺术的束缚，力图真实、准确地表现客观世界和现实生活。这种倾向在莫斯科画家西蒙·乌沙科夫(1626—1686)的创作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乌沙科夫认为，绘画应该像镜子那样再现真实的世界，艺术家应该把他所看到的东西描绘出来。在乌沙科夫所作的圣像画中，圣者的形象和容貌与生活中的普通人没有多少差别。l7世纪后期，俄国圣像画的形式与风格已不能适应上层社会的审美需求了，西欧的绘画艺术及其更为现实主义的审美原则受到推崇。这时，已有不少欧洲画家在俄国宫廷中服务，为建设中的克里姆林宫兵器馆作画。 　　17世纪，原来流行于莫斯科、诺夫哥罗德、雅罗斯拉夫等地区的建筑流派逐渐为全俄统一的艺术风格所代替，而这种全俄风格则明显地追随着欧洲的时尚。 　　1636年，沙皇米哈依尔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中建造了一座被称为“捷列姆”的皇宫。这座宫殿下宽上窄，共有5 层，顶楼有宽敞的阳台和娱乐厅。在整体结构上，捷列姆宫显然受到西欧建筑的影响，但其平面和正面的不对称性，色彩鲜艳的窗饰、栏杆和阶梯，以及室内装饰方面仍具有中古时代罗斯木结构建筑的风格。 　　传统的木结构建筑也有了新的发展，其代表作是17 世纪60 年代在莫斯科近郊的科洛缅斯克建造的一座皇宫。科洛缅斯克皇宫有270 个房间，3000个窗户和众多的尖顶，装饰豪华，色彩如画。尽管皇宫已在18 世纪时毁掉，但保存下来的模型和设计图纸表明，西梅昂·波洛茨克把它称为“仅次于所罗门王宫的世界第八奇迹”并非是信口开河。 　　17世纪末叶，俄国流行一种被称为“纳雷什金巴罗克”或“莫斯科巴罗克”的建筑风格。这种风格源于纳雷什金家族的庄园建筑，是从俄国中世纪的不对称或无序风格向西欧巴罗克风格过渡时期的建筑式样，普遍采用圆柱和白石雕塑装饰。当时，有许多宫室、府邸都按这种式样建造。宗教建筑也受这种风气影响，出现了一些外形具有明显的世俗格调的漂亮的多层教堂，如著名的莫斯科菲里村的圣母节教堂、波克罗夫卡的圣母升天教堂等。 　　巴罗克风格是从波兰经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传入俄罗斯的，其影响所及，不仅限于绘画和建筑，还包括了诗歌和宫廷文学，西梅昂·波洛茨基、西·梅德维杰夫等人的作品中就有这种风格的痕迹。巴罗克在俄国的作用类似于文艺复兴在欧洲的作用，它对于促进俄国文化挣脱中世纪形式的束缚、促进个性的扩张和解放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谈到俄罗斯文化生活中的这些新因素的时候，不能不注意到宗教和教会仍然起着重要作用。文化和学术传统主要保存于修道院内，编年史主要还是由教会人士修撰；文学的主要题材都与宗教有关，而且所有文学作品全都用教会斯拉夫语写成；神学仍然是教育的基本内容，非宗教的科学还远未产生广泛的影响；而绘画、建筑等艺术形式也大多与宗教内容联系在一起。 二、改革与启蒙 　　彼得一世的改革及其矛盾 　　17世纪以来俄国转向西方的努力，为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作了准备。俄国的18 世纪是以举世闻名的彼得一世改革开始的。当奋发图强的俄国君主彼得—世亲历西欧社会后，他就不能不为那里先进的文化所折服。为了改变俄国的落后面貌，他大刀阔斧、毫无顾忌地进行了改革。他所采取的旨在使俄国欧化的政策，对俄国社会经济、政治和全部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奠定了使俄国成为现代国家的基础。 　　彼得一世把争取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得到通往西方的出海口看作是摆脱俄国不发达状况的必要条件。几乎在他执政的整个时期中，他都在为此目的而进行旷日持久的战争。所以，他的欧化政策的首要目标，也就是增强为战争所必需的军事和经济力量。 　　彼得一世加快了按照欧洲方式改造俄国军队的过程。他建立的正规军有统一的武器装备、服装式样，并根据统一的条令进行训练。他还在波罗的海创建了一支拥有数百艘战船的舰队。为了满足军事需要，彼得—世狂热地开采矿藏、兴办工厂。纺织、冶金、军械、造船等工业迅速发展。他推崇西方的重商主义，大力扶植商业，鼓励俄国商人建立贸易公司以扩大同国外的商务联系，还在阿姆斯特丹、伦敦、里斯本等地没立了领事馆。他实行财政改革，并通过使通货贬值、征收名目繁多的捐税——从蓄胡税、洗澡税、抽烟税到人头税——来为国家收入开辟新来源。他为发展经济而修筑了新的公路并着手开凿运河，还统一了全国的度量衡制度。 　　增强军事和经济力量还需要知识和技术。彼得一世曾隐姓埋名游历西欧，学习造船，研究海军事务，参观工厂、学校和博物馆，旁听议会会议。他积极引进外国技术，招聘了英国、德国、荷兰、瑞典等国的大批专业技术人才来俄国工作，给予他们高薪和其他优厚待遇。他干预和推动了对贵族阶级的正规教育，创办了世俗的初级学校和各种专门技术学校以及军事学校，改变了原来只有教会学校的状况。不少贵族青年被送到西欧学习，归国时还要进行严格的考试。他还下令成立彼得堡科学院，并广为延揽西欧第一流的学者，从而形成了俄国第一个非宗教的科学中心。为了促进文化的传播，减少印刷书籍和学习读写的困难，一种比较简易的新字体代替了原先的教会斯拉夫字体。西方的科学技术书籍被大量翻译出版，其中尤以数学、造船学、城堡建筑学和军事学方面的著作为多。 　　1702年底，根据彼得一世的指示，俄国出版了第—份报纸——《新闻报》。它马上便成为官方宣传革新、报道国内外经济、政治和军事活动的重要工具。这一年还建立了俄国最早的公共剧院，使戏剧第一次有了广大的观众。1719年，在彼得—世直接关心下建成的俄国第一个博物馆和第一个公共图书馆正式开放，供人自由参观和使用。彼得—世希望，人们能够在这里开阔眼界、增长见识。 　　彼得一世决心改变俄国人生活中的陈规陋习，推行欧洲人的生活方式和时尚。1698年，这位急不可耐的改革家从西欧一回来，就亲自动手剪掉了前来迎接他的贵族们的大胡子。随后又宣布，剪掉胡子是全体居民的义务；若要保留胡子，必须缴纳重税，只有僧侣才能豁免。这种改变俄罗斯人习惯的做法看来似乎微不足道，但它实际上是彼得一世新政策的一个象征，因为东正教会把胡子视为“上帝赐予的饰物”，俄罗斯人自豪的标志，不留胡子被认为是亵渎神明的行为。1699年，彼得一世又向传统的俄罗斯服饰开战了。当时，俄国贵族都穿着拖到脚跟的宽袖长袍和天鹅绒无袖袍。彼得一世认为这种服装十分碍事，在一次宴会上他动手剪去了显贵们身穿的大袍的长袖和下摆。不久又颁布命令，要贵族和市民一律穿欧式服装，并且具体规定“匈牙利式男长眼不得长于吊袜带衔接处、内衣要短于外衣”等等。彼得一世以前，俄国采用的历法是教会历，新年从“创世日”9 月1 日开始。1699 年末，彼得一世决定改用许多欧洲国家通用的儒略历，新的一年从1 月1 日算起。 　　彼得一世在涅瓦河口的荒岛沼泽上建起的都城圣彼得堡是欧化政策的纪念碑、改革时代的标志。这座城市不仅有按欧洲时尚建造的漂亮的石结构建筑、有喷泉和雕塑的公园、壮观的涅瓦大街林荫道和俄国最早的照明路灯，它还是俄国人生活方式欧化的先锋。彼得一世派往欧洲留学的贵族带回了那里上层社会的风尚和爱好，国内的贵族子弟也要在学校里学习上流社会的风度举止，彼得本人也常在宫中教授各种礼节，并要求严格实行。他还令其亲信布留斯等人编写了——本教导贵族子弟待人处世的书，名为《青年正则》。这本书规定了青年在居家、外出、工作和生活中的行为准则，如谦虚、礼貌、温和等等，还具体要求青年养成文明习惯，如不随地吐痰，不当众搔痒，走路应挺胸阔步而不低头看地或侧目视人，进餐时不舔手指、不啃骨头、擦嘴用餐巾而不能用手，剔牙必须以一手遮口。诸如此类的规矩还有许多。这本书在首都和其他城市广泛流行，彼得在世时就曾3次印行，对形成上流社会的礼仪习惯起了很大作用。彼得一世破除了一些束缚妇女的旧风俗，他下令禁止妇女带面纱，要求贵族和商人带自己的妻子女儿参加社交活动。l718年，他亲自倡导举办“大舞会”这种以娱乐、交际、非正式讨沦问题为目的的社交聚会。他为大舞会拟定了章程和宾客的行为准则，规定由高官显贵轮流作东。大舞会—般从下午5 点到晚上10点，参加者是外交官、官员、富商、学者、技师及其夫人和儿女。主人无须迎送客人，只要准备好舞会场地并提供糖果、烟草、饮料以及棋桌便可。彼得的改革不只限于世俗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同时也涉及到俄罗斯的宗教生活。 　　彼得—世是个不信教的沙皇，他不敬上帝，经常揶揄挖苦教会和神职人员。1698年他从国外回来后，不是先到克里姆林宫向圣像膜拜，而是立刻去莫斯科的侨民区找外国人。当教会人士意识到沙皇准备破坏传统的俄国生活时，便制造了所谓上帝显灵、圣像流泪等种种“怪象”，试图使彼得—世感到惧怕而停止他那些反基督的做法。但彼得根本不以为意。1720年，圣彼得堡—个教堂发生了圣像“哭泣”的事情，彼得—世闻讯后立即下令将这幅圣母像取来，当场查明了制造这—“异事”的拙劣手法，严惩了作伪者。 　　在18 世纪初的改革中，俄罗斯东正教会在国家和社会中的地位最终被确定下来。为了削弱教会的经济实力．沙皇曾在1701 年和1724 年两次颁布命令，不准修道院购买和交换土地，剥夺其支配领地收入的权利，规定修道院有义务赡养退伍的老弱官兵和提供办学校的经费，要求神职人员遵从占制、“用自己劳动的手养活许多乞丐”，取消修道士的等级制度，所有人都只能分配到一份简单的口粮并都要学会一门手艺。 　　彼得一世还把由国家管理教会的新思想逐步付诸实施。1700 年，总主教阿德里安死后，彼得有意不指定新的总主教，只是任命支持改革的梁赞主教雅沃尔斯基以“总主教圣座临时守护者”的资格处理日常宗教事务。1721年公布的《宗教事务管理章程》规定：取消总主教一职，沙皇为东正教“最高牧首”，在教会之上设宗教事务管理局，教会活动限于精神方面，不得干预政治、不得插手世俗事务或仪式。于是，教会完全成为国家的附庸。自1722 年开始，宗教事务管理局的首脑就一直由世俗官员担任；在这个机构巾任职的高级神职人员必须像世俗官员那样宣誓效忠沙皇、无条件执行沙皇旨意、为保卫沙皇的一切所有权和特权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 　　彼得—世虽然自己不信基督，但他深知宗教对于巩固专制政权的意义。当一位具有自由思想的显贵塔季谢夫对几本圣书冷嘲热讽时，彼得用权杖把他打了一顿，并且教训他说：“你竟胆敢破坏这根使整个音调保持和谐的琴弦!我要让你知道，应该如何崇敬圣书，不要把维系整个结构的链条扯断。”1718 年颁布的一项法令规定，教徒必须严格履行其宗教职责，凡不作忏悔者、凡在节日和礼拜日不去教堂者，都要受到罚款惩处；对那些不敬畏沙皇、胆敢叛逆的人，都要开除教籍。彼得还使宗教活动直接服务于政治目的。1708 年，教会向各敦区转发了沙皇的命令：神父应从仟悔者的忏悔中了解是否有人图谋不轨．并及时报告上司。1722年的《宗教事务管理章程补充规定》又明确地重申了这—点。在政治方面，彼得一世确立了绝对的君主专制制度，最终结束厂等级代表君主制的最高机构——领主杜马——的活动。在考察和研究了西欧的行政组织之后，他改革了陈腐的国家管理系统，对中央和地方行政机关的设置和职能作了新的调整和规定。直属于沙皇的参政院是国家最高管理机构，同时负责制订法律和法令。为了监督国家机关和官员的活动，设置了直接向沙皇负责的总检察官一职。原来机构重叠、职责不清的约50千衙门被陆军、海军、外交、手工工场、商务、税务等11 个院所取代。在地方，首先在各城市设立了独立于行政长官的地方自治机构，以满足城市工商居民的利益；尔后，在全国设省级行政单位，省的总督直接隶属于中央，国家行政管理权因此而更加集中；1719年又将全国分为50个州，作为地方主要行政单位，各州有一套完整的行政官僚机构，州以下又设若干区。在俄国广大的领土上，形成了统一的行政管理体系。彼得一世的改革使俄国的欧化达到了高潮，但改革也包含着尖锐的矛盾和冲突。 　　和以前的沙皇一样，彼得引进西方文化的基本目的不是为了改变俄国的现存社会及其制度，而是为了保护它，增强它的力量，巩固它的基础。他十分迷恋英国的造船技术，但对英国的议会制度却不感兴趣；他对路德教并不关心，但他却学习和仿效了瑞典教会的管理制度。他大量引进西方技术，狂热地建立工厂，如果在西方先进国家，这将意味着雇佣劳动制度的发展，但在俄国，彼得却把城郊的农民弄到工厂去，使他们成为农奴工人。这个时期，俄国还出现了被强制为国家服役的工厂主。 　　彼得一世是以东方式的手段来力图使俄国西方化的，他“用野蛮制服了俄国的野蛮”正如他在l723 年回顾自己的事业时所说的那样：“一切都是强迫作成的。”而这种做法，正是莫斯科公国时代形成的传统。由于这一原因，他的改革对俄国的发展产生了互相矛盾的双重作用，即贵族的地位和生活方式的欧化和劳动群众处境的恶化。 　　由于军事改革，贵族在其与国家的关系中的地位有了改善。彼得时期，对贵族服役的报酬形式已不再是封地，而改为货币薪金。虽然继续向贵族赏赐土地，但这已不再是使贵族服役的手段而只是对服役的奖励；贵族得到这些土地也不再是暂时的，而是作为私产。1714 年的长子继承法规定，军功领地和世袭领地统称为不动产，成为世袭地产。此举完成了17 世纪开始的军功领地和世袭领地融合的过程。贵族从原先以服役为条件占有土地而变为土地的主人，其作用也开始类同于西欧封建国家中的贵族。虽然他们还没有获得“自由”，但成为其不动产的土地至少为“自由”奠定了经济基础。 　　改革使贵族的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开始更广泛、更直接地模仿欧洲的上流社会。彼得兴办的各类学校、各种专业都以西欧为榜样，教育思想、教育内容乃至教师也基本上是从西欧引进的，这使得贵族——教育的主要受惠者——迅速欧化，上层阶级与下层人民在文化上的差距扩大。 　　在彼得一世力图使俄国欧化的同时，他继承和强化了传统的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他不可能、也决不会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利益作为其政策的出发点，相反，完全是以牺牲他们的利益为代价来实行改革的。俄国农民不仅在经济上为彼得的政策承受了沉重的负担，而且在人身方面受到更残酷的奴役。仅仅是为了建造欧式的新都彼得堡，成千上万的农民在没膝的沼泽中用原始的工具劳动，成千上万的人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死去，又有成千上万的人被驱赶来顶替。农民的地位越来越接近于古代东方专制国家中被奴役的下层阶级。政府颁布的关于缉捕、遣返逃亡农民，由地主负责督促农民缴纳人头税等法令，为18世纪中期农奴制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发展准备了条件。可见，尽管彼得的改革使俄国生活的表面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俄国社会的深层结构仍然朝着原来的方向发展；尽管贵族的生活方式欧化了，但传统文化继续影响着90％以上的居民。 　　在俄国欧化过程中出现的这种平行的反方向运动长久地影响着俄国社会及文化的发展。直到19 世纪上半期，在一代平民知识分子形成之前，俄国的新文化实际上只是贵族的文化。 　　启蒙思想的传播 　　还在l7 世纪前半期，伴随着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一股与反封建斗争密切联系的进步思想潮流就在英国兴趣，到18 世纪初，这股潮流已发展为席卷西欧的波澜壮阔的启蒙运动，启蒙思想家们批判宗教黑暗势力，宣扬无神论；争取政治自由和公民平等，希望建立以“天赋人权”为基础的“理性王国”；主张科学应脱离神学而为改善人类处境服务，认为传播知识是创造新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启蒙运动的浪潮很快越过易北河．波及东欧和俄罗斯。彼得一世的改革为俄罗斯打开了面向西方的门户，同西方交往的扩大为启蒙文化东渐俄罗斯创造了条件。18 世纪上半期，俄国涌现了—批西方新思想的鼓吹者。 　　费奥方·普罗科波维奇是彼得一世时代俄国最有学识的人之—。他出身于基辅一个小商人家庭，在结束基辅神学院的学业后曾到罗马深造。当他在1704年返回俄国时，不但带回了霍布斯、培根等西方著名学者的著作，还带回了西方社会新的精神。他认为，国家具有非宗教的性质，它应以人民的意志作为存在的基础；国家政权是从社会契约中诞生的，而这种契约又是以天赋理性为原则的。他主张通过开明的专制制度去实现“公共幸福”，并且认为彼得一世的统治就是这样的政权。他虽然担任高级神职，但视教育为社会进步的根源，热衷于普及非宗教的教育和传播非宗教的知识。 　　彼得一世的时代还造就了像瓦·尼·塔季谢夫这样的既是科学家又是思想家的人物。塔季谢夫当过矿业工程师、炼矿厂厂长、炮兵专家和行政官员，同时对地理、历史、哲学等也很有研究。他熟知西方哲学，对洛克、笛卡尔和霍布斯等人的思想十分了解。他从“天赋的理性”出发，阐述了人身自由的价值：“自由当然对人是如此必要和有用，以至无论哪一种幸福都不能与它比较．无论什么东西都不能和它相配。”他也认为国家是契约的结果，主张君主要像家长一样为大家谋取利益和安宁，臣民则应保持对君主的忠实和顺从。同当时许多受到西方思想影响的贵族一样，他认为开明君主制度最适合：于俄国。作为启蒙思想家，塔季谢夫特别强调教会的压迫和宗教的纠纷对普及教育的危害，并对阻碍文化发展的宗教裁判进行了强烈谴责。他提出，科学需要自由，而整个国家及其各个阶层都需要科学，教育的方向应该从神学和经院哲学转到非宗教的道路上去。 　　当时的俄国进步思想家大多曾经亲历西方社会，受到西方文明的直接熏陶。安·德·康捷米尔在担任俄国驻伦敦和巴黎大使期间深受启蒙学者的影响，翻译了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和其他一些书，并为在俄国宣传科学和普及教育写了许多文章。这个年轻的贵族相信，道德的基础就是合理的教育，而不是阅读圣书或圣徒传记；个人乃至人民的幸福就直接建筑在这种基础之上。这些“合理的、人道的”思想后来曾受到别林斯基的高度赞扬。 　　随着西方新的生产组织形式的引进，伊·吉·波索什科夫这样的经济学家也应运而生了。在1724年写成的《论贫困和财富》这本书中，他主张加快发展手工业、工业和商业，把生产和贸易比作国家的生命线。他拥护彼得一世的改革，但具有反对贵族的思想倾向，认为应该用政治的力量来缓和、调整地上与农民的关系，制定法律以限制地主对农民的过分剥夺，把按农奴人数征收捐税的办法改为按土地和播种面积的大小来实行。 　　18世纪中叶，在俄国思想的舞台上出现了一位伟大的学者——米·瓦·罗蒙诺索夫(171l 一1765)。罗蒙诺索夫出身于俄国北方一个农民家庭，19 岁时冒充贵族子弟进入莫斯科的斯拉夫——希腊——拉丁学院。1735 年毕业后被选送到彼得堡科学院学习，一年后又奉派到德国的马尔堡深造。1741年回到彼得堡科学院工作，4 年后成为科学院院士。罗蒙诺索夫学识渊博，不但在物理、化学、地理、天文、文学、语言学和历史学方面颇多建树，而且还是一位十分活跃的启蒙思想家，他注意到了农奴制度下农民的困苦处境，主张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状况。他认为，人民生活现状的改变只能通过发展生产力和普及科学、教育来实现，因此竭力主张继续彼得大帝所开始的那些旨在促进国家经济文化发展的改革，提出用科学的成果来发展工业，设立面向人民的教育和医疗机构，禁止教会对科学和教育的于涉。他还对封建等级观念提出批评，认为人的地位只能取决于自己的事业而不是取决于祖先的荫庇。尽管罗蒙诺索夫还没有直接地对农奴制度进行批判，但他的思想为正在兴起的俄国启蒙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 　　18 世纪中期以后，西方的启蒙浪潮越来越猛烈地冲击着俄罗斯。伏尔泰、狄德罗、孟德斯鸠、卢梭、马布里等名家的著作被大量地译成俄文出版，其中，仅伏尔泰的俄文版著作就多达60 余种。当时，莫斯科大学是接受和讨论新思想的中心。在这所刚建立不久的大学里，人道主义、宗教宽容、“开明专制”和“贤明的立法”、先进的经济理论和教育思想，都是贵族知识分子津津乐道的话题。俄国的启蒙思想空前活跃，并很快形成为一场声势颇大的运动。 　　揭露和谴责农奴制的残酷和不人道，主张限制专制君主的权力，是俄国启蒙运动的主要内容。 　　在波列诺夫、科捷尔斯基、杰斯尼茨基、诺维科夫等启蒙学者的著作中，都能看到对农民的深切同情和对农奴制度的批判。他们认为，农奴同贵族一样，是生而平等的；农奴制不仅和博爱精神毫无共同之处，而且使整个国家面临瓦解的危险；农民是国家的基础，“社会的灵魂”，他们保证着社会的幸福和发展、国家的进步和巩固，应该得到尊重、爱惜和保护，而不应受专横、暴行和侮辱的对待。有些启蒙学者指出，即使从纯粹的经济角度来看，农民的处境也必须改善。科捷尔斯基说，要推动农业发展，首先要使农民有生产的兴趣，为此应该使农民享有动产和不动产的私有权；当农民拥有自己的产业时，他们就不会逃亡了。波列诺夫主张限制农奴制度，使每周劳役日不超过一天，赋税额也有明确规定，以便保证农民能从事自己的经济而不致破产。当时任驻法国和荷兰大使的德·亚·戈利津在给兄弟的信中写道：农奴制对俄国没有好处，它只能阻碍农业的发展和国家的进步，所以，应该把它连同沙皇制度一起废除。他提出的具体办法是：解放无地农民，地主把土地出租给自由农民或使用雇佣劳动力。上述这些关于天赋权利、私有财产、租赁和雇佣的概念，明显地带有西方新思想的印记。 　　在18 世纪下半期俄国启蒙学者提出的国家政治改革的方案中，也不乏西方自由主义学说的痕迹。曾经师从亚当·斯密的莫斯科大学教授杰斯尼茨基写了一篇题为《关于俄罗斯帝国建立立法、审判和惩罚权力的概念》的文章，主张设立一个享有立法权的“执政的参政院”，其成员由各省的地主、商人和手工业者选举产生，每5 年改选一次，以便各地区和各阶层的利益能及时在这个机构中得到反映。杰斯尼茨基设想的这个“执政的参政院”的职能与立宪君主制中的立法议会相似。这一旨在限制君主权力的方案显然受到自由主义中关于权力制衡理论的影响。 　　著名作家杰·伊·冯维津(1744—1792)也深受立宪思想感染，他也许是当时唯一明确提出政治自由问题的启蒙思想家。冯维津出生于莫斯科一个贵族之家，从小受到良好教育，在莫斯科大学毕业后到外交部任职。在他看来，如果君主根据理性的呼唤，保持公正和贤明，并且吸收社会贤达参与国政，那么“这正是一个民族实际的政治自由”。为了实现这个自由，就必须有法律，使每个公民都不害怕滥用权力的现象，使任何人都不会成为某个人的暴行或怪癖的牺牲品。他强调，是人民把政权委托给了君主，因此君主不能变为反人民的暴君，否则，“人民拯救自己的权利是永远存在并不可动摇的”。他的这些见解对后来十二月党人的立宪计划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强调启蒙和理性的决定性作用，是18 世纪下半期俄国启蒙思想的一个特点。思想家们为改变现实开出的药方是：普及教育，启发地主、官员和君主的良知，使他们自觉地奉行高尚的、人道的原则。如果说俄国的农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揭竿而起时打出的旗号是“打倒地主”、“拥护好沙皇”，那么俄国的启蒙思想家在揭露和批判农奴制的罪恶时也极少触及代表这种制度的“好沙皇”。当时，许多西欧的启蒙学者对俄国的过去持否定态度。在他们眼里，俄国的整个历史是—个必须尽可能迅速、尽可能彻底结束的野蛮时期，只有彼得大帝还能够得到某些尊敬，而这也只是因为他不惜以极端的方式与自己国家的传统决裂。真正想“破坏”和“重建”的缘故。他们中有一人曾说过这样的话：“在这个国家，一切都须要去做，确切地说，一切都必须消灭，重新做起。”而在俄国启蒙运动中，除了个别例外，绝大多数思想家从未以如此强烈的态度来否定俄国的现实，他们没有提出或承认用革命方式反对现存制度的问题，相反害怕发生人民起义和暴力行为。 　　亚·尼·拉吉舍夫(1749-—1802)是一个远远超出于他的同胞的俄国启蒙者，他的思想比同时代的其他先进的俄国人更接近于西方的启蒙思想——尤其是卢梭的思想。 　　拉吉舍夫生活的年代恰好是俄罗斯受到西方启蒙文化猛烈冲击的年代。1749 年，他出生于萨拉托夫省一个贵族地主家庭，7 岁时被送到莫斯科读书，后来进入彼得堡贵族武备学校。1766年，他作为该校的优秀生被派往莱比锡大学，在自然科学、历史、哲学方面获得了广博的知识，并掌握了德、法、英、意和拉了文。1771 年毕业回国后，他曾先后在参政院和海关任职，对农奴制俄国的腐朽有深切的感受。在结识了诺维科夫后，他就经常在诺维科夫的刊物上发表文章，鼓吹自由。他在翻译法国启蒙学者、空想社会主义者马布里的著作时，对“专制制度”一词作了如下解释：“专制制度是一种最违反人类天性的制度”，并且指出，如果君主利用手中的权力反对人民，人民就完全有权把他当作罪犯来审判。1773 年开始的普加乔夫起义促进了拉吉舍夫政治思想的成熟。当时，由于职务之便，他接触到了不少有关这次起义的材料。他开始相信，只有人民革命才能推翻农奴制度。 　　拉吉舍夫酷爱自由，视自由精神如同上帝。他主张宗教宽容、减轻刑罚、改善诉讼程序并使之人道化；他谴责农奴制度，说它是无视天赋的人人平等的权利的现象；他呼吁直接使用暴力的方式去否定俄国的传统与现实，建立一种新的社会，从80 年代开始，他以政论家和文学家的身份不断宣传农民起义的思想。在他的作品中，最著名的是《自由颂》和《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拉吉舍夫的《自由颂》一反颂诗的阿谀文体，纵情讴歌了他所向往的自由。他把自由称为“上天恩赐的幸福礼品，一切伟大事业的源泉”。 　　请允许一个奴隶来把你歌颂， 　　快用你的激情来燃烧我的心胸， 　　使出你雷霆万钧的力气奋起一击， 　　将黑暗的奴隶制化为光明! 　　…………………… 　　行使你的权力吧， 　　沙皇会因你的声音而战栗大惊。 　　拉吉舍夫盼望着“将置沙皇于死地的暴风雨”的来临 　　开号召用暴力推翻专制统治： 　　战斗的队伍到处出现， 　　“希望”把大家武装起来， 　　人们急于把自己的耻辱 　　用戴王冠的刽子手的血来洗去， 　　欢呼吧，被束缚的人民， 　　这个天赋的复仇的权利， 　　已把沙皇送上断头台。 　　1789年，拉吉舍夫完成了《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一书，并在自己的家庭印刷所中印刷了650 册，其中大部分赠给亲友，有几十本是卖出的。这本书以旅行随笔的形式描写了作者从彼得堡到莫斯科一路上的所见所闻。拉吉舍夫展现了一幅幅农奴制压迫的悲惨画面：农民担负着沉重的劳役和赋税，他们被戴上镣铐像牲口一样被出卖，还要遭受残酷的刑罚。他形象地刻画了专横凶暴的贵族地主、穷奢极欲的达官显宦，把他们的兽性赤裸裸地暴露在人们面前。他还直截了当地指出，沙皇就是“所有恶人中最凶恶的一个”，从而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18 世纪的俄国社会政治制度。拉吉舍夫预言：“被压在沉重枷锁下的奴隶们一旦绝望得暴怒起来，便会用妨碍他们自由的镣铐击碎……灭绝人性的老爷们的头颅，用老爷们的鲜血染红田野!国家会因此而失掉什么呢?奴隶们中间很快就会出现伟大的人物来代替被击倒的家伙；但这批伟人将……抛弃那种压迫别人的权利。这并不是梦想，视线已透过时间的厚密帷幕，尽管这帷幕还遮蔽着我们展望未来的目光；我向前看透了整整一百年。”拉吉舍夫的这部著作不仅为俄罗斯文学开辟了批判现实主义的道路，影响厂众多的进步作家，同时也是俄国政治思想史上的光辉篇章。普希金曾经说过，在《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这本书中，反映了启蒙运动的整个哲学。 　　从总体上说，18 世纪下半期的俄国启蒙运动与同时期西欧的启蒙运动不是处在同一层次上，两者在深度、广度和社会效果上都是有很大差异的。在当时的俄国，尽管资本主义生产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商品货币关系也有了较为明显的扩大，但经济的增长是同农奴制的加强紧密联系在—起的，它还没有造就出—支有效的新的社会政治力量。例如，俄国的工业基本上都是官营或由地主、富商经营，并且仍然以农奴劳动为主；对外贸易的发展也只是把更多的地主吸引进商品生产的浪潮。俄国的启蒙运动很大程度上不是产生于国内成熟的社会经济条件，而主要是西欧资产阶级思想运动强大冲击的结果。俄国启蒙思想家激烈抨击农奴制度，为灾难深重的俄国农民呼喊，但很难说他们代表了新的生产力。启蒙思想在俄国从来没有获得像在西欧那样广泛的基础，它始终只是在—部分先进的贵族知识分子中传播。因此，法国的第三等级手中的思想武器在俄国不可能发挥同样的作用。由于受到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俄国没有也不可能产生像伏尔泰、卢梭那样深刻、系统的思想家，俄国的启蒙者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独立的思想体系。 　　但是，俄国的启蒙运动终究把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引进了俄国的社会意识，使俄国思想开始了近代化的过程。 　　“开明专制” 　　西欧的启蒙运动不但对俄国社会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对俄国的君主政权也具有推动作用，“开明专制”即是最明显的表现。 　　18世纪中后期，在启蒙运动的大潮中，“开明专制”盛行于许多欧洲国家。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曾延聘伏尔泰顾问国策，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与卢梭私交甚好，西班牙的查理三世接受了启蒙学者的某些意见，而在意大利，贝卡里亚的政治改革主张也对政府产生厂实际的影响。这些国家的“开明君主”们—般都有限度地接受了某些自由主义原则，实行了诸如改进司法审判程序、削弱教会权力、放松对工商业的控制、调整赋税制度等改革措施。但他们都不愿把改革扩大到国家制度方面，不愿限制专制君主的权力。 　　在俄国，彼得—世的女儿叶丽萨维塔女皇在位期间(1741—1761)曾实行开明专制，她与西欧启蒙学者时有联系，并特聘伏尔泰为彼得堡科学院名誉院士。请他编写一部像《路易十四时代》那样的著作——《彼得大帝时期的俄国历史》。她明确宣布继续彼得一世的方针，恢复了彼得—世实行的一系列政策，使俄国保持欧化的方向。 　　叶卡特琳娜二世即位后，俄国的开明专制进入了鼎盛时期。女皇博览西欧著名启蒙学者的著作，并积极支持将其翻译出版。她经常与伏尔泰、狄德罗、孟德斯鸠等人通信，还热情邀请—些人来俄国访问。在执政前期，她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例如以法律形式肯定宗教宽容，禁止刑讯、减轻刑罚；在地方管理方面尝试分权原则，没收教会和修道院地产，取消专卖制度，没立“自由经济学会”等等。 　　为了编纂一部新法典以取代1649年法典，她曾阅读了孟德斯鸠、贝卡里亚等人的法律著作．还专门召见麦西尔，听取他对编纂国家法典的意见。1767年召集的新法典编纂委员会是一个具有立法会议性质的机构，其代表部分由中央机关和教会派出，但主要由贵族、市民、国有农民、哥萨克和非俄罗斯民族选举产生。596名代表带来了1465份委托书，在委员会中为自己所代表阶层妁经济和政治利益呼吁、辩护。召集新法典编纂委员会本身是一个进步，但这个机构毕竟只是专制君主手中的工具。法国《百科全书》的编纂者狄德罗曾以为叶卡特琳娜二世真的愿意实现他们的主张，因而建议她把这个委员会变成一个常设的立法机关，把立法权归于人民。但俄国女皇在1769年以俄土开战为由解散了这个并不能发挥实质性作用的委员会。 　　1773年狄德罗应邀访俄，适逢普加乔夫起义。天真的狄德罗又一次向叶卡特琳娜二世建议：从根本上废除农奴制度以防止农奴反对地主的起义，实行一系列有效的改革，以推动社会进步。而叶卡特琳娜二世则以残酷的手段镇压了普加乔夫起义，并使农奴制度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进一步发展了，尽管她曾一再在西欧启蒙学者面前自诩为农奴制的反对者，而且谈到过逐步取消农奴制的问题。她的政策实际上就是彼得一世的政策：她继续坚持使俄国欧化，同时又继承了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的传统。 　　在叶卡特琳娜二世执政前期所进行的有限改革中，可以看到当时已在西方广为传播的自由主义的影响。在她给新法典编纂委员会的敕令中不乏自由主义的词句，其中有许多是直接从西欧思想家的著作中抄袭而来的。她宣称她的统治是为了谋求“共同的福利”，“一切公民的平等就在于对他们适用同样的法律”；她要实行分权原则，使参政院成为“法律的库房”，并对司法制度进行相应的改革。这个敕令中的某些原则在后来的立法中得到了一定的体现。 　　叶卡特琳娜二世的经济自由主义观点集中反映在《论手工工场》的笔记和她就其中的一些问题所作的96 个注释中。《论手工工场》的笔记是否由叶卡特琳娜二世亲自所作尚不能肯定，但它是在1767 年3月由叶卡特琳娜二世交给手工工场委员会的，女皇命令该委员会仔细研读，把它作为给参加新法典编纂委员会的手工下场委员会代表的指示。至于注释，大概是手工工场委员会研究了笔记之后向女皇呈递了—份报告，而女皇又对笔记作了一些具体解释。叶卡特琳娜二世认为，健康的经济发展具有自然的、自发的性质，政府的原则应该是既不禁止，也不强制，她说，“任何东西都天然地采用与它适应的形式”，不必要由上面来作任何规定。经济将发展出什么分支以及这些分支将在哪里出现，这取决于居民的需求。不用为工厂过多而担心，不足的需求会限制它们进一步发展，同样，赢利的企业将会扩大。她认为，手工工场委员会最基本的原则应该是：谁想用诚实的方式得到面包，那就让谁自己去干，而不要去妨碍和干扰他们。“没有什么比想为一切东西制定规则更加危险的了”，她甚至表示希望看到手工工场委员会无事可做，而这个委员会也真的在1779 年被撤销了。她反对向某些工厂主提供专营权，认为国家唯一能够利用的方法是奖励和解释。她也反对由国家为经济发展规定统一的计划：“永远不要去想象，你们能够如同在餐桌上给修道士分面包那样，给各县分配同样的财富。” 　　除了主张经济活动自由和解放个人主动性外，叶卡特琳娜二世还赞成私有财产的原则。她在给总检察官的指示中说，处理私人财产问题时不应该用政治法律的力量，而要用民法，因为“民法是用母亲式的眼光来看每一个人的，只要这单个的人对社会具有同样的价值”。对私有权的承认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个原则，它后来在人权宣言和拿破仑法典中都得到了肯定。当然，叶卡特琳娜二世心目中的“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农叔显然是被排除于这个概念之外的。这使得她的观点与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在表面上是接近的，而在深层却是有本质差别的。事实上，她也只是把人身自由和财产权利给了贵族和商人。在叶卡特琳娜二世朝代，贵族的地位明显加强，1785年颁布的《俄国贵族权利、自由和特权诏书》最终使贵族能够不再承担国家义务而享有一切特权。而在此之前，俄国还不存在自由的人，甚至贵族也只不过是以与农民不同的形式而成为国家的财产。但是，解放贵族的后果是农奴制度的扩展和强化，贵族获得自由的代价是农民进一步失去自由。 　　叶卡特琳娜二世时期，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在俄国已有比较广泛的传播。18 世纪60 年代，亚当·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任教时，他的学生中就有一些来自俄国的贵族青年，如达什科夫公爵、杰斯尼茨基、特列季亚科夫等人。后来，在俄国的大学里也开设了斯密理论的讲座，科学院的院士被请入宫中讲解斯密的学说，政府还拨出5000卢布用于翻译斯密的主要著作，就叶卡特琳娜二世本人的经济自由主义观点而言，似乎较多地受到法国重农学派的影响。重农学派主张经济自由，认为国家与工商业之间存在着一种自然的联系，不可以人为的力量干预或限制。受洛克、卢梭等人思想的影响，重农学派强调个人、个人权利和个人财产应该受到尊重。他们的学说的出发点是认为存在着一种与人为秩序相对立的”自然秩序”，这种自然秩序是最完美的；个人对自己的利益最为了解，应该让他依据自然法对自己的利益作自由的判断和处理，国家对此不应施加影响而只须加以保护。因此，Laissez faire，laissez passer，即自由放任，成为重农学派的基本原则之一。此外．重农学派在政治方面主张实行世袭的君主制，不赞成扩大人民参政的范围，但认为君主必须开明，能实行自由政策，国家只应是自然法的管理者，立法的目的是反映存在于自然秩序中的基本法则和废除有违自然法的法律。重农学派的这些思想与叶卡特琳娜二世的观点是颇为接近的。 　　叶卡特琳娜二世的开明专制反映了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引起的社会变革要求，完全把它视为欺骗性的姿态是不合适的。确实，叶卡特琳娜二世一方面与西欧启蒙学者保持联系，另一方面却把俄国的启蒙者诺维科夫投入监狱、把“十恶不赦的”拉吉舍夫流放西伯利亚；她—方面自称具有“真正的共和主义者的感情”，另一方面却视法国革命为洪水猛兽。这种极端对立的表现与其说反映了这位女皇的虚伪，不如说反映了她思想上的矛盾，或行说反映厂资本主义文化同封建农奴制文化的冲突。面对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和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叶卡特琳娜二世对西欧的先进思想产生兴趣并愿意实行其中的某些主张。但她同时又坚信俄国的绝对君主制是唯一正确的国家形式而不允许有任何动摇。当这种制度受到威胁的时候，她是宁可不要开明村主的名声而去保征制度的安全的。她并不拒绝关于自由的观点，但这种自由只能是专制君主恩准的自由。而且，她认为自由是与革命绝对不能相容的两件事情，断然否定以革命方式争取自由的权利。在她的思想中，占优势的是对历史传统与现存制度的肯定，但是也存在着启蒙和改革的成分。颇耐人寻味的是，直到她统治的后期，她还让著名的瑞士共和主义者、法国革命的崇拜者拉加尔普担任了亚历山大大公(即后来的亚历山大—世)的教师，她自己也在亚历山大只有15 岁时就给他讲述法国的宪法和人权宣言。 　　叶卡特琳娜二世的时代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时代，这里既有长足的进步，也有明显的反动。自由主义思想在蒙上了一层官方的、贵族的色彩后被接受下来，从而为19 世纪初期贵族自由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三、文化和风俗的进步 　　世俗教育、印刷业和科学 　　在改革和启蒙潮流的推动和国家发展需要的刺激下，彼得一世之后，俄国的世俗教育继续发展。从40 年代开始，由于罗蒙诺索夫、特列季亚科夫斯基等俄国学者的努力，科学院的各个机构都开展了教学活动。1755 年，正式创建了莫斯科大学，当时设有哲学、医学、法律3 个系和两所附属中学，其中一所专门招收农民和工商居民的子弟。随后，彼得堡也兴办了一些学院，如彼得堡艺术学院、矿业学院、陆军和海军医院附设的两个外科学校。女子受教育的问题开始受到注意，1764 年在彼得堡设立了斯莫尔尼女子学院，分设贵族班和市民班。这类学院在其他大城市也陆续开设。当时，高等学校的规模都很小，在其中受教育的人数十分有限。如莫斯科大学成立时有学生100名，到80 年代中期只有82名。 　　普通学校的发展在80 年代以前也很缓慢。在50 年代末，正规的中学只有4 所：一所附属于科学院，两所附属于莫斯科大学，另一所在喀山。另有一些贵族武备学校，但以一般课程的教育为主。叶卡特琳娜二世时期，曾制订过庞大的发展教育的计划，打算在省城和县城分别设立中学和小学。80 年代，在各地开始了设立国民中学和小学的工作。但这个计划只实现了一部分。直到18世纪末，俄国的国民教育仍然十分落后，每个省只有一所中学，半数以上的县城没有小学。教育的对象基本上还是贵族子弟，因为在1000个俄国居民中，平均只有2 名学生。 　　在平民教育方面，沙皇政权持明显的消极和怀疑态度。叶卡特琳娜二世曾明确表示，庶民无须受教育，否则他们就不会顺从。虽然开设了一些招收平民子弟的学校，但总的来说，平民受教育的机会还是极少的。 　　不过，这个世纪教育的进步对于俄国来说仍是十分可观的。正是在这个世纪，教育开始受到政府的直接推动，教育世俗化的趋势得到了加强。俄国东正教会并末对这一趋势特别反对，因为它无论在政治上还是价值观念上都是与专制政权并行不悖的，而且它本身也已完全成为政权的工具。 　　还在16 世纪50 年代，活字印刷术从中欧传入了俄国。但在大约两个世纪的过程中，出版业长期停滞不前。18世纪后期，这种情况有了显著改变，除了原有的莫斯科、彼得堡和科学院的印刷厂外，在大学、贵族武备学校和一些省城里又新建了一批印刷厂。80 一90 年代，政府还曾一度允许私人从事书籍的出版和发行。在整个18 世纪，俄国共出版了9．5 万种书籍，发行过大约200种期刊。由于识字人数逐渐增加，印刷出版业成为政府传达信息的主要方式，大部分书籍的出版也由官方安排。印刷出版业的发展对于俄国文化的进步具有重要的意义：外国学术著作的翻译出版是系统地传播西方知识的主要手段；而在1800年时，大多数当代西欧文学名著都已有了俄译本，它们对俄国文学和俄国思想产生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18 世纪，俄国科学的发展较快。自1724 年按欧洲各国科学院的模式建立彼得堡科学院后，俄国的科学基本上就是由政府直接控制的。科学院最早的一批院士都是从国外聘来的学者，其中许多人为发展俄国科学作出了重要贡献，如著名的立陶宛物理学家格·李赫曼为俄国电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在进行科学试验时遭雷击而丧生；瑞士学者列·埃列尔在数学、光学、海洋学方面取得不少成果，并留下多卷著作。 　　从40 年代开始，涌现出了—批杰出的俄国学者，罗蒙诺索夫就是其中最负盛名的一位。罗蒙诺索夫在40 年代中期就已发表了《冷热的原因》、《空气的弹力》、《电学理沦》等重要的科学论文。50 年代初，他写出了物理化学的讲义，成为这—学科的创始人。稍后，在《光和色的起源》—文中深入研究了物质构造问题，发展了关于物质结构的原子一分子概念。不久，又提出了物质和能量守衡定律。他还解释了多种矿藏和矿物的成因，发现了金星大气层，提出了关于颜色的学说。他的思想在许多方面超越了当时的科学水平，他的研究成果充实和丰富了许多知识领域。 　　在这个世纪，俄国的探险和考察活动十分活跃，从而使地理学、民族学有了很大的进展。20—30年代曾先后两次组织了对堪察加的考察，由维·白令领导的考察队获得了大量的科学资料，为开辟北海航道打下了基础。斯·波·克拉谢宁尼科夫在《堪察加地形》一书中对堪察加、阿拉斯加及附近地区的自然和人文情况部作了详细介绍。18 世纪下半期，又多次组织了对西伯利亚东北部和太平洋北部地区的考察。 　　生物学的成果也引人注目。卡维尔兹涅夫于1775 年用德文在国外发表了《论动物的退化》的著作，对当时生物学界的神秘主义和形而上学观点提出了异议。科学院院士卡·弗·沃尔夫主张进化论，提出了有关有机体细胞构造的理论，其学术贡献曾受到恩格斯的肯定。 　　这个时期，俄国还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天文学家，他们反对教会主张的地球中心说，支持太阳中心说的理论。有人还提出了其他行星上可能有生物存在的假说。 　　在人文科学中，语言学、历史学和经济学都是在这个世纪中奠定基础的。最早对俄国历史进行研究的是一批德国学者，他们中影响较大的有：提奥菲拉斯·西格弗雷德·贝耶，他所著的《俄罗斯的起源》一书在1726年出版，从而成为俄国史研究的创始人；格尔哈德·弗里德里希·米勒在安娜女皇时期出版了—套10 卷本的《俄国史料丛编》；奥古斯特·路德维希·施罗塞是德国戈丁金历史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并深受伏尔泰思想的影响，主张开明专制。在叶卡特琳娜二世时，他成为彼得堡科学院院士。施罗塞除了写有《新变革中的俄罗斯》、《俄罗斯史》、《涅斯托尔编年史》校订本等俄国史著作外，还著有《大迁徙与联合中的世界史》等世界吏方面的作品。他主张用综合分析的方法对世界上最重要的变化进行思考，以获得有关宇宙和人类现状的基本认识。在俄国早期历史方面，这些德国学者根据涅斯托尔《往年纪事》和其他史籍的记载，都主张俄罗斯国家的“诺曼起源论”，即认为基辅罗斯国家的形成是通过瓦里亚基人(诺曼人)的征服而实现的。这个论断刺激了俄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引起了一些俄国学者的反对。曾就学巴黎的瓦·基·特列季亚科夫斯基在70 年代提出，缔造基辅罗斯国家的瓦里亚基人不是诺曼人，而是东斯拉夫人；罗蒙诺索夫认为，在诺曼人到来之前，东斯拉夫人已建立起自己的国家组织。科斯托马罗夫、扎别林、鲍尔金等人也在自己的著作中批判了诺曼起源论。在此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个反对德国人统治俄国学术的运动。 　　在俄国语言的研究和革新方面，罗蒙诺索夫作了开创性的工作。作为现代俄罗斯标准语的奠基者，他撰写了《俄语语法》、《修辞学》、《俄文诗律》等专门著作。 　　1765年，得到官方赞许的“自由经济学会”成立，使经济学正式进入了俄国生活。自由经济学会出版刊物，介绍西欧著名经济学家的学说，并发表了许多有关组织农业经济的文章。 　　文学、戏剧和世俗音乐 　　18世纪俄国文学开始有了质的提高，文学的社会作用也显著加强。随着希腊罗马作家的作品越来越多地被译成俄文，古典主义逐渐成为俄国文学的主流，其代表人物是苏马罗科夫、罗蒙诺索夫、特列季亚科夫斯基等。古典主义文学努力表现重大的社会题材、崇高英勇的精神理想以及美丽高雅的大自然等，其中不乏启蒙思想的痕迹。阿·彼·苏马罗科夫(1717—1777)的《霍列夫》、《辛纳夫和特鲁沃尔》等悲剧作品提出了公民义务的问题，表达了对贵族地主的蔑视和对专制官僚机构的不满。罗蒙诺索夫创作了一些古典主义的诗歌。在颂诗《叶丽萨维塔·彼得罗芙娜女皇登基日颂》中，他纵情讴歌了祖国和人民，颂扬了彼得大帝的伟业： 　　俄罗斯的大地能够产生 　　自己的柏拉图 　　和聪慧的牛顿 　　他(彼得大帝)戴着胜利的桂冠 　　昂首越过层层障碍 　　把他用坚决手段改造的俄罗斯 　　随身高举直到天边。 　　但到18 世纪末期，古典主义显然已不能满足和适应文学要表达更多社会内容的需求。于是，现实主义、感伤主义等新的风格开始萌生。 　　加·罗·杰尔查文(1743 一．1816)是18 世纪末杰出的诗人，古典主义文学的代表。但在他的作品中，也已表现出了现实主义的精神。《费丽扎》、《权贵》、《瀑布》等诗歌颂扬了俄罗斯帝国的强大和胜利，也暴露和讽刺了那些有权势的达官显贵的罪恶。他还革新了俄罗斯诗歌语言，把大量的民间语言引入了诗歌创作。 　　利用讽刺手法抨击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是18 世纪末期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个特点。 　　尼·伊·诺维科夫(1744——1818)和伊·安·克雷洛夫(1769—1844)在那时曾先后创办了《雄蜂》、《画家》、《钱袋》和《精灵邮报》、《观察家》、《圣彼得堡水星》等讽刺刊物，揭露和鞭挞贵族地主和沙皇官吏的罪恶、愚昧，宣传当时先进的道德伦理、人道主义和宗教宽容， 　　18世纪末，俄国出现了一个新的文学流派——感伤主义，其特征是推崇自然感情，注重人物心理的描写。开俄国感伤主义文学风气之先的是尼·米·卡拉姆津(]766——1826)。卡拉姆津出生于贵族之家，先后在莫斯科和彼得堡求学，24岁时到西欧旅行。当时，感伤主义文学思潮刚好在欧洲兴起，卡拉姆津显然受到其影响。1791—1792 年，他陆续发表了《—个俄国旅行者的书信》。这部作品反映了他的旅欧印象，以生动的语言表现了人的内心世界，是俄国感伤主义文学的代表作之一，并使他一举成名。不久，他又发表了小说《可怜的丽莎》，叙述一个农民的女儿爱上了一个贵族的不幸故事。这部感伤主义的名著被别林斯基称为“最早的出色的俄国小说”。 　　由于城市的发展以及与西方联系的扩大，人们对文化生活的需求也更加多样化了，舞台艺术也因此而发展起来。彼得大帝曾在1702年建造了国家剧院，但剧团都是从西欧请来的，18 世纪中叶，俄国古典主义剧作家苏马罗科夫的作品在彼得堡公演后，人们对戏剧的兴趣越来越高。全国许多城市都纷纷建造剧院、组织剧团、编演戏剧。俄国戏剧之父费·格·沃尔科夫于1752 年率雅罗斯拉夫剧团到彼得堡公演，获得很大成功。1756 年，他的剧团得到了专用的剧院。俄罗斯的戏剧演出就是在这个时期成为职业性活动的。 　　世俗音乐也开始流行起来。在安娜女皇和叶丽萨维塔女皇时期，宫廷．里经常上演意大利歌剧。对音乐的兴趣逐渐促使人们搜集和改写民间歌曲，出现了一些俄国的作曲家和演奏家。1787年，士兵的儿子叶甫斯季涅·福明根据俄罗斯民族题材创作了歌剧《驿站车夫》，稍后，又有歌剧《美国人》和音乐话剧《奥菲欧》问世。农奴出身的米哈依尔·马亭斯基创作的《圣彼得堡的集市》也是一部有影响的早期俄罗斯歌剧。这两位作曲家的作品都广泛采用了俄罗斯民间音乐的素材。另—位作曲家德米特里·波尔特尼扬斯基则吸收了世界音乐艺术的成就，他所创作的室内器乐作品是俄罗斯音乐中大型套曲形式的最早范例，奠定了俄国器乐艺术的基础。他写的歌剧《父子情敌》也享有声誉。叶卡特琳娜二世时代对俄国的舞台艺术来说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时期。叶卡特琳娜二世对戏剧、歌剧、芭蕾舞和音乐演出十分热衷，专门在冬宫—侧建造了艾尔米塔什小剧院，甚至还自己动手写过一些喜剧和歌剧剧本。由于女皇的倡导，舞台艺术更受上流社会的青睐，并孕育了未来的繁荣。 　　建筑和绘画 　　蓬勃兴起的城市建设是18 世纪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缩影。在建筑的艺术风格上，俄国仍然追随西方的时尚，而罗曼诺夫王室的宫殿集中地体现丁这一时期建筑艺术的精华。 　　从彼得一世朝代到18 世纪中期，是巴罗克风格的鼎盛时期，其代表作是夏宫、冬宫和皇村行宫。1709 年开始兴建的夏宫地处离彼得堡约30 公里的芬兰湾畔。从宫殿到海边的林荫道两侧，设置了由142 尊巴罗克风格的镀金塑像组成的阶梯状喷泉群，蔚为壮观，包含着庆祝俄国成为一个海洋国家的意思。夏宫直至彼得一世死后数年的1728 年方才竣工，1746—1755 年间又由意大利建筑师小拉斯特列里负责改建。皇宫的正面饰以豪华的壁柱和巴罗克风格的雕塑。小拉斯特列里是生于巴黎的意大利人，16 岁时随其父卡罗·拉斯特列里来到俄国。老拉斯特列里是个雕塑家，他的杰作有北方战争凯旋柱、彼得戈夫的夏宫喷泉塑像和彼得大帝骑马像等。 　　1711年，彼得一世开始建造冬宫。这座宫殿在不长的时间里多次改建，现在的样子是叶丽萨维塔女皇朝代由小拉斯特列里设计的。冬宫的建筑具有雄伟、壮丽的巴罗克风格，外部装修十分豪华，墙面为淡绿色，白色的圆柱按一定节奏设置其间，圆柱顶部饰以青铜雕刻，色彩对比鲜明悦目；长方形的整体结构庄重合理，局部的凹凸使整个建筑并不显得单调。冬宫内部也全以巴罗克式样装饰，高贵而又华丽。1837年，冬宫因火灾被烧得仅剩砖壁，但只用一年多时间就恢复了原样，而且内部装饰更加奢华，采用了大量的大理石、孔雀石、金箔、名贵木材。 　　18世纪后期，巴罗克风格渐趋衰微，古典主义开始兴起。古典主义的建筑艺术崇尚质朴严谨，摈弃了程式化和表面的华丽装饰。瓦·伊·巴热诺夫(1737—1799)是俄国古典主义设计大师，他曾就读于彼得堡艺术学院，后来又在法国和意大利接受艺术教育，还在游学欧洲时就已是声名远扬的艺术大师。他拒绝法国国王的礼聘而回到俄国后，曾先后设计过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和莫斯科近郊的扎里基诺宫，但均未付诸营造。他设计的作品实际建造并保留至今的只有莫斯科的帕什科夫大厦。古典主义风格的代表作还有利纳尔迪设计的圣彼得堡大理石宫，斯达索夫设计的圣彼得堡塔夫利达宫和彼得戈夫的英国宫，卡扎科夫设计的参政院大厦、莫斯科大学和圆柱大厅等。这些建筑物的共同特征是：正面中央有廊柱，三角形的山墙，外表为白色。 　　18世纪的绘画艺术以具有现实主义风格的肖像画最为突出。德·格·列维茨基(1735—1822)是18 世纪现实主义肖像画的最优秀代表，他由于1770 年在美术学院展览会上展出的作品而一举成名，并在同一年因盛装肖像画《科科里诺夫》而获院士称号。70 年代中期到80 年代初期，是列维茨基创作的丰收时期。这一时期他的作品中比较著名的有《斯莫尔尼贵族女子学校女学生肖像》(组画)、《狄德罗》、《季亚科娃》等。列维茨基肖像画的特点是性格描写真实而又多样化，艺术语言简洁而又富于表现力，色彩丰富而又和谐。80年代，由于受到古典主义风格的影响，他的作品更为洗练、充实，构图严谨、匀称。线条准确，造型平稳，在俄罗斯绘画艺术史上，列维茨基克服了18世纪贵族艺术的浮华铺张，开创了肖像画创作的一代新风。 　　这个时期主要的肖像画家还有斯·罗科托夫。他的作品细腻而又富于诗意，充满精神和肉体的美感，如《穿玫瑰色衣服的陌生女人》、《诺沃西尔佐娃》等。婚姻习俗 　　彼得一世力图破除俄国陈旧落后的风俗习惯，尤其是在直接涉及国家利益的婚姻家庭问题上采取了许多措施，从而使俄罗斯人——首先是上流社会和城市居民——的婚姻习俗和家庭关系开始发生很大变化。 　　18世纪时，俄国的婚姻习俗仍带有浓厚的中世纪色彩。对于子女的婚姻，父母的意见是决定性的。一般情况都是首先由男方的父母或近亲去向女方的父母求婚，双方主要谈论的是嫁妆。如果谈得投机，便定下相亲的日子。但小伙子自己不能参加相亲，他的母亲或姐妹可以隔着餐桌看到盛妆的未婚姑娘。相亲之后，便是举行订婚仪式了。在行订婚礼时，未婚夫由自己的父兄送到女方家中，女方要请神父到场。但未婚夫还是见不到未婚妻，因为只有男人参加订婚仪式。《治家格言》上说，婚约一式两份，—份由未婚夫或他的父亲签字，另一份由未婚妻的父亲签字，未婚妻本人是不能签字的。在贵族阶层，订婚首先是一场物质交易。婚约上要写明嫁妆和一旦废除婚约时应缴付的“违约赔偿金”。如要嫁妆价值1000 卢布，通常赔偿金的数目也定为1000 卢布，这是为了避免男方—旦违约时女方可能遭受的物质损失。贵族人家的嫁妆常常写有一份冗长的清单，其内容包括领地、农奴、仆人、圣像、珠宝、服装和其他值钱的东西的数量。即使家境不宽裕的，也要在婚约文书中写上简朴的嫁妆，如衣服、被褥、枕头、耳环等。 　　签订好契约后，大家都到隔壁房间去向未婚新娘的母亲表示祝贺。整个过程全是由家长包办的。经常有这样的情况：直到结婚那天，未婚夫妻还从来没有见过面。在订婚之后，男方如果拒绝结婚而女方又坚持要履行婚约，教会或世俗当局可以根据女方的申诉强制未婚夫妻完婚。 　　婚礼包括古老的民间形式和教堂仪式。结婚那天，新郎被称为“年轻的公爵”，新娘被称为“年轻的公爵夫人”。婚礼的准备工作是从为新人铺床开始的，而包括被褥在内的嫁妆通常在前—天或当天由新娘家的马车或爬犁送来。普通人家充作新房的一般都是干草房，被褥要铺在40 捆干草之上。房间的角落里要插上一枝箭，上面悬挂小白面包和小兽皮。床头放置一个盛粮食的小桶，婚礼蜡烛就插在里面。桌子要铺上动物毛皮。全部布置都与古代狩猎和农耕生活有关。 　　结婚喜宴可在新娘家里请“不多的人”参加，也可在男女双方家里请“许多人”参加，视家境而定。清早，载着新郎和男方宾客的马车队去新娘家迎亲，他们还随身带着大圆面包。到了新娘家后，媒人让两位新人拉住—条绸子的两头，然后为他们梳理头发。在除去新娘的少女冠后，她的头发被编成两条辫子，再戴上一顶双角帽。这时，新娘的女友们唱起婚礼歌曲，大圆面包被切开，分给所有在场的人吃。在这之后，新人们便戴上婚礼冠去教堂，人们往他们身上撒啤酒花和小硬币。17 世纪末以来，去教堂举行婚礼之前先要提出申请，由教会当局对未婚夫妇进行审查，搞清他们是否近亲、是否逃亡农奴，并把情况登记入册。在教堂，神父为新婚夫妇主持宗教婚礼仪式。新娘要除去婚礼冠，跪倒在新郎脚下，用头碰他的靴子，以示对家长的服从；新郎则用长衣的下摆掩住妻子。 　　从教堂出来，新婚夫妇径直回到男家，这里的喜宴就开始了。上过第三道菜后，一对新人被引入洞房独处。婚礼的高潮是一个钟点后宾客们进入新房向新婚夫妇“问候”，并把他们的内衣拿出去给大家看，引起哄堂大笑。在某种情况下，新郎的父母会埋怨亲家没有保护好他们的女儿。 　　早婚现象在俄国十分普遍，宗教教义要求父母在孩子“成年”之后不妨碍他们结婚。教会曾经规定，“为人父母者都应在自己的儿子满15 岁、女儿满12岁时让他们结婚”。17 世纪中期，出现了提高婚龄的趋势。1649 年法典规定，保护人应让他们的养女在15 岁时结婚。但早婚现象仍然延续了很久，在贵族阶层中间，这种风气尤为盛行。对嫁妆的企望通常是促使贵族家庭娶年幼女子的原因，而一般农民为孩子结亲则往往是出于生活的需要：娶一个发育成熟、健康有力的媳妇应付繁重的农家劳动。 　　俄国的早婚现象与西欧的习俗大相径庭。17 世纪到过莫斯科的德国学者亚当·奥列阿里曾对这里允许12 岁甚至更小的孩子结婚大感惊异。彼得大帝时期曾任丹麦驻俄公使的尤斯特·尤里记载说，他拜访过一个军政长官，其妻子不到12岁。一位英国外交官在观察了彼得堡上流社会后发现，人们都在年纪很轻的时候就已结婚，通常是双方的年龄加在一起还不足25 岁。彼得一世也在其女儿叶丽萨维塔年满12 周岁时，就公开宣布她已成年，并当众割断了她衣服上的束胸带。直到19 世纪，法定结婚年龄才提高到男18 岁，女16 岁。18世纪初的改革为婚姻习俗带来了一些变化，使之朝着较为文明的方向发展了。彼得一世颁布了一系列涉及婚姻问题的法令，这不仅是因为他自己“按老规矩办”的第一次婚姻是不成功的，更是因为国家利益要求改变旧传统。专制政权认为，强制的婚姻不利于出生率的增长，所以要用有助于增加人口的更为自由的婚姻宋代替。1702年，彼得—世颁布专门法令，禁止由父母包办的契约婚姻，求婚男子和待嫁女子的会面应是订婚的必要条件，即便在订婚之后，如果未婚夫妻中有一方不愿结婚了，他或她也还是自由的。这个法令是对传统的风俗和习惯的否定。原先，家庭竭力不让未婚夫看到为他挑选的未婚妻；现在，未婚男子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拒绝已经订婚的未婚妻。原先，少女不可能在决定她的命运的时刻表示自己的意见；现在，她也得到了使自己不满意的包办婚姻不能成功的法律上的权利。 　　各个社会阶层对这个法令的理解和执行是有一个过程的。新制度在城市居民中较快地得到了推广。彼得时期有名的工业家和出版家伊·吉·波索什科夫为自己的儿子所写的家训也许可以被视为新婚姻观的典范。他教导儿子，如果看上了某个女子，先要了解她的情况，然后在她没有盛妆打扮的情况下和她见面，搞清楚她是否喜欢你，如果是肯定的，那就开始做你该做的事。他说：“双方出于爱情而自愿结合，这是幸福和神圣的。”另一位社会知名人士康捷米尔也坚决反对父母为了财产、地位而为子女包办的强制婚姻，他写道：“如果说儿子不经父母的祝福而结婚是大逆不道的话，那么父母把那种年龄、性格、内心的感情都不相配的婚姻强加给自己的儿子也是犯罪。”他的态度是很鲜明的：“依我看来，这样的儿子不应服从这样的父母。” 　　但是，习惯势力仍然是相当强大的，甚至连颇有新思想、热烈拥护和支持彼得一世改革的普罗科波维奇在婚姻问题上也坚持传统的做法。他在1720年写的一本名为《少年初步教育》的书中因袭《治家格言》的教条，认为孩子们没有父母的赞许不应作任何重要的决定，尤其是在婚姻这样的人生大事上不能自作主张。在社会上，传统的包办婚姻也依然盛行不衰。 　　正因如此，1722 年，彼得一世指示参政院和最高宗教会议作出决定，禁止实行由父母或监护人强迫缔结的婚约，以及由具有各种官爵的主人迫使男女奴仆结合的婚姻。尽管参政院在涉及到农奴的条款上表示了反对意见，彼得一世仍于1724年1 月签署了这项法令，规定在全俄国禁止父母和主人在他们的孩子或奴仆不自愿或害怕受惩罚的情况下强迫他们结婚。为了使青年人在缔结婚姻时能真正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志，后来在婚礼仪式中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如父母必须在神父或最高宗教会议成员面前起誓，以证明他们的孩子不是被迫娶妻或出嫁的，但这种规定很长时间内只是在达官显贵和城市知识阶层中得到执行。鉴于城市中的仆人占了居民人口的相当一部分，而在这些人中强制婚姻现象又特别常见，1724 年法令明文规定，主人要给自己的奴仆一份关于不强制他们结婚的书面保证。但由于法令没有提供让家奴、仆人自由选择婚姻的具体条件，保证书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纸空文。 　　婚姻改革的措施对于构成俄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在农奴制的俄国农村，农民的婚姻经常受到农奴主卑鄙和自私的干涉。17 世纪以来，农村女子必须向主人缴纳一笔“迁移费”并取得“自由证”之后才能从这个领地嫁到别的领地上去。到18 世纪初，迁移费不断提高，以至于在很多地方成为农民结婚的障碍。修道院和宫廷领地也奉行同样的原则。只有少数开明的贵族愿意让自己领地上的农民自由结婚，如18 世纪著名的军事家彼·阿·鲁勉采夫在自己的领地管理条例中禁止管家干涉农民的婚事。但在那个农奴制强化的时期，贵族地主一般都不愿让女性农奴嫁到别人的领地上去，而要求自己领地上的农奴相互通婚，并采取强制措施迫使他们达到一定年龄之后立即结婚，以便为自己生产更多的活的财产。 　　农村中强制婚姻的非人道性曾引起杰出的民主主义者拉吉舍夫的愤怒抨击；而罗蒙诺索夫则从学者的立场指出，这种做法妨碍了俄罗斯民族的生存和繁衍，“因为这里没有爱情，生殖力是没有保障的”。他对农村的婚姻状况作了细致的观察，注意到了其中的流弊。他写道：“为尚不能履行夫妻间义务的小男孩娶成年女子为妻——按年龄来说妻子常可作丈夫的母亲——这种情况在俄国很多地方，尤其是农村，已经成为习惯。这一有悖于自然的做法产生了有害的结果……男孩在自己的生育期之前没有足够的能力，而他成年之后，妻子又很快到了不能生育的年龄。” 　　在婚姻制度的改革中，专制政权竭力利用新规定来使婚姻问题直接服务于国家的利益。由于官僚制度的形成和正规军队的建立，需要越来越多的贵族青年充任文官和军官。当时，有许多年轻贵族以结婚为由拒服军役。彼得一世认为，对于这种“狡猾和欺骗”，最好的办法是规定见习军官得不到军衔和荣誉就不能结婚。他还把结婚作为促使贵族青年接受教育和训练的手段，1714年1月颁布的著名法令规定，打算结婚的贵族必须接受最基本的教育。这些措施使贵族阶层中的结婚年龄呈现提高的趋势。塔季谢夫在遗嘱中教育自己的儿子：在18 岁结束学业之后，是“产生爱欲”的时候了，但为了将来的顺利发展，还不应在这个年龄结婚，而最好去为国家服务，到24 岁再考虑结婚的问题。彼得一世认为，婚姻必须保证种族的繁衍和人口的质量。1722 年，他颁布了关于“傻瓜”的法令，其要旨是禁止不能胜任工作的人结婚。据此，参政院决定要找出那些不能学习和工作的白痴，不让他们结婚，以免产生低劣的后代，损害“国家利益”。对于愿意工作的“傻瓜”，可给予其一个“规定年限”的试用期，如果他能表明自己是胜任工作的，便能得到结婚许可。为了改良人种，彼得竟异想天开地从法国弄来了一个身高2．27 米的巨人，并为他选择了一个身材高大的楚赫纳女人作妻子，但结果并不成功。 　　彼得时代，教会在婚姻问题上仍然起着重要作用，但它的职能完全服从于世俗政权的目标，彼得堡政府要求地方神职人员执行新的婚姻登记制度，并把统计表册定期送往最高宗教会议。根据1721 年的宗教条例，禁止本教区的教徒到别的教区去举行婚礼，以便于神职人员对教徒的婚姻进行监督。条例还要求神职人员把“有疑问的婚姻”及时移送宗教机关。 　　由于波罗的海沿岸并入俄国版图，也由于同西方的联系更加广泛和多样，婚姻中的宗教问题变得突出起来。俄国东正教会历来禁止东正教徒与拒绝改宗东正教的异教徒结婚，现在这一禁令已不合时宜了。首先打破这个禁规的是彼得一世，他在皇位继承人阿列克谢与德国公主夏洛塔结婚时，没有要求这位皇储妃改宗。尽管此事引起人们议论纷纷，但当局仍然决定允许贵族乃至出身低微的人同异教徒结婚。 　　1721年3月，负责管理乌拉尔矿业工厂的塔季谢夫写信给矿业总局，说在当地的瑞典战俘愿意定居下来，但找不到相同信仰的女性作配偶。他建议对这些瑞典人应有特别规定。根据矿业总局的申请，最高宗教会议决定：长于冶金和贸易的瑞典人如果已经或者打算永久地为沙皇服务，允许他们不改变宗教信仰而娶俄国女子为妻，但他们也要以书面形式保证不强迫信仰东正教的妻子改宗。这年8 月，最高宗教会议甚至向东正教徒发布特别文告，详细解释了“信教者与不信教者的婚姻是正当的、合法的”，只要它不导致脱离东正教。文告特别强调，“至高无上的专制政权”对于这种婚姻有着巨大的需要。根据最高宗教会议作出的新规定，这种婚姻的一方可保持不同信仰，但他们的孩子应受东正教洗礼。在此之后，有许多东正教徒利用了这些新的规定。混合信仰的婚姻的出现和增多，逐渐打破了传统的东正教家庭的封闭性。 　　18世纪的婚礼仪式基本上沿袭了过去的传统，但某些陋习被取消了。例如，宾客进入洞房“问候”新婚夫妇并将其内衣拿出来示众的粗俗野蛮做法令人厌恶，被彼得一世明令禁止，一些违禁的显贵受到他的惩处。当然，这种遗风在民间还延续了很长时间。婚礼的仪式简化了。生性豪放的彼得一世喜欢到快乐的婚礼上去玩，他希望缩短宗教仪式的时间，增加娱乐的时间。1703年，他在教堂参加显贵戈洛文的婚礼时，迫不及待地命令神父快点结束仪式。神父没有行完圣礼就匆匆为新婚夫妇祝福，草草完事。这种事情发生过好几次。到1724年，彼得一世指示最高宗教会议修改圣礼书中的婚礼仪式程序，并把它印出来，以便传播和实行。当时，达官显贵家庭的婚礼上，在仪式之后通常是欧洲式的舞会，人们尽情地跳波尔卡、对舞和英国舞，一直到精疲力尽为止。关于平民的婚礼记载很少。一位英国外交官的妻于隆多曾描述了在她家当过女佣的一个俄国姑娘出嫁的经过。新郎出身于工商区居民之家，他在得到女方父母同意他们结婚的答复之后，才第一次被允许见了未婚妻一面。两个青年交换了戒指，婚礼定在一周之后。从这天开始，新娘就日夜由女友陪伴着，为即将到来的离别不断地哭着、唱着。结婚那天，来接新娘和嫁妆的是新郎的父母。嫁妆包括圣像、衣服和一张桌子。 　　妇女地位与家庭财产关系 　　在封建俄国，盛行着“上帝主宰世界，沙皇主宰国家，男人主宰家庭”的原则，家长对于妇女、儿童和全家老少拥有不受任何限制的统治权。在家庭中，妇女的地位极端低下。一句粗俗的谚语反映了她们在丈夫家中的地位：“男人不打你，就是不爱你”。16 世纪的《治家格言》教男人如何惩罚妻子：如有小过错，用鞭子抽几下；如果“很不听话”，那就扒掉衣服狠揍。这种风气直到彼得一世时依旧很少变化。俄国妇女对家长的绝对服从也是使来到这里的外国人惊异的。当时在妇女和儿童中常能见到眼瞎的、耳聋的、头破脸肿的、手脚脱臼的。能够保护妇女免受丈夫殴打的只有女方有权势的亲属，这样的家族能从教会和世俗当局那里得到准许，使有过失的妻子免遭惩罚。在较好的情况下，她们会被送到修道院去驯化一年半载。有时，依靠娘家的权势，妻子也能把丈夫送进修道院，但在他回来之后，她仍将处于完全从属于他的地位。 　　在城镇居民和农民家庭中，妇女要承受繁重的生活担子。城镇的商人和小铺主人没有妻子的帮助是不行的。17世纪末访问俄国的施莱辛格注意到，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墙外的大市场上，有许多年轻的妇女在卖装饰品；捷克耶稣会士伊尔什·达维德也报道说，在莫斯科，妇女出现在人很多的地方，有不少坐在店铺里卖针、线之类的东西。至于农村妇女，18 世纪的民族学家安东诺夫斯基发现，她们“劳作过度”，“干得比欧洲任何地方的农妇更多”，“几乎整年都被打发在家中和田里干过量的工作”。彼得时期的国务活动家和学者瓦·尼·塔季谢夫十分了解农村生活，他叙述了一个农妇所应该做的事情：“每个农妇应该会烤出好面包，制作好克瓦斯，做出各种食品；在园子里应该种上各种水果和蔬菜……夏天要做奶酪，黄油……必须会织粗麻布和呢子”，还要照管家畜、挤牛奶，等等。 　　贵族妇女的生活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她们的活动被严格限制在家庭范围之内，如同笼中之鸟。18 世纪初，常有妇女试图冲破传统束缚的事情发生，但每每受到社会的严厉指责。在北方战争最紧张时，有个少女换上男装弃家从军，在龙骑兵团中服务了7 年，但当她被发现是女身之后，非但与军功无缘，而且受到惩罚，被发落到莫斯科一个纺纱厂去，同“因犯有罪过”而服苦役的妇女一起干活。这个故事被访问这家工厂的一个容克贵族记载在自己的日记中了。妇女在家庭中屈辱无权的地位是由家庭内部的整个财产关系制度决定的。在贵族阶层，根据1649年法典，没有生育孩子的妇女在丈夫死后可以得到除其嫁妆之外的1／4 的丈夫的财产，但她对世袭领地或军功领地都无权提出要求；丈夫向外人而非族人购买的土地可以给予寡妇，但当她再婚或出家为尼时必须归还夫家，她也无权出卖或典当这样的土地。为了保证贵族寡妇和死去地主的女儿、母亲的生存手段，法律规定可在庄园地产中为他们留下一小块“维持生活所必需的”土地，但不得出卖，也不得作为嫁妆。年幼的女儿可享受这块土地到15 岁，此后就应出嫁并由夫家供养。家庭中的全部财产均按男性一系继承，只有在儿子们都已死亡的情况下，世袭的和因功所得的领地才能由女儿或她的男性后代继承。 　　嫁妆是缓和或改善妇女在地产和家庭关系中无权状况的唯一手段。为丈夫带来土地和农奴的妻子比没有这种嫁妆的妻子在家庭中的地位要高得多。法律规定家长无权出卖和动用妻子的嫁妆，妻子拥有支配嫁妆的权力，但在实际上，妇女是很难行使这种权力的，因为丈夫在家中的权力是不受限制的，时常有丈夫以殴打和折磨迫使妻子出卖或典押嫁妆领地的事情发生。17 世纪后期，为了调整作为封建婚姻基础之一的嫁妆制度，曾颁布专门法律，规定妻子死后如没有孩子，嫁妆就要归还娘家。妻子的家族密切地注视着陪嫁出去的地产的命运，并以自己家族的力量作为嫁出去的女儿能独立支配嫁妆的保证。 　　由于彼得一世的改革，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在其内部关系方面经历着一个更新的过程。18 世纪初，军功领地与世袭领地的融合过程已经完成，这一事实对于贵族家庭的财产关系产生了很大影响。为了巩固政权的基础，防止领地的分散和贵族家族的衰落，17“年颁布了长子继承制法令。这个法令是根据英国和法国的榜样制订出来的，它消除了军功领地和世袭领地的差别，改变了夫妇及其后代与不动产的关系。贵族较小的儿子没有土地保障，他们必须通过为国家服务来为自己获得收入来源。没有孩子的贵族寡妇在丈夫死后能够得到的已不再只是“生活必需的”最低限度的土地，而是继承丈夫的所有不动产。在她死亡或剃度出家的情况下，土地归还丈夫家族中最近的继承人，而作为她的嫁妆的那部分则归还娘家的家族。如果她再嫁，那么第一个丈夫的不动产也应归还他家族中按顺序最年长的男人。 　　对于因分出嫁妆而造成的贵族领地分散化的倾向，国家也给予了注意，长子继承法规定，今后任何人不得以不动产作为嫁妆，但对现有的作为嫁妆的领地未作变动。女性贵族在继承遗产方面的权利扩大了。法令规定，地主如果没有儿子，就应该在女儿中确定一个主要继承人，包括领地在内的不动产归她所有，而其他女儿只能分得动产。为了维持无嗣贵族的家族，允许家族中的最后一个男性把全部不动产给予自己的一个女性亲戚，不论她是寡妇还是姑娘。但在这样做的时候有一个不可变更的条件：继承者必须使用原来地主的姓氏。长子继承制法令遭到贵族地主的反对，在彼得死后很快就被废除了。但是，改革对于家庭关系的影响已是无法消除的了，旧传统再也不可能全面恢复，新观念已悄然形成并扎下根子。尽管改革并没有把动摇男子在家庭中的地位作为目标，妇女在家庭财产关系方面权利的扩大也并未根本改变其社会地位，但这终究是一个重要的开端，而且，由此而始的发展过程的速度是令人目眩的。索菲娅公主以兄弟名义摄政时，连她的支持者都认为让女人来治理国家是不体面的。但仅仅在数十年之后，人们对于俄国皇位上是一个女人已不感到奇怪了。应该说，从妇女能够独立支配领地到妇女行使最高权力的道路是够短的。 第三章 俄罗斯新文化的兴起 一、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冲击 　　贵族自由主义的发展 　　18世纪下半期的俄国启蒙运动把自由主义思想引进了俄国的社会意识。法国大革命之后，尽管沙皇政权对西方新思想持敌视态度，但终究不能使俄国不受其影响。到19世纪初，俄罗斯帝国也被卷进了遍及欧美的自由主义改革浪潮。作为一种社会和政治学说，自由主义产生于西欧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它表现为与洛克、斯密、卢梭、边沁等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学说，以及由人权宣言、独立宣言、人权法案等历史文件所宣布的原则。自由主义否定宗教的和政治的权威，强调人的个性，追求人的解放，宣扬人人生而自由、权利平等，认为个人不应受无道理的外力的束缚。自由主义的理想目标是实现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其内容包括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从事经济活动和拥有私人财产的权利，实现普选权、建立代议制议会和向选民负责的行政机关等等。 　　自由主义的核心在于其价值观念，即认为一切价值的终极含义是满足和实现人的个性；道德在于把人当作目的而不是手段；政府的存在除了保护和实现人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之外别无其他意义。早期自由主义的“天赋人权”思想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锐利思想武器和重要推动力量，成为资本主义新时代的信条。大革命时期过去之后，自由主义不再主张以革命的方式来争取人的自由权利，而希望通过改良来实现这个目标。19世纪初，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和运动，在一系列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作为正统的资产阶级文化，自由主义被认为是西方文明世俗形式的最高体现。 　　进入19世纪后，自由主义的精神在俄国贵族社会广为传播，并对沙皇政权的国内政策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1801年3月，专横暴虐的保罗一世在宫廷政变中被杀，他的儿子亚历山大登上了皇位。亚历山大一世自幼受到共和主义者拉加尔普的教育和祖母叶卡特琳娜二世“开明专制”的影响，曾读过孟德斯鸠、伏尔泰等人的著作。在即位之后，他宣称要以叶卡特琳娜二世的“法律和精神”治理国家。而叶卡特琳娜二世朝代的一些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老臣如沃龙佐夫、扎瓦多夫斯基等人则建议他不仅要重新确认叶卡特琳娜二世的精神，还要借鉴其他国家的立法，接受其中的自由主义原则。亚历山大一世周围还有一些“年轻的朋友”。早在当皇储时，他就与柯楚别依、斯特罗甘诺夫、诺沃西里采夫、恰尔多雷斯基等“亲英派”贵族青年过从甚密。成为皇帝后，他把这些朋友组成了一个秘密委员会，为改造国家拟订方案。秘密委员会认为，必须使俄国适应时代精神，但目前实行立宪制度尚为时过早，因此，第一步是要对“丑恶的帝国行政大厦进行改造”，然后“以适合真正民族精神的宪法”来完成新的制度。 　　根据秘密委员会的计划，在1802年以欧洲国家的政府形式为样板对国家机关进行了改革。成立了8 个部代替原来的院，由各部大臣组成大臣会议，亚历山大一世亲任主席。参政院被改组为帝国的最高司法机关，成为“法律的保护者”，并被授权发布皇帝敕令。 　　1803年开始实行的《国民教育初步章程》对发展俄国的教育起了促进作用。章程规定了国家的教育结构和学校管理制度，在全国设6 个学区，每个学区建立一所大学，督学负责学区内的国民教育事务。随后，开办了不少新的中学和县立学校，实行了内容有很大扩充的课程大纲；先后新建了杰尔普特大学、喀山大学、哈尔科夫大学和彼得堡中央师范学院以及皇村高等专科学校。大学实行自治，由教授会议领导学校，校长通过选举产生，学区的一切学校管理和书刊检查均由大学执行。在这种条件下，大学很快成为自由主义思想的滋长之地，中央师范学院开办不久就以“自由思想”闻名，而专门培养贵族青年精英的皇村高等专科学校的第一届毕业生中就有普希金和许多十二月党人。 　　19 世纪初，农民问题已成为俄国面临的迫切问题。秘密委员会成员都曾强烈谴责农奴制度，柯楚别依称之为俄罗斯应该为之汗颜的“奇耻大辱”，恰尔多雷斯基说它是“极其可怕的，无论如何都不能不考虑予以废除”，拥有46000名农奴的斯特罗甘诺夫也大声疾呼：“几百万人在奴役下喘息，……但帝国的绝大多数财富却是由他们创造的。”但是，当他们开始准备按照平等自由原则改变这种状况时，便发现这是一个涉及俄罗斯国家基础的严重问题：真正的自由主义原则的实现将是现存制度的瓦解。最后，秘密委员会一致认为，农奴制应当受到谴责，但改革也应避免触犯贵族的利益。 　　1801 年11 月，秘密委员会审查了海军上将莫尔德维诺夫提出的方案。莫尔德维诺夫认为，农民状况的改变只能逐渐地、不剧烈地进行，解放农民的问题可由贵族自己来提出。作为第一步，可以给予非农奴以购买土地的权利。这个意见被采纳了，同时还决定不再对贵族赏赐土地和农奴，禁止做买卖农奴的广告。同年12 月，由沙皇颁布法令，允许商人、市民和国有农民购买土地。1803年2 月，根据少数贵族的要求，又颁布了关于自由农民的法令，允许地主单个地或整村地解放农奴，农奴通过支付赎金取得份地。这两项法令是沙皇政权对农奴制内部已经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关系所作的让步，指望借此形成一个新的“自由耕作者”阶层。但由于条件苛刻，手续繁琐，得到解放的农奴只有47000余名，仅占全部农奴的0．5％左右。 　　由于思想界较为开放的气氛和推崇自由主义的时尚，自由主义思想在上层贵族中有了很大发展。19 世纪初，俄国翻译出版了许多西方自由主义学者的著作。例如，边沁著作的片断曾在内务部官方刊物《圣彼得堡杂志》上刊登，1805年又根据亚历山大二世的命令出版了两卷俄译本；1806年，内务大臣柯楚别依指示出版了西班牙自由主义思想家加斯帕尔·梅里希奥尔，德·霍维拉诺斯的《个人与社会利益的一致性》的法译本。在俄国上流社会中，西方自由主义者的作品流传甚广，从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中也可以看出，边沁、斯密等人是最时髦的作者。越来越多的人在谈论如何实现社会公正和个人自由的问题，莫尔德维诺夫和斯贝兰斯基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两位。 　　莫尔德维诺夫追随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尤其崇拜边沁的学说。他的经历与他的自由主义倾向有着密切的联系。他出身豪门，少年时曾同皇储保罗大公一起在宫中接受教育。1774年被派往英国伦敦学习造船，在那里一住3年。他参加过多次远航，包括访问美国。他还了解了英国的社会和思想。这个时候出版的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一书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并促使他更广泛地接触西欧自由主义流派及其代表性作品。他同边沁、斯密和其他一些著名的自由主义学者保持着私人联系，常有信件来往。 　　莫尔德维诺夫热烈主张，不但要给贵族、而且也要给其他阶层以公民权利，首先是土地私有权。他指出，私有权是“第—块基石”，没有它就没有法的坚定性，因此，政府首先应该正式承认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在担任国务会议所属国家经济厅主席后，他首先采取措施放宽了对商业的限制。他认为个人不应依附于国家或为国家作出牺牲，因为真正的社会与所有单个的人是不可分割的；为了解决个人和国家之间的争执，可以实行特别民事法庭的制度。他提议由政府偿还所欠的国内债务，以便使人们相信国家不会运用政权力量破坏私人利益。莫尔德维诺夫很清楚，公民自由和私有权原则是不能够仅仅以君主的善良愿望来保证的，“一个君主无限的意志把这些东西给了人们，但另一个君主同样无限的意志能把它再要回来”，一切都取决于君主的愿望。在这种情况下，以法律形式肯定私有权只是在实现公民自由和公民权利方面走出了第一步，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应该使俄国向立宪的治理方式过渡。他坚信，俄国首先需要的东西是政治自由，只有利用这一手段才能争取公民权利的实现，才能逐渐地解放农奴，给予他们以自由人的地位。 　　概括地说，莫尔德维诺夫把实行立宪制度放在优先于解放农奴的位置上。在当时俄国条件下，这个主张的实质就是建立一个贵族代表机构来分享君主的权力，并以此作为农奴解放的前提。这种意见受到了一些贵族自由主义者的反对。持不同意见者认为，在俄国实行宪法还不到时候，首先应该通过专制制度来解放农民。后来成为十二月党人的尼·屠格涅夫在回忆他同莫尔德维诺夫的争论时说：“他想要有上议院的民主，以高尚、热情的自信反对任何专横。我赞成无限的权力，维护关于这种权力对于把国家从人剥削人的状况中解救出来的必要性的观点。” 　　有关是先要求政治自由(立宪)还是先要求公民自由(解放农民)的争论，反映了当时俄国自由主义思想所具有的贵族特征。无论是哪种意见，都只是体现了受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影响的先进贵族的愿望。由于俄国社会还没有造就出能够实现自由主义目标的力量，这些贵族自由主义者得出的结论也只能是或者依靠沙皇，或者依靠贵族。 　　如果说莫尔德维诺夫的思想中存在着明显的立宪倾向，那么斯贝兰斯基@则比他更进一步，提出了具体的立宪方案。 　　斯贝兰斯基是一位乡村神父的儿子，曾先后在弗拉基米尔和圣彼得堡的修道院中接受教育。他对西欧各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十分熟悉，具有强烈的自由主义思想倾向。1802年，经总检察官库拉金公爵的推荐，他到内务部任职，并很快受到亚历山大一世的青睐。1807 年，他被任命为内务大臣。他经常同亚历山大一世长谈，就国家体制、立法、经济等问题发表意见，并根据皇帝的指示起草国家改革的计划。他还追求时尚，仿效西方生活方式，爱穿英国式服装，用英国式早餐。1808 年，他陪同亚历山大一世去爱尔福得时，有机会直接同拿破仑交谈。拿破仑对他极为赏识，把他看作“俄国唯一有头脑的人”；而他对拿破仑也佩服得五体投地，因为这位“法国民法典的作者”改造了法国并创造了一种崭新的管理制度。 　　斯贝兰斯基希望以法国为榜样，对俄国的国家制度进行“大刀阔斧”、“一针见血”的改革。1809年秋天，他完成了名为《国家法典绪论》的改革方案，主张由最高政权赐给俄国人民一部宪法，使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在立法方面，成立类似上议院的国务会议，作为沙皇的咨询机构，其成员由沙皇指定；同时成立类似下议院的国家杜马作为反映人民意志的立法机构，其成员由乡、区、省逐级选举产生，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受财产资格限制。在行政方面，沙皇代表最高政权，成立大臣委员会，省、区、乡设管理委员会。司法方面的最高机关为参政院，建立各级法院。方案规定，一切领域的最高权力最后都集中在沙皇一人手中。斯贝兰斯基的方案是要使俄国从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制过渡，如果照此实行，俄罗斯帝国将具有同西欧国家相似的外貌。 　　根据斯贝兰斯基的建议，沙皇在1809 年颁布两项敕令，规定宫廷贵族称号只是一种荣誉而不享有得到官衔的权利；晋升七级以上文官必须具有大学毕业的教育程度或经过相应的考试。1810年1 月1日，成立了国务会议；1811年，对中央各部的机构和管理进行了改革。与此同时，法典编纂工作也有很大进展，国务会议初步审议通过了民法典草案的前两部分。 　　新潮与传统的碰撞 　　斯贝兰斯基所设计的自由主义改革方案遭到了保守贵族的强烈抵制，他们不能容忍他那些类似无套裤党人的作为，把他看作是导致灾祸的根源。亚历山大一世也开始担心大幅度改革会引起剧烈动荡，削弱专制制度的基础。于是，斯贝兰斯基在1812年3 月被放逐到下诺夫哥罗德。 　　斯贝兰斯基宪政方案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方案本身是“为了使俄国走上法治之路，走上立宪政治和代议制之路”，但这张以西方政治制度为样板的蓝图显然不适合俄国的基础。19 世纪初的俄国，资本主义因素虽然有所发展，但封建农奴制仍是占绝对优势的经济形式。1804 年，拥有16 名以上工人的企业总共只有1200 家，而且其中还有许多是按农奴制方式经营的；在95200 个从事工业或手工业的工人中，有53％仍是农奴。俄国还不具备实行资产阶级性质的立宪制度的经济和社会前提，改革归根到底还只是少数人的努力。在一定意义上，改革的进退与亚历山大一世个人的意志也有关系。他虽然赞成自由主义的思想，也不反对有限的改革，但当斯贝兰斯基真想“把法律置于君主之上”的时候，他也像叶卡特琳娜二世那样，宁可收起自由主义的姿态而让自己昨天的心腹远离首都。如同他的朋友恰尔多雷斯基所说：“他也有可能同意给大家自由，但条件是大家都自愿按他的意志行事。” 　　斯贝兰斯基想用西方最先进的思想来改造俄国，结果却被落后的俄国所否定。过于纯正的西方化，也许就是他的悲剧之所在。他的遭遇表明，正宗的自由主义是无法与专制主义并存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在本质上与俄国农奴制宗法文化格格不入。 　　当国务会议通过的民法典前两部分出版后，它因从形式到内容都与法国民法典相似而招来了奉传统为金科玉律的贵族的猛烈抨击。此时已倾向于保守的尼·米·卡拉姆津写道：“我们发现了什么?拿破仑法典的翻译!俄国人真是惊讶万分。这不是给恶意诽滂者提供材料吗?感谢上帝，我们还没有落到那个征服者的铁蹄之下，我们这里还不是威斯特伐利亚、意大利王国、华沙大公国，在那些地方，拿破仑法典伴随着眼泪被作为公民的典范。俄国作为一个强国存在了上千年，我们为编纂自己的完整法典工作了上百年，难道这一切都是为了……把我们斑白的头钻进由巴黎的六七个前律师或前雅各宾党人弄成的小书中去吗?……我们要问：现在是向俄国人拿出法国法律的时候吗?……我们都热爱俄罗斯，热爱君主，热爱它的光荣和幸福，我们都仇恨那个血染欧洲、把如此多的大国化为乌有的民族。在拿破仑的名字使人心颤栗的时候，我们却把他的法典放上祖国的圣坛。” 　　卡拉姆津的观点不仅是强烈爱国主义的，更是极端民族主义的。尽管他曾经热烈赞扬彼得一世的欧化政策，崇拜西方的文化，但这时他已转而认为俄罗斯无须向欧洲承认自己的愚昧，并对俄国的欧化痛心疾首。在他看来，外国人垄断了俄国的教育，西方生活方式已经使贵族眼花缭乱、倾家荡产，而现在竟然要触动这个古老国家的整个结构了，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俄罗斯并非尚未开化，不需要由什么人用外国的东西来教训它。 　　卡拉姆津的这些主张与其说代表了保守贵族的思想，毋宁说是一种旧文化在遭到另一种更为先进的新文化挑战时的本能的抵制。对斯贝兰斯基这个“西方瘟疫”的化身，持敌视态度的不仅仅是保守贵族，任何否定“俄罗斯精神”的企图也是仍然处在传统文化支配之下的群众所不能接受的。对斯贝兰斯基倡导的自由主义改革，“不论是在宫廷还是在茅舍，到处都是怨声载道”；而斯贝兰斯基被贬黜的消息，却引起了甚至连暴君之死也不会出现的普遍的欢欣。当斯贝兰斯基的家属随他之后去流放地时，沿途受到路人唾骂。这类记述反映了社会的心态。 　　当时．俄国人民的政治思维还是很不发达的，皇权主义是普遍的社会心理。占人口9／10 的农民中保留着农村公社的形式。他们在这种共同体中生活，基本上全是不识字的文盲，也从来没有享受过任何公民权利。封闭的村社环境和沉重的农奴制压迫在农民心理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们虽然渴望得到自由和土地，并且一再地以自己的斗争动摇着农奴制度，但他们终究是俄国宗法文化的主体。他们把自己的一切苦难归咎于地主，而把对将来的全部希望寄托在沙皇身上，认为专制君主的权力越是完整和巩固，他们的希望也就越有可能实现。因此，他们把任何试图削弱专制政权的人都看作是自己的敌人。在17 世纪至19 世纪上半期的大规模农民运动中，一再地出现僭称为王者假沙皇名义领导农民斗争的情况。对于农民来说，即使在进行反对压迫者的斗争中，他们也需要得到来自上面的领导和准许，哪怕它是虚幻的也好。在他们看来，只有沙皇和上帝才是他们的同盟者，是使他们免遭侵害的保护人。他们总是用宗教道德标准和沙皇旨意来证明自己行为的“合法性”，如同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俄国人民……固然曾经举行过无数次零星的农民起义去反对贵族和反对个别官吏，但是，除掉冒名沙皇的人充任人民首领并要夺回王位的场合以外，从来没有反对过沙皇。……相反，沙皇被农民看成人间的上帝：Bog vysok，Car daljok，即上帝高，沙皇远——这就是他们绝望中的叹声。” 　　俄国的农民起义不反对沙皇制度，而是拥护沙皇制度，只不过这个沙皇按他们的想象来说是“好的”、“庄稼汉的”沙皇。这种朴素的、幼稚的皇权主义的基础，是俄国的宗法制度。马克思曾经分析过封建时代农民意识的这类特点产生的原因：“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 　　从总体上讲，俄国贵族的政治思维同样也是不发达的。在本质上，他们是沙皇的奴仆，是无限的君主权力的拥护者和保卫者。即便在改朝换代时发挥重要作用的情况下，他们也从不能公开提出其政治要求，而只会搞幕后阴谋。但是，19世纪初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与俄国宗法制社会意识冲突的结果，并不是自由主义被彻底排除，而是它同俄国传统的某种结合。卡拉姆津的思想演变过程就说明了这一点。 　　在许多苏联史学著作中，卡拉姆津都是作为反动农奴主贵族思想家出现的。其实，这个结论并不确切，至少是不全面的。卡拉姆津是个贵族地主，青年时曾深受慈善、博爱精神和憎恨滥用权力的思想的影响，倾心于自由主义的学说。因此，他在长时间远离家乡前决定让自己的农奴得到幸福。他没有宣布解放他们，但把全部土地都给了他们，只要他们缴纳不多的租赋；他也没有任命管家——他认为管家通常比最坏的主人还坏——而是让农民自己选出领头人。但他后来回到家乡时，发现农民并没有过上较好的生活，相反陷入了极端的贫困。农民们对他解释说，他的父亲一直生活在乡间，不但留心自己的地产，还管理自己的农奴；而他给予农民的“自由”导致了偷懒和狂饮。于是，卡拉姆津收回了土地，成为一个勤勉的主人，并分给穷人从事经营所需要的东西。结果，农民生活好了，还特别感谢他给他们的命运带来的变化。 　　卡拉姆津从这段经历中得出结论：现在还不能把自由还给农民，因为他们已经养成了奴隶的习惯。他主张首先应该给予那些勤劳的农民拥有地产的权利，使他们逐渐在事实上成为能够支配自己的人，然后再考虑放弃地主对于农民的保护人资格的问题。他所设想的道路实际上是在保留人身依附关系的条件下，先让农民拥有财产权，以此作为解放他们的前提。这个观点同莫尔德维诺夫的主张类似。 　　在政治上，卡拉姆津赞成自由主义的君主专制，主张有一个合法君主在最高层次上维系已经成为传统的道德标准。他反对“把法律置于君主之上”的企图，认为这将使君主和贵族之间发生残酷的斗争，导致削弱法律秩序和产生暴政式的统治。但他又指出，自由主义与君主专制并不矛盾，自由主义原则的实现并非必然地要同破坏历史形成的俄国传统联系在一起，两者可以结合起来，即在现存国家制度的范围内进行自由主义的改革。 　　在卡拉姆津的思想中，可以看到传统的俄国文化与外来的西方文化相互妥协的倾向。即便在他政治上趋于保守的情况下，自由主义的精神也没有在他的思想中泯灭。事实上，在当时的欧洲，卡拉姆津也是被视为自由主义者的。1820年，欧洲的自由主义刊物《立宪主义》在评论他的《俄罗斯国家史》时，还特别赞扬了他的自由主义观点。从17 世纪俄国转向西方以来，伴随着两种文化的矛盾与冲突而出现的，总是某种程度的融合和调和。在后来形成的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中，也还是很容易发现与卡拉姆津的观点相似的东西。 　　在亚历山大一世身上，新思潮的冲动与旧传统的惯性也经常交织在一起或交替出现。他愿意进行有限的自由主义改革，但不允许损害专制制度。打败拿破仑后，他俨然以自由主义的旗手自居：在巴黎，他迫使路易十八赐给法国人民一部宪法；在伦敦，他会见边沁，就修改俄国法律的问题听取意见；他甚至请一位英国勋爵为他起草一份在俄国建立反对党的计划；他还在1815年末签署了赐予波兰王国的宪法，其中包括直接选举、建立代议机关、实行新闻自由和保障某些公民权利等内容。然而，也许是由于他在欧洲感受到了新文化的危险，也许是由于他担心俄国会走上法国的道路，他回到俄国后就逐渐远离并最后放弃了自由主义，推行警察统治，恢复和加强贵族的特权地位，实行文化专制主义。1817年，国民教育部被改为宗教事务与国民教育部，随后在该部内设立了一个负责信仰、科学和国家权威之间一致性的专门委员会。一切反基督教教义的著作都被查禁，不准报刊书籍宣传“有害思想”，解除高等学校中进步教授的职务，后来甚至封存了图书馆中伏尔泰、卢梭等思想家的著作。 　　然而，新思潮的影响并不是倒退政策所能消除的，俄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动摇着传统的基础，呼唤着资本主义精神。 　　十二月党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先驱 　　1812—1815年的战争结束之后，俄国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各种工厂纷纷涌现。到1825年，俄国已有手工工场5261个，工人达21 万余人，其中自由劳动力已增至一半以上。商业也出现了繁荣景象，粮食出口在1821—1825年间平均每年达106 万普特。彼得堡修筑丁漂亮的花岗岩码头，奥德萨也成了自由港。时代前进的步伐震动着俄罗斯，资本主义因素日益渗入农奴制经济内部，使这种野蛮、落后的经济制度渐趋衰落。 　　伴随着反拿破仑战争的胜利，西方正统的资产阶级文化——自由主义——对俄国的冲击出现了高潮。 　　1812年开始的反拿破仑战争激起了俄国人民空前的爱国热情。在有教养的人们中，产生了对自己祖国的历史、尤其是其中的英雄篇章的强烈兴趣。许多人到处搜集古籍和手稿，尽管他们不知道这些东西的真正价值；有些地主在自己的领地上大搞考古发掘，原因只是听说这里曾有过一个斯拉夫城镇或进行过一场著名的战役。爱国主义的高涨，必然导致进步的人们对社会政治问题和祖国前途的关心。面对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的现实，知识界的思想十分活跃，作家和诗人们经常聚会，出现了一些专门研究哲学问题的青年群体。那些年出版的《祖国之子》、《涅瓦观察家》等杂志和《记忆女神》、《俄国往事》等丛书成为人们以伊索寓言式的文章宣传自由、平等，揭露专制政权的警察统治和贵族地主的专横暴虐的论坛。阿·彼·库尼岑的《自然辩证法》一书更是尖锐地抨击了现存制度，宣扬天赋的人类平等权利，鼓吹共和政体和民主自由。未来的十二月党人就是在这种气氛下成长起来的。 　　对于少数亲身经历了反拿破仑战争的贵族青年来说，爱国主义是必须同为祖国和人民争取自由的意志联系在一起的。远征欧洲期间，他们亲眼看到了一个正处于资产阶级思想取得胜利、资本主义经济得到巩固时期的新世界。他们直接感受到了西欧各国的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并有机会接触西欧的自由主义者、了解他们的政治经济学说。拿破仑虽然被打败了，但拿破仑所代表的那种制度却征服了俄国先进贵族青年的心。 　　一位名叫冯·威森的军官说：“通过与法国自由派接触，我国的军官不知不觉地接受了他们的思想方法，也开始热衷于代议制机构。现在，他们因自己的国家仍处于专制主义的淫威之下而羞愧难堪。俄国解放了欧洲，但难道这仅仅是为了在本国保留农奴制吗?”雅库什金写道：“回国后看到农奴制、人民的贫困和对自由派的迫害，心情特别沉重。”他们觉得，自己的使命并没有因为战争的胜利而结束。志同道合的军官们聚集在一起，议论着如何继续为祖国服务，为改造社会、建立一种新的文明而斗争。1821 年，禁卫军司令瓦西里契科夫向特级公爵沃尔康斯基报告说：“您不了解自由思想在我们之中传播的广度。请不要用‘让他们住口！’这句令人沮丧的话回答我。议论者人数太多，无法强迫他们沉默。革命已经扎根于人们的思想中……” 　　在军官们的秘密组织中，酝酿着俄国改造的纲领，其基本要求是废除专制制度、实现政治自由。 　　彼斯特里起草的《俄罗斯法典》宣称，俄罗斯将成为民主共和国，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全部属于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人民大会将是行使立法权的一院制议会，由它选出的5 人最高杜马行使行政权，共和国总统从最高杜马成员中产生。年满18 岁的男性公民不受财产限制，享有平等权利；所有人都有信仰、言论、出版、迁徙等自由。尼·穆拉维约夫起草了一个君主立宪的方案，它为沙皇保留了行政权，但立法权属于分为上下两院的议会。它也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并享有自由和权利，但选举权受财产资格限制。准备在起义时公布的《告俄国人民书》更具体地提出了政治目标：“一、废除旧政府；二、成立临时政府，直到建立选举产生的正式政府为止；三、出版自由，取消书刊检查制度；四、任何宗教信仰都有举行仪式的自由；五、废除对人身的所有权；六、各等级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这三个主要文件基本上反映了十二月党人的政治观点。虽然他们在有关未来国家制度的方案上有激进和温和之分，但在总的原则上是一致的，即以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精神来改造农奴制专制的俄国。 　　在经济问题上，十二月党人没有形成系统的纲领，但提出了一些基本的设想。 　　彼斯特里在写于1819—1820年的《政治经济学实践原理》一书中，主张以资本主义原则来发展俄国的生产力，使农奴通过某种中间阶段成为自由的农场主。在《俄罗斯法典》中，他更明确地指出，使国民财富增长的最好办法就是给予自由。1819 年，尼·屠格涅夫出版了专著《税收理论探讨》。他大力鼓吹经济自由主义，认为经济自由应同政治自由一起成为社会制度的基础。他指出，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是“与欧洲各国人民的立宪自由同时产生，与这种自由不可分离的”。他和彼斯特里、别斯图热夫等人一样，把经济自由视为资产阶级社会的重要政治问题，强调人身和财产的不可侵犯是新秩序的基石。 　　关于土地和农民问题，彼斯特里主张让农民连同土地得到解放。他说，解放农民不应只是赐给他们虚假的自由，而要把一切贵族的、封建的秩序的阴影“永久地消灭”。土地应该被确认为全民的财产，但每个希望种地的人都有权得到一份土地。可以把全部农业土地分成两部分：一半为公地，农民可以从中分得一份而不必付赎金；一半为私地，可以自由买卖，使用雇佣劳动力。他的这个方案实际上是希望在解放农民的同时局部地保留地主土地所有权。穆拉维约夫起先提出不连土地解放农民，后来修改为分给农民小块耕地，地主土地所有制予以保留。 　　虽然《俄罗斯法典》和《穆拉维约夫宪法》这两个方案都或多或少地保留了地主对于土地的权力，但其基本倾向是主张土地向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方向发展。有些十二月党人，如屠格涅夫，认为应该不连土地解放农民。他们持这种观点并非完全是为了维护地主的利益，而主要是认为不连土地的解放更容易实现，也更有助于农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十二月党人的纲领明显地反映了正在成长中的俄国资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要求。虽然十二月党人几乎都是贵族，有些甚至出身于名门望族，但他们是贵族阶级的叛逆者，他们的思想和活动的性质与贵族阶级很少联系。有许多十二月党人与工商资产阶级分子过从甚密，并因此而受到精神激励。被预定为临时革命政府领导人之一的交通工程部队军官加·斯·巴坚科夫说，他曾“经常出入商人家中，因为这个阶级一般都不满于限制商业的那些规定，所以同他们的往来就引起了变革的愿望”。在莫斯科，十二月党人与印刷厂主和出版商塞里万诺夫斯基常有接触。屠格涅夫论税收的著作表明了他同工业资本的联系。而雷列耶夫自己也已是个资产者，他是搞出版的企业家和当时俄国最大的工商企业“俄美公司”的经理。 　　十二月党人的政治思想基本上直接来源于由法国革命弘扬的资产阶级政治自由学说，而其经济思想则比较明显地带有亚当·斯密、赛依、西斯蒙弟等人的理论的痕迹。就此而言，十二月党人无疑是西方自由主义的信徒。但在有关实现目标的手段问题上，十二月党人的观点与当时欧洲的自由主义理论是有所区别的。在19 世纪的英、法等国，自由主义者已放弃了有关可以采用任何方式争取天赋权利的主张，而希望通过温和的改良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当时一位著名的法国自由主义作家曾说：“我们必须保存作为革命果实的政治创造……但是我们必须从这项创造中抹去革命。”这番话表达了自由主义的普遍倾向，也反映了西方资产阶级由于社会地位的变化而失去了革命性。而十二月党人活动的舞台是仍然实行着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的俄国，在这个国家的发展道路上，首先面临着破坏旧制度的任务。在十二月党人看来，现在的俄国就如同1789年前的法国，因此，只能以公开的斗争和革命的手段来完成这项任务，改变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这种观点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自由主义是一致的。十二月党人希望用法国革命的思想来实现俄国的1789年。十二月党人差不多都有法国文化背景，他们这一代贵族基本上都是在法国文化的熏陶下成长的。18 世纪后期以来，几乎全俄国的贵族都崇拜法国，聘用法国人当家庭教师。这也许有助于说明，何以十二月党人大多是天主教徒。有些十二月党人还曾直接在法国受过教育，如穆拉维约夫一阿波斯托尔兄弟是俄国驻西班牙大使的儿子，他们被父亲安排在巴黎读书。很显然，这些“1812年的产儿”早已受到西方文明的滋养，而远征西欧的经历则使他们的思想产生了一个飞跃。托尔斯泰也曾认为，十二月党人的运动主要是外国影响的结果。十二月党人运动还受到1820 年开始的欧洲反对专制主义斗争新高潮的促进。那时，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七世被迫恢复了1812年的宪法；那不勒斯国王在人民的推动下同意实行宪制；葡萄牙驱逐了独裁者并成立了国会；希腊发生了反对土耳其暴政的起义；法国，比利时、德意志境内也出现了蓬勃的革命运动。“我们目睹各国的王位被恢复，又被推翻。我们的思想已经对革命、对革命的机遇、革命的好处习以为常了。”彼斯特里承认：“那不勒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事件对我有很大影响。”英、法、美的资产阶级革命虽然已经过去，但在世界范围内，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进程仍在继续。对许多欧洲封建国家来说，它们面临的问题正是法国在1789年所解决的。事实是，19 世纪20 年代欧洲革命运动的精神动力就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自由主义。神圣同盟的盟主亚历山大一世也很清楚，造成“灾难”的原因正是比拿破仑的征服更有力量的资产阶级学说。十二月党人的纲领和运动与欧洲的革命是一致的，因此，它的资产阶级性质同样是难以否认的。 　　沙皇政府也认为，十二月党人运动是在自由主义的旗帜下进行的。有些十二月党人的同时代人直截了当地称十二月党人运动为自由主义运动，卡拉姆津把十二月党人起义说成是“我们那些没有理智的自由主义者的荒谬悲剧”。起义失败后，亚，别斯图热夫在写给尼古拉一世的信中说：“我在口头上是一个超自由主义者，但这只是为了得到我的同志的信任。在内心深处，我是倾向于君主制度和温和的贵族政体的。”这个自白至少表明，十二月党人是把自由主义奉为原则和信条的。 　　十二月党人运动是以先进贵族为主体的具有自由主义性质的运动。十二月党人想把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移植到俄国土壤上来，想走西欧北美型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但在俄国尚未具备以革命方式建立资本主义秩序的成熟条件。他们没有想到，即便是一次成功的密谋，也不能够使俄国人民立即真正得到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先进的西方文化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在宗法制的俄国结出果实。十二月党人有许多弱点，但产生这些弱点的原因与其说是阶级的局限，不如说是历史的局限。 　　十二月党人的运动，开创了19 世纪俄国的解放运动，他们的思想影响着后来的先进分子。如果说后来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发扬了他们的斗争精神，那么自由主义者则更多地继承了他们的理论观点。从俄国社会思想的发展来看，十二月党人是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先驱。 二、不平凡的30—40 年代 　　抗争与探索：浪漫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哲学书简》 　　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被镇压以后，沙皇尼古拉一世加紧了对思想界的控制和监督。为了防止自由思想的传播，政府竭力加强“精神堤岸”，实行严格的书刊检查制度，查封了一批登载过触动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的文章的杂志；同时，通过出版、学校、教会等途径，强化对官方思想体系的宣传。1832年，保守的贵族思想家谢·谢·乌瓦罗夫伯爵提出了“东正教、专制制度和民族性”三位一体的公式，马上为沙皇政府所首肯，并作为俄国的基本政治口号贯彻于社会生活之中。在这个公式中，前两项是不难理解的。所谓民族性，指的则是俄国人民“特有的”顺从、笃信宗教、忠于沙皇的品德。乌瓦罗夫认为，俄国既然是在东正教、专制政治、农奴制条件下发展起来的，那么这种制度也就是不可动摇的。为了保持稳定，就必须发扬俄国人民传统的民族性。根据这个理论，现存制度是要永远保留下去的。 　　然而，即便是在统治阶级上层，自由主义思想也还没有绝迹，尽管其锐气已被消磨掉。 　　这一时期负责法律编纂工作的斯贝兰斯基非常重视自己事业的价值，认为通过法律汇编可以摆脱国家治理上的混乱状态，使人民能够处在一个法律环境中，扩展他们对法律和法制的认识，从而为实现政治自由作好准备。经过多年努力，他在1830年编出了《俄罗斯帝国法律大全》。1833年又编成15 卷的《俄罗斯帝国法典》，但未获尼古拉一世批准。这时的斯贝兰斯基远较亚历山大一世改革时期的斯贝兰斯基谨慎，其思想也表现出一定的保守倾向。从西伯利亚归来后，他与过去的论争对手卡拉姆津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并受到其思想的影响。在他的后期著作中，自由主义的原则开始同东正教国家的精神目标联系起来。 　　莫尔德维诺夫在尼古拉一世时期仍然十分活跃，是国务会议中的头面人物、自由经济学会主席、俄美公司负责人之一，还是保险公司、私人银行的倡导者。他不同意十二月党人的做法，但赞成他们的思想，并和斯贝兰斯基一样与他们有过密切的联系。现在，他继续大力鼓吹经济自由主义观点，说自由是人民活动成功的唯一准则，只要消除对生产力自由的限制并充分使用这种生产力，俄国的经济就能得到高度发展。他呼吁奖励自由劳动，采用机器生产，扩大银行信贷，吸收外国资本，制订有利于资本积累的税收政策，以便发展工商业、加快技术进步。他还提出了一些旨在促使农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建议，如普及农业教育、推广农业机器、实行改良的轮作制、建立示范农场等。他回避了国家制度的问题，但就城市自治、司法制度和国民教育的改革发表了意见，并在建立经济统计制度、向人民提供医疗服务、设立公共图书馆等方面作了许多努力。他的很多建议成为60 年代之后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在地方自治局中的主要活动内容。 　　斯贝兰斯基和莫尔德维诺夫只是代表了官方的贵族自由主义的余波。俄国社会正在经历的剧烈变动孕育着思想的新发展。 　　19世纪30 一40 年代，俄国的工业革命揭开了序幕。纺织、造纸、制糖等行业率先采用了新技术，机器生产逐步取代手工劳动，自由雇佣劳动开始在工业中占主导地位。地主经济的商品化趋势加强了，许多地方的开明地主纷纷成立农业协会，讨论和交流提高农业生产水平的方法和手段，并出版杂志，改进生产技术和经营方式，建立示范农庄，举办农业展览会，推广改良的种子、牲畜和农具。商业也出现了繁荣局面，40 年代全国约有4000 个集市，出现了一些新的商业中心；对外贸易也迅速扩大，把俄国卷入了世界资本主义市场。30年代，一个私人股份公司修筑了从彼得堡到皇村的25 俄里铁路。尽管守旧派把铁路称为“有害的病症”，但这种先进的运输手段还是被逐渐采用了。同时，公路建设数倍、数十倍的增长，内河航运也迅速发展。由于帕·利·希林格在1832年发明了电磁电报，1835年在彼得堡建立了俄国第一个电报局。生活在前进，农奴制俄国在缓慢地朝资本主义方向演变。 　　在沙皇政府的压制和摧残下，先进的俄国知识分子继续顽强地抗争，进步思想在黑暗中摸索前进，不断进发出闪亮的火花。如同赫尔岑所说，这是一个“外在的奴役和内心的解放”交织的时代。 　　十二月党人运动失败后，莫斯科取代彼得堡成了俄国社会精神生活的中心。在莫斯科大学这所曾经培育了雅库什金、尼·穆拉维约夫、卡霍夫斯基、尼·屠格涅夫等著名十二月党人的学府中，关心社会、追求自由的思想形成了一股潮流。俄国政论家、空想社会主义者萨宗诺夫”写道：“崇尚文明和怀念真正的人民传统以及热爱自由的思想，在这个学府里找到了最后的容身之地。”赫尔岑(1812—1870)在回忆他在莫斯科大学的生活时说：“我们和我们的同学在教室里公开谈论我们所想到的一切事情，禁诗的手抄本从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我们阅读禁书并加以评论。而且，我也不记得教室里发生过任何告密和变节叛卖的事情。”“这所失宠的大学产生的影响日渐扩大，俄国的年轻力量从各个地方、各个阶层流到这里，就好像流进一个总蓄水池。在大学的课堂里，他们清洗了从家里带来的各种偏见，达到了一个共同的水平，彼此亲密友爱，然后又分散到俄国各地和各阶层中去。” 　　在莫斯科大学，学术空气十分浓厚，思想争论非常活跃，教授与学生联系密切。在确定的日子里，格拉诺夫斯基山、卡维林、列奇金那里经常聚集着许多大学生。他们不仅就科学题目，而且也围绕现实问题和文学现象进行深入的交谈。许多热情奔放、意气风发的大学生自发地组织起一些小组，其活动的影响很快超出了大学的范围，成为开创哲学、政治思想和文学新流派的开端。在这些小组中，最有名气的是分别推崇德国浪漫主义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斯坦凯维奇小组和赫尔岑一奥加略夫小组。 　　斯坦凯维奇是一位年轻的哲学家和诗人，他天赋极高，富于理想主义，曾广泛阅读了德国浪漫主义的文学作品和哲学作品，主张以一种世俗的、思辨性的宗教来取代他和他的朋友们早已不相信的东正教。他的朋友有别林斯基、格拉诺夫斯基、阿克萨科夫、波特金、巴枯宁、卡特科夫、萨马林等人。1831年，他们组成了一个小团体，研究文学和哲学问题。致力于在德国诗人和哲学家的思想中寻求真理，不过问政治。他们出版了《望远镜》、《莫斯科观察家》等刊物，宣传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提倡启蒙的人道主义理想。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俄国思想界的精华，尽管在观点上并不完全一致：他们中出现了西欧主义者、斯拉夫主义者、革命民主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但在当时，他们都迷恋于德国的精神文化。 　　斯坦凯维奇认为，正确地理解康德、谢林以及黑格尔的哲学，可以引导人们去认识并存的正义和邪恶，追求永恒的美、和平与和谐。他指出，不仅要进行能够改变社会表层结构的改革，而且更应追求人的自身的塑造和自我超越。对人类来说，唯一的救助来源于自我更新，也唯有通过这种途径才能获得真理和幸福。为此，必须从哲学家和诗人那里汲取知识，向康德、黑格尔、歌德等智者学习，以实现精神的自由。他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教育他的追随者去争取一个和谐的、充满永恒的爱的纯洁世界。 　　30年代，德国浪漫主义在俄国进步青年中风行一时。浪漫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和运动，最早表现为18 世纪70—80 年代德国的“狂飙突进”时期，它追求无限的自由和无穷的境界，渴望完美和革新，充满了个性解放和公民权利不受侵犯的激情。浪漫主义世界观的基础是由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而引起的失望，这种情绪主要表现为受过教育的知识阶层对于资产阶级革命成果及社会进步的有限性的不满。在艺术上，浪漫主义融个性、非理性、主观想象和感情为一体，反抗18世纪古典主义的朴素、客观和平静。浪漫主义思想进入尼古拉一世统治下的俄罗斯帝国，极大地刺激了俄国思想界的理想主义倾向，并使之具有强烈的激进色彩。尽管斯坦凯维奇小组没有直接议论政治，但俄国生活的现实不可避免地在小组的活动中得到反映：他们都希望使人民摆脱农奴制从属关系，获得人身的自由和解放。而且，小组成员后来几乎全部积极地投入了政治活动。德国浪漫主义对俄国思想界的渗透在相当大程度上是由沙皇政府促成的。尼古拉一世的政府不愿让自己的臣民到法国去，因为法国被认为是一个经常发生革命、处于混乱和无政府状态的国家。政府鼓励青年人去德国的大学学习，因为那个国家相对平静地处于专制主义传统的影响之下，俄国青年会在那里被训练成更加忠实于沙皇的奴仆。当时，柏林还很少具有西欧都市生活的色彩，初到这里的俄国贵族甚至感到它一点也不像个欧洲国家的首都。但是，这里的大学、科学和黑格尔所称的“思想的王国”已享有盛誉，并使柏林成为欧洲思想运动的又一个中心。在这里，人们希望接受教育、获取知识以赶上时代步伐的精神面貌是俄国人难以想象的：大学的课堂里总是挤满了人，除了学生，还有官员、军人，甚至妇女。但是，更使俄国青年心动的是这里日益激进的思想倾向，他们深受其影响并将其带回自己的祖国，这一结果是沙皇政府所始料未及的。 　　尼古拉一世着意防范的法国社会思想也没有能够被阻挡于俄国国门之外。赫尔岑和奥加略夫在莫斯科大学组织的小团体就是以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论为思想基础的。同斯坦凯维奇小组不一样，赫尔岑一奥加略夫小组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他们一开始就确定了一个主要的目标，即一定要建立社会主义。赫尔岑后来回忆说：“我们的思想是混杂的，我们宣传十二月党人运动和法国革命，后来又宣传圣西门主义和法国革命；我们宣传立宪与共和，宣传阅读政治书籍并把力量集中在一个团体里；我们最努力宣传的是憎恨一切暴行和政府的一切专横。”在小组中，他们研讨傅立叶、圣西门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学说，探索人类生活的新的伦理道德准则。每一次集会上，他们都要朗诵雷列耶夫和普希金的禁诗，同唱法国诗人贝朗瑞的歌曲。他们甚至在冬天戴的也是法国式的黑丝绒无檐帽和三色旗围脖。奥加略夫在《一个多余人的自白》这首诗中表达了小组成员的心声：“我们是傅立叶、圣西门的学生，决心为人民和人民解放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生，我们要奠定社会主义的基石……”尽管小组很快就被破坏，但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成为后来以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俄国农民社会主义的主要来源之一。 　　1836 年，在第15 期《望远镜》杂志上，刊登了一篇题为《致某女士哲学书简(之一)》的文章，作者是彼·雅·恰达耶夫。恰达耶夫出身贵族，曾是骑兵军官，参加过1812 年的卫国战争，1821 年加入了十二月党人的秘密组织“北方协会”。十二月党人起义时，他正在国外。1826 年返回俄国后，潜心研究哲学，曾受天主教的天命论及社会基督教思想的影响。在《哲学书简(之一)》中，恰达耶夫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了俄国现存制度的野蛮、迷信和残酷的奴役性，他发表这篇文章时署名“涅克罗波利斯”，以此隐喻农奴制专制统治下的黑暗的俄国。他指出，农奴制的存在是俄国生活中的可耻污点，是国家进步道路上的主要障碍。他以悲凉的笔调表达了对于俄国落后的感慨，他诅咒俄国的历史和传统，同时也发出了“高贵的失望的呐喊”，因为他从俄国历史中发现了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特点，而这些特点使他不能用自己从西方接受的思想来为俄国的未来发展找到方向和前途。 　　恰达耶夫对俄国的历史传统持批判和否定态度。他认为，俄国一切不幸的原因首先在于东正教的兴盛，它对俄罗斯民族和俄罗斯文化的发展起了消极的作用。在俄国有记载的历史中，没有什么高尚的、令人鼓舞的东西。“我们从不知道，这个民族有过一个与其他民族一样的充满生气勃勃的活动和道义力量发挥崇高作用的时代。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没有生气和活力，我们的社会生活只是由于受凌辱才会振作一下，只是由于受奴役才能安静下来。在我们的记忆中，没有动人的回想，也没有优美的形象。在我们的民族传统中，没有永恒的教益。”他甚至刻薄地、发泄式地宣称：“在世界上所有的民族中，只有我们对世界毫无贡献，也只有我们未能从这个世界学到什么……我们对人类精神的进步从未贡献过什么，而一直在玷污它。”他甚至认为，俄国没有未来，正如它没有过去一样。 　　恰达耶夫写道：“在奴隶这个词中包含着多少内容、多少恐怖啊!这是一条将使我们毁灭而无法摆脱的死路。这是一个我们都将碰死在它身上的现实。这使我们所作出的最高尚的努力和表现的最慷慨的热情最终都是徒劳的。这使我们的精神处于麻痹状态，使我们的一切善行都遭到玷污。”恰达耶夫的这些愤愤之言淋漓尽致地表达了欧化的先进知识分子的内心痛苦和精神悲剧。恰达耶夫信奉天主教，强调宗教和教会在历史中的作用，相信天命。他希望能够找到一条道路，引导人类通向理想境界，但他甚至无法超越俄国的历史和现实。恰达耶夫的文章发表后，《望远镜》杂志立即被封闭。尼古拉一世把恰达耶夫称为疯子，下令禁止他离开住所，并为他提供免费的“治疗”。针对上流社会一些虚伪的“爱国主义者”的攻击，恰达耶夫在《疯人的辩护》中坦率地表示：“确实，我憎恨那种使人把一切都看成玫瑰色、使人沉湎于空想之中的悠闲的爱国主义、懈情的爱国主义。遗憾的是，我们中有许多聪明人正受这种爱国主义的毒害。”“我没有学会用闭上了的眼睛、低垂的头和封住的嘴巴去爱自己的祖国。” 　　在尼古拉一世反动统治的年代里，恰达耶夫的文章犹如“黑夜中的枪声”，震动了俄国思想界。当时正在流放地的赫尔岑在读到第一封信后，被它激起了长久的痛苦和沉思。他认为，恰达耶夫的结论是经不住推敲的，但这对文章本身并不重要，文章的意义在于它表达的愤懑感情动人心魄，使人们的精神受到长久的、深刻的影响。人们责备作者的严酷，但正是这种严酷是他最大的功绩。恰达耶夫关于俄国历史的看法，成为30 年代后期到40 年代后期著名的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争论的直接起因。 　　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争论 　　30 年代，那些关心祖国命运和前途的俄国人开始探索和研究俄国历史发展的道路，试图从中找到未来的方向。恰达耶夫的文章引起了知识分子的热烈反响，并使他们很快就形成了两大流派——斯拉夫派和西方派。莫斯科大学的师生和几乎整个莫斯科知识阶层都被卷入了这场争论。在指定的日子里，论战双方聚集在朋友的客厅里，通宵达旦地展开辩论。当时的莫斯科有许多这样的沙龙，在这里，俄国思想界最博学、最杰出的代表经常面对面地交锋。后来成为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主要理论家的鲍·齐切林”回忆说，正是在这里，他第一次被一种思想所吸引，被一种人类最高尚的动机所掌握，并产生了参加这个精神运动的强烈愿望。 　　论战的焦点从一开始就是很清楚的。斯拉夫派坚信俄罗斯民族精神将决定俄罗斯的前途，而西方派则认为应该从西欧的历史经验中寻找出路。斯拉夫派的主要代表有阿·斯·霍米亚科夫、尤·费·萨马林、阿·伊·科谢列夫、基列耶夫斯基兄弟和阿克萨科夫兄弟。他们常在沙龙中探讨社会和政治问题，但也利用朋友之间的通信发挥自己的理论，还在波戈金主办的《莫斯科人》杂志上发表文章。斯拉夫派作为俄国社会思想的一个流派，并没有统一的理论和纲领。伊凡·基列耶夫斯基曾经说过：“我们自称斯拉夫主义者，但每个人对这个词有着不同的解释。第一种人认为斯拉夫主义只表现为语言和统一的民族；第二种人把它理解为西方派的对立物；第三种人认为是对民族性的追求；第四种人把它当作对东正教的追求。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理解是正当的，并且排斥任何源自其他原则的东西。”对于这种情况，别林斯基在1847 年抱怨说：“迄今为止，他们没有一人愿意花点精力阐述斯拉夫派的主要原则，以便让人们了解这种学说同已知的许多观点是如何完全不同。” 　　但是，在30—40 年代的思想斗争中，斯拉夫派还是表现出了一些共同的基本观点。从总体上看，斯拉夫派的特点是他们都认为俄国的历史道路完全不同于西欧的发展，俄国文化优越于西方文化。对于他们来说，一切俄罗斯的东西都是神圣的、美妙的；他们希望从纯洁、朴实的俄罗斯精神中找到哲学和艺术的源泉，找到俄罗斯的未来。 　　斯拉夫派观点的核心是“公社原则”。在斯拉夫派看来，俄国的农村公社是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是从远古遗留下来的“整个俄罗斯历史的基石和根源”，也是俄罗斯民族生活方式和世界观的绝对特点。俄国历史上没有西欧历史上常见的“分裂现象”，就是因为俄国的农村公社造就了俄罗斯民族对宗教的虔诚、对君主和国家的忠顺、内部的和谐无争等已经成为民族性的传统。这种俄罗斯精神也将使俄国在今后免于革命和动乱，享受安定和繁荣。 　　伊·基列耶夫斯基曾指出，俄国的文化是一种宗法制的文化，村社土地受到地主或世袭领主的权利的限制，而这种权利又受到他们与国家的关系的束缚。在村社的基础上，农民可以同地主、也可以同沙皇和平相处。斯拉夫派相信，保留村社不仅不会阻碍农业的发展，相反，还会促进生活的富裕；村社还能够防止农民的无产阶级化，使他们避免失去土地和陷入贫困。出于这种认识，斯拉夫派设想，俄国可以从农村公社直接过渡到工业公社，劳动组合可以在工业中发挥它在农业中所发挥的那种作用。 　　斯拉夫派中有许多人迷恋彼得大帝以前的“纯朴的罗斯”，对彼得的改革持批评态度。基列耶夫斯基说，在彼得大帝之前，政府和人民是平等的，“历代沙皇都没有离开过俄罗斯人的原则，也没有改变过俄罗斯人的道路”。在西方存在着党派斗争，存在着因“精神骚动”而引起暴力变革的基础；而俄国的一切都是在安宁和平静中和谐自然地发展的。但是，俄国的这一特点由于彼得的改革而淡化了，欧化政策使俄国离开了独特的发展道路，使它受到“西方瘟疫”的侵害，并造成了俄国贵族和人民的分裂。斯拉夫派也指责尼古拉一世企图使俄国全盘德国化，并且坚持认为，俄国只有根据俄罗斯人民的原则而不是德国或西欧的原则才能获得发展。为了复兴俄罗斯精神，他们中有许多人甚至戴上18世纪以前的那种平顶皮帽，穿起古罗斯时代的外套和靴子，到各地去旅行。但是，斯拉夫派并不是狂热的无原则的复古派，他们的主张实际上反映的是受到伤害的俄罗斯民族感情，是对彼得一世以来外国文化影响泛滥的一种反作用。斯拉夫派也并非像其论争对手所指责的那样是主张维护农奴制度的，相反，他们对现存制度的态度是批判和否定的，有时甚至比一些西方派更加坚决地主张废除农奴制。他们激烈抨击农奴制的罪过和专制政权的官僚一警察统治，主张通过改革来摆脱这种违背人民意志的罪恶，只不过认为这种改革必须同人民的精神传统和风俗习惯相符合，自上而下地进行。如果考虑到俄国的历史和现实，那么即便是他们对村社的赞赏和对彼得改革前俄国生活的怀念本身，就包含着对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的否定。他们反对走西欧的道路，也并不意味着反对进步与文明，而只是试图走一条独特的俄国式的发展之路。就这方面来说，斯拉夫派与后来的革命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是有着传承关系的。 　　斯拉夫派人士都是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地主或出身贵族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思想具有极其强烈的传统色彩。但是，他们大多受过良好的欧式教育，并同西方派一样受到当代西方哲学和政治思想的影响。著名的斯拉夫派分子霍米亚科夫掌握多种外语，熟知俄国历史，也非常了解当代欧洲思想。伊·基列耶夫斯基曾在柏林求学，受黑格尔、谢林等人观点的影响很深。总的来说，他们的理论同样植根于十二月党人世界观形成的那个时代。与十二月党人不同的是，他们是贵族反对派，而非贵族革命家。在民族主义的外衣之下，他们的思想在本质上是自由主义的。对此，沙皇政府也很清楚，认为斯拉夫派的主张是对专制制度的威胁，并下令禁止斯拉夫派组织的化装游行，禁止他们创办杂志和宣传自己的观点；一些著名的斯拉夫派活动家受到特务机关的监视，萨马林、伊，阿克萨科夫等人还曾遭到逮捕和审讯。当现实粉碎了斯拉夫派关于重建田园诗般的宗法关系的天真幻想时，许多斯拉夫派分子走上了主张实行西方式的君主立宪制度的道路，从而使斯拉夫派具有更加明显的自由主义色彩。 　　斯拉夫派在俄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它反对无条件地模仿西欧，表明了俄国社会争取独立发展的愿望。在斯拉夫派与西方派争论多年之后，别林斯基在1847年指出：斯拉夫派这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卓越的事实。赫尔岑在后来的回忆中也谈到，正是从斯拉夫派开始，俄国思想出现了转折。在斯拉夫派对俄国历史文化传统的看法中，明显地存在一些谬误，但他们对俄国发展特殊性的探索在总体上具有深刻的意义。别林斯基在《1846 年俄国文学一瞥》这篇文章中说：“当代的最伟大思想成就之一，便是我们终于了解到俄国有其同任何一个西欧国家完全不同的历史；必须研究这个历史，并根据这个历史本身，而不是根据同它毫无共同之处的欧洲各国人民的历史，来作出判断。”斯拉夫派还开创了俄国历史研究的新风格。他们反对把历史学研究的对象限于王朝帝业，认为人民是“历史中永恒的活动家”，应该把思想和精力首先倾注在俄国人民——首先是农民——身上。他们很重视人民日常生活的研究，广泛发掘了以往为历史学家所鄙视的俄罗斯人民的口头创作和古文献资料，致力于探讨农业劳动形式、村社的组织、农奴制的形成和演变过程等题目。与斯拉夫派的观点尖锐对立的西方派以格拉诺夫斯基、卡维林、安宁科夫、波特金、科尔什等人为代表。如果说斯拉夫派坚持的是俄国历史过程的绝对特殊性的话，那么西方派则强调世界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性。在西方派看来，俄国与西欧没有任何本质的不同，俄国的问题在于国家落后，而改变这种状况只有通过学习和仿效西方，走西方文明发展之路。 　　从1843 年11 月开始，西方派的台柱格拉诺夫斯基开始在莫斯科大学作面向公众的系列学术讲座。这位曾参加斯坦凯维奇小组，．后来又留学德国的贵族青年，此时已经是一个学识渊博的历史学家。他演讲的题目是生僻和深奥的，如墨洛温王朝后期和加洛林王朝早期的历史，罗马教会、罗马法律及封建机构对文明过程的影响等等，但却赢得了听众的喝彩和仰慕。这不仅是由于他的演说严谨、有力、充满勇气和诗意，更是因为他的演说是带有鲜明的自由和理性色彩的半政治宣言，它们表达了一种新的思想，具有明显的反对国家主义和教会主义的倾向。格拉诺夫斯基没有直接说出俄国农奴制度的前途，但人们很容易从他的演说中得出这样的结论：现存制度是反历史的、不合法的，俄国最终将像西欧那样，结束农奴制度，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他没有偏激的言论，但他是一个地道的黑格尔主义者，相信宇宙有一个模式和终极目标，认为人类正在走向自由，尽管通向自由之路是崎岖曲折的；这个过程是缓慢和痛苦的，但又是坚定不移的。 　　西方派指责斯拉夫派“幼稚地膜拜我国历史上的幼稚时期”，认为俄国传统文化迟滞俄国社会的进步，俄国的唯一出路在于全面否定自己的过去，完全地实行欧化。格拉诺夫斯基强调，俄国文化植根于拜占庭文化，而正是这种文化被沙皇政府用来作为对付西方更先进文化的影响的解毒剂。齐切林的回忆更明确地表达了西方派与斯拉夫派在俄国传统文化问题上的分歧，他写道，“斯拉夫派的全部说教对于我来说是某种荒谬的、没有道理的东西……我热爱祖国并且是东正教会的忠实儿子，从这方面说，这种学说似乎可以得到我的同情。但人们要我相信，受彼得改革影响的俄国社会整个上层都鄙视一切俄国的东西，盲目地拜倒在一切外国的东西面前。这种情况在彼得堡的某些客厅里可能会有，但生活在俄国的我却从未见过。人们肯定地对我说，人类的最高理想就体现在那些我曾在其间生活并从孩提时代就十分了解的农民身上，这对于我来说是荒谬的。人们要我仇恨所有那些在俄国历史中我为之自豪的东西：彼得的天才、光荣的叶卡特琳娜二世朝代、亚历山大的伟大功勋……他们证实说，我们从西欧的自由中没有什么好学的，并且拿出彼得以前的罗斯作为证据。……我从小就习惯于尊重的教育，我渴望学习的科学，被看作是像毒药一样须要提防的危险谎言，而被许诺取代它们的是某种谁也不清楚的俄国科学。这种科学现在还没有，但它在某个时候将从不可侵犯地保存在农民中间的土壤上发展起来。这一切是如此地不符合真理的要求和俄国社会的现实，是如此地违背最普通的健康思想的指示，以至于对我们这些还没有被莫斯科沙龙里的争论弄糊涂的外省人来说，斯拉夫派是某种怪诞的东西。……在莫斯科的沙龙之外，俄国生活与欧洲教育很安静地和睦相处，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矛盾，相反，后者取得的成就对于前者来说纯粹是好处，我的双亲的全部愿望就是要使我们受到欧洲教育，他们认为这种教育是对任何俄国人的最好美化，也是报效祖国的最可靠手段。”在争论的后期，西方派也承认他们的论战对手关于俄国历史道路特殊性的观点是有道理的，只不过他们从这种特殊性中得出的结论仍然是同斯拉夫派相反的，即认为俄国的前途在于消灭农村公社，走西欧的发展道路。 　　西方派学者广泛利用了西方自由主义的理论和学说，力主实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通过和平的方式限制专制政权，废除农奴制度，实现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吸收西方文明的成就以促进俄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当时，别林斯基、赫尔岑、奥加略夫等也被视为西方派。他们积极参加了同斯拉夫派的论战，反对俄国发展独特道路的观点。从1840年开始，别林斯基在《祖国纪事》上发表了一系列这方面的文章。1842年，赫尔岑从他第二次被流放的诺夫哥罗德回到莫斯科后，他家的客厅马上成了西方派最活跃的沙龙之一。这里的常客有格拉诺夫斯基、科尔什、凯特切尔、列德金等人。在无休止的闲谈、戏谑、饮酒和进餐中，他们敏捷地交流思想，谈文学、谈艺术、谈自己所读的书籍和了解的情况，相互争论并得出结论。但是，在政治思想观点方面，别林斯基、赫尔岑与格拉诺夫斯基、卡维林等西方派代表并不完全一致。在废除农奴制度的途径、对西欧资本主义的认识等重大问题上，他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分歧。而这正是后来他们作为革命民主主义者与西方派自由主义者分道扬镳的原因。 　　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交锋主要以学术探讨的形式进行，这是因为沙皇专制政权不允许公开的反对派言论存在。在书刊检查制度下，讨论历史、哲学和文学问题比直接涉及农奴制俄国的现实要方便得多。安宁科夫说：“在当时可怜的政论阵地上，这一切都以温和的形式表现出来。思想的阐述不那么鲜明和直率。除了极少数众所周知的例外，人们在公开场合都要装扮起来。杂志只是反映了‘室内暴风雨的某些痕迹’。”论战是带有浪漫主义气息的。人们无休止地就西方和俄罗斯的问题进行争辩，但往往热衷于如何使自己的观点获胜而忽视对问题的理性思考。齐切林在接触到西方学术界后非常感慨，认为当时莫斯科的沙龙中还缺乏他在西方所看到的那种真正的科学态度。尽管如此，斯拉夫派同西方派的争论仍然有力地推动了俄国思想的发展。赫尔岑说，后来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起源于这个时期。就这两个思想流派本身而言，它们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正在形成中的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特征，促进了这一思想体系的发育与成熟。与此同时，它们也孕育着未来革命民主主义和农民社会主义的基本因素。 三、解放运动两大流派的形成 　　革命民主主义与俄国农民社会主义 　　40年代，由于西欧哲学和社会思想、尤其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传入，以及俄国人民反抗农奴制度的斗争的推动，逐渐形成了以别林斯基、赫尔岑、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为代表的一种新的社会思潮——革命民主主义。这一思潮日益明确地反映了农民的利益和要求，比自由主义更坚决、更彻底地反对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 　　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核心，是主张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现存制度。作为这种思想的奠基者的赫尔岑和别林斯基都曾经历了一个先超越启蒙思想，然后又超越自由主义的思想演变过程。他们都曾把改造俄国社会的希望寄托于启蒙教育和自由主义性质的改革。 　　出身于贵族的赫尔岑从小受到俄国和欧洲进步文化的影响。他的两个家庭教师对他有过很大的帮助：教文学的普罗托波波夫经常给他阅读被禁的文学和政治作品，使他了解了从拉吉舍夫到十二月党人的俄国革命传统；教法文的布朔先生曾是雅各宾党人，他启发了赫尔岑对法国革命的同情。赫尔岑早就决心继承十二月党人的事业，但他也相信启蒙和道义的力量。大学时代他曾醉心于西方的政治学说，被认为是“危险的自由主义者”。但由于1830 年法国革命的失败和1831 年波兰起义的被镇压，他在30 年代初就对自由主义产生过怀疑。“怀着内心的恐惧，我们开始看到，在欧洲，特别是在我们曾经期待出现政治标语和口号的法国，事情并不顺利。……由拉法耶特、本杰明·孔斯坦、彼尔·贝朗瑞的鼓吹而在法国人观念中逐渐形成的幼稚的自由主义，在波兰灭亡之后已对我们失去了它那动人心弦的力量。”1834—1840 年的流放生活使他有机会更密切地接触俄国社会现实，他开始认为必须用革命方式消灭现存制度。在40年代创作的《谁之罪》、《克鲁波夫医生》、《乌鸦》等小说中，他尖锐批判了农奴制度，表达了对教育，自治、自由和社会政治新形式的追求。1845—1846年间发表于《祖国纪事》杂志的《自然研究通信》使他跻身子当代最杰出思想家的行列。他在批判地吸收黑格尔辩证法的时候，把哲学同政治斗争结合在一起，论证了对社会进行革命变革的必要性。“我们的使命就是要去推翻旧制度，打破一切成见，毫不留情地去对待一切以前是神圣的东西。” 　　1847年，赫尔岑到达法国后，对资产阶级社会有了直接的认识。他以《马里涅街来信》为名，连续给《现代人》杂志撰稿，批评资本主义制度。他认为，工厂主和贵族地主同样都是吃人，资本主义是一种有组织的吃人形式。他尖锐地指出：“法国和其他欧洲强国的国家形式就其内涵来看，是和自由、平等、博爱毫无关系的。无论以何种方式实现这些思想，都将否定现代欧洲生活，都将导致现代欧洲生活的终结。”他在第一篇文章中就涉及了一个对于他在俄国的朋友和论敌都十分重要的问题，即先进的俄国人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成为西欧自由主义学说的接受者和继承者？俄国是否已经为自己走西欧那样的资本主义道路作好了准备？尽管他自己也还未能回答这样的问题。 　　赫尔岑的这些惊人之语引起了他的自由主义朋友波特金、科尔什等人的震动和反对。但别林斯基(1811—1848)维护赫尔岑的立场，认为对他的观点不能过于苛求。别林斯基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名义上的平等掩盖了资产者对无产者的剥削和压迫，资产阶级的宪章并不能使劳动群众免受饥饿和屈辱、摆脱无权地位。他在1847 年12 月写道：“我曾经说过，国家掌握在资本家手里是不合适的。现在我还要补充一点：国家掌握在资本家手里是不幸的。”他预言，资本主义最终将和农奴制度一样走向灭亡。 　　作为平民知识分子的代表，别林斯基对资本主义的看法要比赫尔岑更为理性。他批判资本主义的罪恶，也肯定它的进步作用；他认为工业造成了无穷的弊端，但也是社会福利的源泉。1845年，正在兴起的铁路建设引起了他对将被物质进步所改造的新俄罗斯的憧憬，他相信铁路的发展将联系各个阶级、各个阶层人们的切身利益，并要求他们建立起一种新的相互关系。1848 年前，别林斯基就已敏锐地注意到了俄国贵族地主向资产阶级转化的进程，认为这是俄国发展道路上的重大进步，并指出俄国可能不得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与赫尔岑的又一点不同是，别林斯基主张，目前还不必将欧洲的问题完全当作俄国自身的问题来对待，而应该首先在俄国“发现问题和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他在这里所表达的显然是这样的思想：俄国面临的紧迫问题是废除农奴制度，而不是有关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及其前途。 　　别林斯基相貌平平，天生味觉不灵，受教育的程度也不算高，但却是当时俄国思想界一颗最明亮的星。同赫尔岑一样，他也继承了拉吉舍夫和十二月党人的革命传统，但他向前走得更远。1832 年，由于反农奴制的思想，他被开除出莫斯科大学，次年开始进行文学评论活动，直至1848 年去世。30 年代末，由于受黑格尔哲学消极方面的影响，也由于还看不到改变现存制度的力量，他曾一度认为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一切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表现出“同丑恶的现实和解”的妥协倾向。但是，欧洲的革命动荡和俄国国内阶级斗争的发展使他很快摆脱了迷茫，转到了坚定的革命立场上。40 年代，他是进步知识界最激进的人物。据他的朋友们说，他曾多次提出，应该用暴力和恐怖的手段，“把圣母送上断头台”。赫尔岑说他是“一个狂热的人，一个爱走极端的人”，“罗伯斯庇尔式的人”。确实，这个时候的别林斯基对罗伯斯庇尔推崇备至，曾多次在朋友家的聚会上以真诚和激昂的感情歌颂法国革命，蔑视“耽于幻想和温情的吉伦特派”，盛赞“恐怖主义者即罗伯斯庇尔和圣一茹斯特们”，认为罗伯斯庇尔使法国人民摆脱对基督教的盲目崇拜，把他们的信仰引向自由、平等、革命、反抗暴政、共和政体等现代文明的概念。 　　40 年代中期，费尔巴哈的著作《基督教的本质》和马克思的论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对别林斯基的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他特别欣赏马克思的这句话：“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废除作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实现人民的现实的幸福。”在给赫尔岑的信中，他写道，上帝和宗教只能给人带来愚昧、黑暗、锁链和皮鞭。1847年，他以犀利的言辞驳斥了果戈里维护农奴制和沙皇专制的论调，揭露了农奴制俄国的可怕景象，并且指出：“俄国人民所需要的不是教诲(他们听得够多了!)……而是在人民中唤醒不依从宗教教义而依从常识的权利和法律的精神”，号召人民以革命方式来争取自己的解放。 　　如果说40年代赫尔岑和别林斯基继承和发展了俄国解放运动思想，那么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在此基础上还准备把这一思想付诸实施。1845 年，法学副博士彼得拉舍夫斯基编辑出版了一本宣传社会主义的《外来语袖珍辞典》，并把一些对社会经济问题有兴趣的知识青年聚集起来，形成了一个小组。每逢星期五，他们就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热烈的讨论。根据彼得拉舍夫斯基的建议，有些小组成员建立了收藏被禁书籍的图书室。他们那里有斯宾诺莎、莱布尼茨、霍布斯、洛克、伏尔泰、狄德罗、爱尔维修、康德和费尔巴哈的书，也有法国大革命的著名活动家和西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他们还广泛收集了西方各国的宪法和各种政党、团体的章程、各种各样的欧洲杂志和当代欧洲人文科学的文献著作，其中包括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和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些书刊表明，他们与欧洲先进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 　　1848年开始，小组的活动从理论探索转向实际的政治问题。他们讨论欧洲的革命，讨论改造俄国的必要。他们主张解放农奴、完全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以共和制度取代专制制度，并认为只有以农民为主力的革命力量才能实现这个目标。在欧洲革命的推动下，小组中革命的、战斗的情绪不断增长，人们期待着农民革命的到来。小组成员尼，斯贝什涅夫积极筹划建立秘密革命团体，组织武装起义；康·季姆科夫斯基呼吁立即发动解放运动，并表示愿把自己作为赎罪的祭品，贡献给争取自由的神圣事业；彼得拉舍夫斯基在小组集会上说：“我们已经宣判了现存社会生活方式的死刑，我们的判决将付诸执行。”尽管小组在1849年4 月被沙皇政府所破坏，但它在相当广泛的知识阶层中宣传了革命思想，为解放运动队伍的扩大播下了种子。在当时小组活动的参加者中，有作家萨尔蒂科夫一谢德林、陀思妥耶夫斯基，作曲家鲁宾斯坦，后来享有盛誉的地理学家谢苗诺夫一天山斯基，以及教师、大学生、商人和市民。 　　40年代，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的先驱者们曾接受了充满浪漫主义精神的、令人神往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 　　1841年，别林斯基对朋友们说，他现在“处于一个新的极端，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不仅是一种哲学，而且是一种宗教。他认为，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能消灭贫困、压迫和犯罪，实现自由和平等；在那样的社会里，“不会有富人，也不会有穷人，没有沙皇，也没有臣民，大家都是兄弟，大家都是人”。学生时代就已热衷于傅立叶、圣西门思想的赫尔岑这时也宣布，他已成了一个“毫不动摇的社会主义者”。 　　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中，关于欧文的新拉纳克棉纺厂、卡贝的理想国伊加利亚、傅立叶的基本生产单位法朗吉以及蒲鲁东的累进税理论，总是最热门的话题。在1849 年4 月7 日纪念傅立叶诞辰的聚会上，彼得拉舍夫斯基说，俄国下几代人的使命就是实现这位思想家的预言，在这个目前还处在农奴制状况的国家中建立人类联合的最高形式。他相信，思想和科学的发展终将使不合理的制度被完善的群众组织所取代，这种组织将使每个人都能得到和谐的发展和充分的幸福。亚·哈内科夫热情洋溢地谈到了小组的目标：恢复人的崇高美好形象，实现人类千百年来的夙愿，解放和发挥受压抑的高尚合理的热情，把充满痛苦、不幸、贫穷、耻辱和呻吟的生活变成华丽、和谐、充满欢乐、富裕和幸福的生活。这些充满感情的言辞，是当时政治浪漫主义的出色体现。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不愿放弃崇高理想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不得不重新在俄罗斯的历史传统中寻找精神力量。革命的结局摧毁了赫尔岑心目中的偶像，使他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幻想完全破灭，陷入精神破产之中。这个悲剧是欧洲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革命性已经消退，而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尚未成熟的时代的产物。但赫尔岑不甘沉沦，在对西方深深失望之时，他转过身来，把全部希望寄托于自己的祖国俄罗斯身上，创立了俄国农民社会主义的理论。 　　赫尔岑的俄国农民社会主义理论是西欧空想社会主义与俄国村社传统相结合的产物。他认为，农民革命可以直接导致俄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消灭了农奴制度后，俄国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而通过农民村社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赫尔岑关于俄国村社的观念主要来自哈克斯豪森关于俄国土地制度和村社的著作，他曾同这个日耳曼人有过交往。哈克斯豪森在其3卷本的《俄国国民生活特别是农村机构的内部关系之考察》中指出，村社是斯拉夫人、尤其是俄罗斯人所特有的，其基础是宗法制的家庭关系；它对俄国国家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是俄国历史发展特殊性的体现，能够防止农民的无产阶级化，保证国家免受革命和资本主义之害。赫尔岑吸收了哈克斯豪森的主要观点，写了《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俄国人民与社会主义》、《古老的米尔与俄罗斯》等文章，阐述了村社内部的古老民主传统和社会主义因素。他认为，占有和分配使用土地的村社具有集体主义的性质，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俄国农民用自己的全部历史为社会主义作好了准备；村社是俄国人民巨大潜在力量的源泉，它将使俄国绕过资本主义而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 　　赫尔岑的农民社会主义的幻想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俄国的村社此时还没有受资本主义的影响而严重分化，还没有脱离自然经济的条件。但赫尔岑显然没有注意到正在发展中的俄国社会经济过程。从本质上说，“赫尔岑把农民连带土地的解放，把村社土地占有制和农民的‘地权’思想看作‘社会主义’”，这一学说“是没有丝毫社会主义气味的。它也像西欧‘1848 年的社会主义’的各种形式一样，是一种表示俄国的资产阶级农民民主派的革命性的富于幻想的词句和善良愿望。”但尽管如此，他的这个思想还是长久地影响了俄国解放运动，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俄国革命者。 　　直至50年代，赫尔岑的革命民主主义还是不彻底的。他在国外进行革命宣传，肯定以暴力推翻农奴制的斗争的正义性，但仍对沙皇和贵族的“明智”寄予希望，曾同奥加略夫一起以公开信的形式试图启发他们的良知，由他们自己废除农奴制度，把土地交给农民，建立社会自治等等。他虽然同他过去的同志、现在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非难他的革命宣传的波特金、凯特切尔、科尔什等人分子手，但还是高度评价自由主义的积极意义，并指责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对自由主义的暴露性文学的抨击过于苛求。他是在1861年前后才放弃自由主义幻想的。“平心而论，尽管赫尔岑在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动摇不定，民主主义毕竟还是在他身上占了上风。”赫尔岑是从西方派阵营中杀出来的一个斗士，但他在面向俄罗斯时仍然保留着西方精神。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63年会见赫尔岑后，认为他是“最激烈的俄国西方派分裂主义者，同时又是胸怀宽广、带有某些纯俄罗斯性格特点的分裂主义者”。在西方和俄罗斯之间探索，是赫尔岑思想的特点。 　　50年代，俄国思想界活跃着一支新军。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平民出身的革命民主主义知识分子把俄国进步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是萨拉托夫一个乡村神父的儿子，曾在专门培养神职人员的中等学校读书。但他不想继承父业，因此没学完就跑到彼得堡考上了大学，并在这里钻研18 世纪的德国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欧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他看到了俄国社会的深刻矛盾，认为这些矛盾的发展必然引起革命，1848年欧洲革命时，他相信俄国不久也会发生起义。他赞成共和政体，但认为问题的实质在于把下层阶级从被奴役状态中解放出来，并把全部政权交到他们手里。大学毕业后，他一度回到家乡担任中学教师。1853年重返彼得堡，并很快就以批评家和政论家的身份进行文化活动。他参加了《祖国纪事》杂志的编辑工作，后来又进了涅克拉索夫主持的《现代人》编辑部。 　　作为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利用文学批评和政论方式积极宣传反农奴制的思想，鼓吹用革命方式解决农民问题；同时，激烈抨击自由主义者的观点和立场，并把这种批判视为进行革命的思想准备的重要内容。他同赫尔岑一样，设想在人民革命推翻专制制度后，可以通过改善和巩固村社的途径使俄国过渡到社会主义。他认为，只要把全部土地无偿地交给农民，并且使村社占有土地同村社生产结合起来，把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组织统一在村社中，就能形成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与赫尔岑不同的是，他认为村社并非俄国特有的现象，俄国村社被长期保留下来正好说明了俄国的落后。在哲学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直接来源于费尔巴哈、赫尔岑和别林斯基的唯物主义以及黑格尔的辩证法。作为费尔巴哈的继承者，他的观点超越了费尔巴哈，认为唯物主义的哲学的任务不仅是解释社会发展进程，而且还在于积极地影响这一进程；在充分认识黑格尔的基础上，他揭示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矛盾，认为“黑格尔的原则是有力的、广泛的，但结论是狭隘的、微不足道的”。他把自然界和社会通过新旧交替而不断发展更新视为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之一，从而使他自己的辩证法思想具有鲜明的革命性。他的哲学观点在某些方面已经接近了马克思恩格斯辩证唯物主义的水平。 　　在经济学方面，车尔尼雪夫斯基深入研究了以亚当·斯密、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并对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具有重大的科学价值：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把劳动视为一切有价物的唯一来源，李嘉图关于工资和利润关系的学说认为利润是产品扣除劳动的价值即工资之后的剩余，对这些思想加以逻辑的发展，能够得出社会主义的结论。因为既然全部产品的生产都应该归功于劳动，那么全部产品本身也应该属于劳动。车尔尼雪夫斯基力图创立“劳动人民的政治经济学”，对赛依、马尔萨斯、巴斯夏等庸俗经济学家为资本主义辩护的观点予以驳斥，并出色地说明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破产。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开始衰亡并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他指出“经济史已经到了协作社原则发展的时期”，并主张用革命来改变“经济生活”的基础。他卓越地分析了他那个时代的阶级关系，并从剥削者和被剥削者、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冲突中发现了社会斗争的最深刻动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理论遗产是俄国马克思主义流派形成前俄国思想发展的最高阶段，是俄国进步文化的骄傲。马克思称他为伟大的学者和批评家，恩格斯也曾说过，他是“伟大的思想家，他对俄国有无数的贡献”。他不仅同赫尔岑一起成为俄国民粹主义的先驱，而且也对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了深刻影响。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纲领和策略 　　40 年代，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体系也在形成之中。1848 年前，自由主义者和革命民主主义者之间虽然存在一些原则性的分歧，但还没有分手，他们仍保持着密切的朋友关系，思想上也互有影响。自由主义者虽然反对革命和群众运动，但也颇为坚决地要求进行改革以实现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他们崇拜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但也对西方劳动群众表示同情，对空想社会主义具有兴趣。 　　1848年的欧洲革命对于俄国思想界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赫尔岑认为“所有的问题都因1848 年的事件而重新排列了”。从此时起到50年代，在沙皇政权的反对派阵营中进行着力量的分化和重新组合，自由主义与革命民主主义终于形成为俄国解放运动中的两种倾向、两大流派。 　　法国二月革命的消息传来，震动了俄国社会。当时正好是谢肉节节期，但彼得堡有许多人都无心参加化装舞会，忘了看演出、吃春饼；各个阶层的人们抱着不同的心情，从不同的立场注视着事态的发展。革命在思想界和文学界引起了意见分歧，但在初时，这种分歧并不是绝对地按革命民主主义或自由主义来区别的。表示乐观和欢迎的不仅有别林斯基、萨尔蒂科夫一谢德林等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也有格拉诺夫斯基、屠格涅夫等自由主义者；而持怀疑和否定态度的人中，也不仅有波特金、安宁科夫、阿克萨科夫，而且有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参加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等。赞成者为革命感到振奋，期待法兰西再创奇迹；而反对者把革命视为可怕的事情，担心它动摇、破坏秩序和社会的基石。 　　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自由主义者从革命的支持者中退出了。巴黎无产阶级的六月起义引起了自由主义者的反感和“失望”。在他们看来，战斗的无产阶级只是一些“横暴的人群”，而社会主义不过是“热烈的聪明的疯话，而且更常常是煽动家的狡诈”。格拉诺夫斯基忧心忡忡地关注着欧洲事态的变化，他担心，“很可能，群众的胜利将是优秀文明成果的毁灭。无产者的胜利难道就不会扼杀现代文明，就像野蛮人的入侵毁掉古代文明那样吗?”对于他来说，社会主义的基本计划是不可能实现的，而这种狂热煽起的阶级仇恨是真正应该蔑视的。50年代，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形成了系统的理论和纲领，并以独立的政治思想流派和社会运动的面貌出现在俄国社会生活的前台。 　　作为新兴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地主的代表，自由主义的基本政治主张是实现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废除农奴制度，给予个人以从事经济活动的权利，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障碍。年轻的齐切林以其出众的才华崭露头角，很快成为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最主要理论家。 　　鲍·尼·齐切林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同时代人，1828年生于坦波夫省的一个贵族家庭。在莫斯科大学读书时，他就积极参与了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争论，表现出强烈的自由主义倾向。毕业之后，从事理论研究和创作。他不但非常了解俄国知识界和贵族上层的思想，也十分熟悉法国、德国、奥地利等国政治科学界，与欧洲科学思想的中心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且关注西欧社会与国家发展的趋势。他是一个具有广泛才干的学者，其著作不仅涉及政治理论，也包括历史、国家与法的哲学和自然科学。他是俄国史学界“国家学派”的创始人；曾因理论化学方面的著作被门捷列夫推荐为俄国物理化学学会的名誉成员；1893年还被选为彼得堡科学院的名誉院士。甚至齐切林在思想界的论争对手也承认他具有超群的智慧、渊博的知识、天才的雄辩和科学上的贡献，车尔尼雪夫斯基、索洛维约夫、科瓦列夫斯基都曾对他作过这样的评价。从19 世纪50年代初开始，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著作，阐述俄国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想。俄国自由主义纲领和策略的基础，是既强调西欧和俄国总的历史道路的一致性，也承认俄国的发展过程有其独特之处。50 年代中期，齐切林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斯拉夫世界和西方世界在表面现象不同的情况下，风俗和习惯的基础却具有深刻的一致性。无论是这里还是那里，整个中世纪社会都建筑于私人权利的基础之上。”在谈到政权的发展阶段和形式在欧洲两半边的一致性时，他指出了俄国和法国中央集权化过程的共同特点：中世纪的法国存在着任何一个西欧国家所没有的分裂状况，因此，作为土地聚敛者和国家建立者的新王权也以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没有的力量产生了；在俄国，“君主制也是民族生活历史发展的出发点和领路人”。“同样的专制制度到处在中世纪秩序的废墟上建立起来”。这个观点被齐切林用来证明俄国也必将走西欧的资本主义道路。他也不否认俄罗斯国家同西欧国家形成中的不同特点，“如果每个欧洲民族在共同生活基础的前提下都有自己特点的话，俄罗斯就更具特色”：由于缺乏一个巩固的封建主联盟和资本主义因素的微弱，俄国的专制主义甚于西欧。正是因为这个特点，对于俄国来说，为了将来的发展，同欧洲接近是极其必要的。 　　但在50 年代，自由主义学者已开始更多地注意俄国与西方的不同，康·德·卡维林发现：“在欧洲，一切都是从下面做起的。而在我们这里，一切都是从上面开始的。”这种现象“鲜明地证实了西欧和我们的历史的相反过程。两者之间当然存在着交叉或一致之处，但主要是表面的相似。如果出发点不同，那么尽管我们和欧洲的发展看上去都一样，实际上也还是有区别的。发现这种隐藏于迷惑人的一致性的外壳之下的区别是如此必要，就像指出他们的相似那样。没有这种发现就没有结论，就得不到完整的图像。这里的区别不在于数量，而在于质量。这种区别使得把中世纪的欧洲与和它同时代的俄国作比较成为不可能，就像没法把一个孩子与一个青年相提并论一样。”卡维林的侧重点与齐切林不同，但也是为了论证俄国学习西方、靠拢西方的必要性。 　　俄国自由主义主张，俄国的国家制度应该像西方一样，用体现政治自由原则的形式来代替专制制度。齐切林认为，在体现政治自由的两种形式——有限君主制和共和制——之中，俄国只能选择前者，即应该从君主专制向立宪君主制过渡。立宪君主制之所以适合于俄国，一方面是因为君主政权在数百年时间里一直是国家统一的最高象征，是民族的旗帜；另一方面，社会力量的发展为君主专制逐渐转向立宪君主制创造了前提。俄国已经产生了一个“新”贵族集团，即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地主和随着工商业发展而形成的资产阶级。在贵族与资产阶级结合的情况下，俄国走上立宪道路是不可避免的。这个转变和过渡的最初步骤，应该是进行农民改革，实现公民权利，建立相应的制度如地方自治、有陪审员的审判等。 　　在实现自己的目标的方式和策略上，自由主义断然拒绝革命，主张自上而下的改革。还在1853 年，齐切林就写信给赫尔岑，指责他进行革命宣传：“您幻想推翻现存制度，幻想破坏历史形成的机体，幻想建立一个由革命政党鼓动起来的、有激烈的暴力改造世界的下层阶级的国家。”后来，他又进一步指出：“革命是以暴力推翻法律，如果它经常在过程中得到反映，那就根本谈不上实现普遍的规则……在国家问题上，正确的观点应该是承认：法的统治是全体居民的要求之一，因此要把国家机构的合法发展视为政治生活的准则。在此基础上，实行新秩序的权力只能属于唯一合法的政权。”这一番话可以被认为是自由主义策略的理论依据。自由主义选择沙皇政权作为实现自己目标的主要手段，因而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对专制主义持妥协态度。车尔尼雪夫斯基评论说：“按照齐切林的意见，斗争是有害的。……我们社会的主要毛病在于它过分热情，过分倔强，过分直率地表达自己反对现存制度的愿望。……我们应该在我们正热忱进行的斗争中保持温和态度。”确实，俄国自由主义担心，任何冒失的步骤会葬送俄国尽快实现改造的可能性，就像十二月党人起义后出现的情况那样。但自由主义终究是沙皇政权的反对派，是主张变革和发展的。齐切林不断警告政府：拖延改革将引起革命；如果政府沿着旧轨道继续走下去，革命就将成为这一政策的必然结果。 　　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形成于农奴制危机加剧的时期，代表了一种新的生产力。但俄国的资本主义不是像西欧资本主义那样从前资本主义社会中有机地生长起来的，而从一开始就与封建农奴制国家政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俄国资产阶级也还远未成为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在西欧资产阶级文化的冲击下，俄国资产阶级的“大脑”要比“躯体”早熟，而“躯体”的先天不足又必然对“大脑”产生影响：自由主义如果不同专制主义实现某种程度的妥协就无法存在。 　　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是同它的劲敌——反映农民利益的革命民主主义——差不多同时形成和发展的，这使得自由主义从一开始就处在专制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之间，要在夹缝中求生存。在50 年代的俄国思想界，出现了自由主义、革命民主主义、专制主义互相斗争、互相影响的格局。 四、踏上新路的文学 　　从贵族浪漫主义到资产阶级浪漫主义 　　这一时期，俄国文学大体经历了从古典主义向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转变的过程。当陈旧的表现形式不能容纳社会发展所要求的内容时，新的流派和风格就应运而生了。 　　18世纪后期曾是俄国文学中古典主义的繁荣时期，但感伤主义、早期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等新流派的萌芽也已出现。这种倾向在19 世纪初期变得明显了。费·阿·奥泽罗夫(1769—1816)也许是最后一位古典主义的杰出代表。他创作的古典悲剧《雅典的俄狄浦斯》(1804)、《芬卡尔》(1805)、《德米特里·顿斯科伊》(1807)在当时享有盛誉。在反拿破仑战争的年代，他那些描写俄国历史上的英雄的功绩和悲剧的作品鼓舞丁人们的爱国主义热情。但奥泽罗夫的作品已不是纯粹古典主义的了，其中也已明显地存在着感伤主义的色彩。感伤主义是18 世纪下半期到19 世纪初流行于欧美的一种文艺思潮，接近于前浪漫主义，有时也被认为是浪漫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继卡拉姆津奠定俄国感伤主义文学的基础之后，杰出的诗人弗·阿·茹科夫斯基(1783—1852)成为感伤主义的又一代表。1802年，茹科夫斯基在卡拉姆津办的《欧洲通报》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感伤主义诗作《乡村墓地》。后来，他更多地运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写了《柳德米拉》、《斯维特兰娜》等著名的叙事诗。茹科夫斯基的诗作都取材于个人经历、自然景色和民间神话传说，着重描写内心世界和梦幻境界，充满感伤主义情绪和浪漫主义幻想。在形成俄国诗风和诗歌语言方面，他是普希金最重要的先驱之一。 　　卡拉姆津的小说、茹科夫斯基的诗、剧院中催人泪下的戏剧体现了19 世纪初的文学主流。感伤主义一反宫廷文学故弄风雅和矫揉造作之风，使俄国文学前进了一步。俄国感伤派的又一大贡献是对俄罗斯文学语言的改革。当时文学中流行的文体多用教会斯拉夫语，虽被认为是高等风格，但复杂而又繁琐。卡拉姆津力图使俄国文学语言欧化，创造一种“在书本里和社会上都适用的统一的文学语言，以便能像说话那样写作，像写作那样说话”。他很欣赏法语的流畅，把法语的因素引进了俄语。他还根据俄文词根创造了许多新词以表达新的概念，如“社会性”、“工业”、“前途”等。 　　感伤派所进行的文学语言改革引起了文学界一些推崇古风和传统的作家的反对。1811年，出现了一个以杰尔查文和希什科夫为首的文学团体——俄罗斯语言爱好者座谈会。这个团体批评文学中的新方向，认为俄语受到了外国词汇的侵蚀，主张捍卫祖国语言的纯洁性，恢复其原有的光辉。1815 年，卡拉姆津派和一些进步作家组织了“阿尔札马斯社”，与俄罗斯语言爱好者座谈会对立。参加这个文学组织的有茹科夫斯基、巴丘什科夫、维亚泽姆斯基、屠格涅夫兄弟和普希金等人，他们主张发展俄罗斯文学语言，使之接近口语化。如果说在19 世纪20 年代之前，感伤派代表了贵族浪漫主义的兴起，那么在20年代，早期资产阶级民主派作家的浪漫主义也已形成，其代表是以雷列耶夫为首的十二月党人诗人和普希金。 　　十二月党人认为，文学应该起教育人民、激发其高尚感情的作用，主张选择俄罗斯生活中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或英雄人物作为创作题材，以唤醒同胞对祖国的热爱和为祖国谋幸福的信念。1819 年，他们在彼得堡成立丁一个名为“绿灯”的政治性文学团体，其宗旨是以文学为手段进行政治宣传。雷列耶夫和别斯图热夫还一起主持了文学丛刊《北极星》的出版工作。雷列耶夫(1795—1826)是一个充满激情的诗人，在1821—1824 年间创作了一系列以历史事件为题材的短诗，着重描写了为人民自由而斗争的英雄形象，其中的《伊凡·苏萨宁》后来被格林卡改篇为著名的民族歌剧。十二月党人起义前两年，他还写了许多抒情诗，后来在民粹派青年中广为传诵的短诗《公民》即是其中之一。《公民》充满着革命和民主的激情，是雷列耶夫浪漫主义诗歌的代表作。待到生死存亡的时刻， 　　我是否会玷污公民的称号， 　　去仿效那娇嫩、堕落的斯拉夫人? 　　不，我不能耽于情欲， 　　不能在可耻的花天酒地中虚度年华， 　　不能忍气吞声， 　　听任专制制度的压榨。 　　那些尚未看准命运的青年， 　　不想了解时代的使命， 　　不想为被压迫者的自由， 　　去投入未来的战斗。 　　他们对苦难深重的祖国如此冷漠， 　　全不考虑将要蒙受的耻辱， 　　还有那后世子孙的合理谴责。 　　一旦人民奋起寻求自由的权利时， 　　如果看到他们仍在寻欢作乐， 　　如果发现他们根本不像布鲁图和李哀各 　　他们就将后悔莫及。 　　雷列耶夫及其亲密朋友丘赫尔别凯尔、奥多耶夫斯基等十二月党人诗人的浪漫主义诗作，充满热烈的革命的爱国主义和对自由的向往，不仅具有巨大的社会意义，而且影响了一大批20 年代的进步作家。 　　20 年代，“俄罗斯诗歌的太阳”开始升起——年轻的诗人普希金(1799—1837)已经蜚声俄国文坛。普希金的创作道路有一个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转变过程。还在皇村学校读书时，少年普希金就深得名诗人杰尔查文的赞赏。他曾参加了阿尔札马斯社和绿灯社的活动，与许多后来的十二月党人过从甚密。1817—1819年间。他写了许多抒情诗，讴歌自由民主，表达了先进的俄国青年向往光明的炽烈感情。在《致恰达耶夫》这首短诗中，他呼吁自己的同代人把“心灵中美好的激情”奉献给祖国，并坚信俄罗斯有一个光明的未来：“迷人的幸福之星就要升起，俄罗斯将从睡梦中苏醒。在专制制度的废墟上，终会写上我们的姓名。”1820年，普希金完成了叙事长诗《鲁斯兰和柳德米拉》。这部浪漫主义长诗被进步文学批评界视为杰作，别林斯基后来也说，长诗的“一切都是新鲜的：诗句、意境、诙谐，以及童话气氛和严肃画面的交织。”这一年，普希金被流放到俄国南方。在这里的几年中，他同彼斯特里、达维多夫等南方协会的军官时有接触，思想上日益倾向革命，并先后创作了《高加索的俘虏》、《茨冈》、《强盗兄弟》、《巴赫契萨拉伊喷泉》等长诗。在这些作品中，诗人倾注了浪漫主义的想象和激情，讴歌了壮美的南俄风光和纯朴的风土人情，表达了对自由的追求，从而使他的浪漫主义诗歌达到了顶峰。 　　现实主义的发展与自然派 　　20年代中期，俄国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倾向已十分明显。上个世纪末就因创办讽刺刊物而闻名的克雷洛夫继续以寓言形式表达他作为生活的现实主义观察家的思想和感情，创作了许多针砭时弊的佳作。而格里鲍耶陀夫(1795—1829)的不朽喜剧《聪明误》则标志着俄国文学中现实主义流派的真正开始。格里鲍耶陀夫还在11 岁时就已成为莫斯科大学的学生，反拿破仑战争之后进入外交部工作，结交了当时也在外交部任职的普希金。他虽未参加十二月党人的组织，但也经常同他们一起讨论现状与出路。在此期间，他先后与朋友合作了《大学生》、《假装的不忠》等喜剧，并开始构思《聪明误》。1824年，《聪明误》完成后，马上以手抄本的形式广为传诵，并使作者得以与俄国第一流的作家并驾齐驱。这部深刻的现实主义作品反映了当时俄国社会成长着的新事物和衰落着的旧事物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仅描绘了以法穆索夫为首的一帮农奴主贵族官僚的腐朽、堕落，而且还在俄罗斯文学中第一次塑造了恰茨基这样一位先进的贵族青年、新思想的代表。对现存制度的深刻揭露和批判，丰满、典型的人物形象，富有魅力和表现力的艺术语言，使《聪明误》成为在俄国文学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杰作。 　　这时，普希金在达到其浪漫主义鼎盛时期之际，也开始转向现实主义。1823年5 月，他着手《叶甫盖尼·奥涅金》这部长篇小说的写作，其后穿插着完成了体现“人民意志决定一切”这一主题的悲剧《鲍里斯·戈杜诺夫》和一些反映自己与十二月党人关系的诗作。1830 年的秋天，是普希金创作生涯中最辉煌的时节。在波尔金诺村小住的3 个月时间里，他完成了《叶甫盖尼·奥涅金》、短篇小说集《别尔金故事集》、一组小悲剧、30 首左右的短诗等。《叶甫盖尼·奥涅金》是普希金最重要的作品，也是俄国第一部现实主义长篇小说。这部诗歌体的长篇小说对19 世纪20 年代的俄国生活作了“广泛而自由的”现实主义的描写。通过对奥涅金这个人物的塑造，刻画出了先进的俄国欧化贵族的道德面貌。这是在俄国文学中首次出现的“多余的人”的形象。普希金指出了先进贵族脱离人民而软弱无力的问题，他们对现实采取批判态度，但又不能为改变现实而斗争。收入《别尔金故事集》的5 篇短篇小说从不同的侧面描写了农奴制俄国的芸芸众生，其中有表现外省贵族生活的《暴风雪》和《农村小姐》，反映穷苦手艺人生活的《棺材匠》，以及在俄罗斯文学中首次使受侮辱和受欺凌的“小人物”成为主人公的《驿站长》。30 年代，普希金还写了《杜勃罗夫斯基》、《黑桃皇后》、《上尉的女儿》等中篇小说，它们也都是传世佳作。普希金的小说构成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基础，对果戈里、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杰出的作家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普希金的作品是俄罗斯文学史上的不朽丰碑，如同他在逝世前一年写下的诗句那样：“我为自己建立了一座非人工所造的纪念碑，通向那里的小路上杂草将不再生长。”现实主义文学产生的背景是力图使俄国现代化的愿望与农奴制现实之间的尖锐矛盾。深深为这种矛盾所折磨的俄国先进知识分子把他们的痛苦感情以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欲望，使现实主义风格逐渐成为俄国文学中的主流。继普希金之后，又一位现实主义大师莱蒙托夫(1814—1841)创作了一系列优秀的诗歌、戏剧和小说。他的作品反映了19 世纪30 年代先进贵族青年的思想和感情。长篇小说《当代英雄》是他创作中的高峰。在小说中，他塑造了一个尼古拉一世反动时代的英雄形象——毕乔林。毕乔林疯狂地追求生活，不妥协地对待现实，迫切地渴望行动，但他缺乏果断，沉溺于自我分析，痛苦地谴责自己的谬误，并不断地为内心的疑问所折磨。他的形象是反动时代先进贵族青年的真实写照。小说在描写毕乔林时，对俄国社会制度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强烈的抗议。别林斯基称这部小说为“艺术中一个崭新的世界”。 　　19世纪40年代是俄国文学中的果戈里时代。和莱蒙托夫一样，果戈里(1809—1852)也是普希金的学生和追随者，他的作品促进了现实主义文学的进一步发展。 　　出身于波尔塔瓦一个乌克兰贵族地主家庭的果戈里，从小受到文学艺术的熏陶——他的父亲爱好写诗、写剧本，还亲自上台演过戏。上中学时，他迷上了普希金，也喜欢雷列耶夫。1828年到彼得堡后，先后结识了茹科夫斯基和普希金等名作家。果戈里30 年代初期的作品属浪漫主义流派，如《迪康卡近郊之夜》。从30年代中期开始，他转向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1835 年发表的中篇小说集《密尔格拉得》已很少浪漫主义色彩而对生活作了深刻和真实的描写。同年出版的一本文集收入了《涅瓦大街》、《肖像》、《狂人日记》等故事，暴露了彼得堡社会的尖锐对立，描绘了小人物的悲剧命运。这一文集后来增加了《外套》和《鼻子》两篇而编成了《彼得堡的故事》。 　　在1836年问世的《钦差大臣》这部讽刺喜剧中，果戈里把他“所知道的俄罗斯的全部丑恶，把一切非正义的行为聚成一堆”，“同时嘲笑这一切”。某城市的市长告诉下属，钦差大臣即将来到。此时恰好有一个彼得堡小官员回乡途中困于该城旅馆，市长等一班官僚误以为他就是钦差而竭尽阿谀贿赂之能事。当小京官丰收而去时，真的钦差到了。喜剧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官僚制度的腐朽和邪恶，并让观众的笑声来对一群无耻之尤进行惩罚。 　　经过多年的酝酿和努力，1842年，果戈里的长篇小说《死魂灵》第一卷在彼得堡出版。小说以乞乞科夫收购死魂灵而发财致富的活动为主线，表现了旧的农奴制度和新的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斗争。乞乞科夫是精力旺盛、世故奸滑的资本主义生意人的典型，而马尼罗夫、泼留希金等则是贵族地主经济衰败、道德堕落的象征。别林斯基说“这是一部拥有无限深广艺术性的作品，同时也是思想深刻的社会历史作品”。车尔尼雪夫斯基后来在读这本书时深为果戈里对俄罗斯生活的细致观察和充分揭露而感到震惊。果戈里原打算把《死魂灵》写成3 卷巨著，从俄罗斯的丑恶现实写到他心目中理想的俄罗斯。但第二卷的手稿被焚毁，第三卷没有动手写。 　　果戈里是俄罗斯文学语言的大师，他仔细研究了各个地方、各种场合、各类人物的语言，广泛收集了各种谚语、惯用语，把最富有特征的词句记在自己的本子上。丰富、生动、准确和口语化的语言使他的作品具有极强的感染力。文艺批评家斯达索夫写道：“到处都阅读他的作品，人们如饥似渴地读他的作品。不同凡响的内容和典型，前所未有的空前自然的语言，闻所未闻的幽默——所有这一切使读者如醉如狂。从果戈里开始，在俄国奠定了一种崭新的语言，这种语言以其简洁、有力、准确、惊人的灵活和生动而受到我们的热烈欢迎。果戈里笔下所有的词句马上便流行起来……全体青年都开始用果戈里的语言说话。” 　　果戈里的思想和创作道路是复杂的。晚年，由于患病和出国，他在精神上陷入危机，并一度将现存制度理想化。但瑕不掩瑜，果戈里的创作是对俄罗斯文学的伟大贡献。在果戈里的影响下，40 一50 年代的俄国文坛涌现出了一大批以批判农奴制专制俄国的现实为主导倾向的作家，形成了“俄罗斯文学可以自豪的唯一流派”——果戈里派，或称自然派。 　　当时，最著名的自然派作家有屠格涅夫、冈察洛夫、涅克拉索夫等。虽然他们创作生涯中最辉煌的时期是60 一70 年代，但他们在改革前就已成为第一流的俄国作家。 　　40年代末，伊·谢·屠格涅夫(1818—1883)发表了一系列取材于农村生活的小说，后来以《猎人笔记》为名结集出版。在这些短篇中，屠格涅夫不仅以现实主义的手法表现了农奴制条件下农民的生活和他们的精神世界，而且还用这种手法细腻生动地描写了俄罗斯中部的大自然风光。这些描写朴素、自然，既没有精雕细琢的华丽辞藻，也没有浪漫夸张的联想和比喻，但却使俯拾皆是、平淡无奇的景物具有了耐人寻味的美感。 　　屠格涅夫在贵族庄园中度过了童年。大学毕业后，他去德国留学，结交了斯坦凯维奇、格拉诺夫斯基、巴枯宁、赫尔岑等朋友。1840 年回国后，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文学事业上。在当时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斗争中，受过德国教育、崇拜席勒和乔治·桑的屠格涅夫十分自然地置身于西方派之列。俄国思想界的探索与躁动在屠格涅夫的作品中得到了表现。1855年，他的长篇小说《罗亭》出版，书中的主人公罗亭就是40 年代进步知识分子的典型。罗亭聪明，热情，有很高的抱负，热衷于人道主义和高尚行为，嫉恨各种陈腐的现象；但他不能适应生活，在现实中总是一事无成。为了理想，他死于1848年巴黎的巷战。这是俄罗斯文学中又一个出色的“多余的人”的形象。 　　在《罗亭》之后，1859 年和1860 年，屠格涅夫相继出版了《贵族之家》和《前夜》。这两部长篇小说反映了19世纪中期俄国面临的最迫切问题。《贵族之家》通过暴露一个贵族家庭的崩溃过程，揭示了农奴制度的衰落。而《前夜》则创造了一个不同于“多余的人”的革命家形象——英沙罗夫：这个保加利亚人为了自己祖国的解放而不倦地努力，他死后，他的朋友继承了他的事业。《前夜》出版后，许多人认为小说反映的正是俄国的现实，俄罗斯已经培养出了自己的英沙罗夫。但屠格涅夫自己就政治观点来说是属于自由主义阵营的，他希望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来实现农民的解放。 　　在艺术上，《猎人笔记》、《罗亭》、《贵族之家》和《前夜》等杰作使屠格涅夫成为第一位驰誉欧洲的俄国作家。 　　冈察洛夫(1812—1891)也是一个热爱生活的、清醒的现实主义作家。1852—1854年，他随一艘执行考察任务的俄国战舰作环球旅行，沿途所写的《旅行随笔》后来以《巴达拉号三桅战舰》为名出版单行本。这本书在描写异国风情的同时，宣传了反宗法制、反农奴制的思想。但作者并未一味美化资本主义，他既描写了资本主义的进步和成就，也暴露了它的伪善和罪恶。克里米亚战争后，在社会运动压力下，沙皇政府放宽了书刊检查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冈察洛夫当了三年不到的书刊检查官。他一再巧妙地避开禁令，使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和《木木》得以重印，使涅克拉索夫的诗歌能够再版，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斯捷潘奇科沃村及其居民》和皮谢姆斯基的长篇小说《一千个农奴》等进步作品问世。但这个职务终究有损于他作为进步作家的名誉。辞去这一职务后，他很快完成了震动文坛的名著《奥勃洛莫夫》。 　　长篇小说《奥勃洛莫夫》于1859年在《祖国纪事》上分期发表。冈察洛夫塑造了伊里亚·奥勃洛莫夫这样一个渺小得令人厌恶的贵族形象，着重刻画了他那种冷漠、懒惰、呆滞和精神受奴役的性格，并且揭示了产生这种性格的环境——处于宗法制状态的贵族庄园奥勃洛莫夫卡。冈察洛夫以惊人的艺术真实全面地表现了奥勃洛莫夫卡的农奴制特征，同时又向人们表明，这种贵族庄园已不可避免地衰败了。他在小说中还塑造了一个他心目中理想的实干的人物——作为“劳动、知识、毅力的代表”的斯托尔兹，从而反映了农奴制改革前夕资产阶级迅速繁衍的趋势。斯托尔兹明确地对农民问题发表了看法：“最好发给他们证件，给他们以充分的自由……谁觉得：庄这里更有利，他就不会走；而如果他觉得没有好处，那你也不见得会有利。为什么要留住他不放呢?”《奥勃洛莫夫》是俄国生活的产物、时代的象征，它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冈察洛夫本人的政治观点。作家自己说过，在40 一50 年代，他的头脑里充满了新思潮，而他的作品也反映了他的进步的、人道主义的和反农奴制的思想，以及对于改造整个俄国生活的期望。对斯托尔兹的理想化描写表明，他在政治上倾向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从艺术角度看，《奥勃洛莫夫》的构思完美，语言朴实、清晰而又色调鲜明，奥勃洛莫夫性格成为旧事物的象征。列宁曾说，冈察洛夫描写了农奴制俄国非常典型的画面，他经常借用奥勃洛莫夫习气来形容旧文化的残余。 　　冈察洛夫的作品与屠格涅夫的作品在很多方面有类似之处，此事曾引起两人之间的龃龉。后来由安宁科夫、德鲁日宁所作的仲裁也是很有意思的，他们认为屠格涅夫和冈察洛夫的作品都产生于同一块俄罗斯土地，因此必然会有某些相似的内容，某些思想和表现手法偶尔也会出现巧合。确实，俄国社会发展的大方向是完全可能引起有才华的现实主义作家的相同感受的。 　　40 一50 年代，杰出的革命民主主义诗人涅克拉索夫(1821—1877／78)已经创作了许多具有深刻思想性和社会意义的优秀诗作。1856 年出版的他的第一部诗集，以其大胆、清新和战斗精神震动了社会。为此，批准此书出版的检查官受到处分，内务大臣下令禁止翻印。涅克拉索夫认为，诗歌应该为人民解放事业服务，诗人首先是一个效忠祖国的公民。在《诗人和公民》中，他写下了鼓起俄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希望和激情的诗句：“儿子不能眼见母亲受苦而心中平静；真正的公民也不会对祖国冷冰冰……生和死都要磊落光明，你不会白白牺牲。事业将永垂不朽——只要有人为它流血。”这也是涅克拉索夫心声的流露。童年时代，他曾目睹父亲庄园里农奴的悲惨生活，耳闻伏尔加河岸边纤夫的号声，也不止一次地在弗拉基米尔大道上遇到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的囚犯，这一切使他产生了对被剥削和被压迫人民的深切同情。中学毕业后，他违背父命，不上贵族军事学校，而进了彼得堡大学当旁听生，决心将来做一名诗人。即便在父亲断绝经济供应的情况下，他的这一志向也没有动摇。 　　农奴制改革前夕的1858年，涅克拉索夫创作了不朽名作《大门前的沉思》，表达了对灾难深重的俄国人民的深切同情，并呼吁他们奔向自由： 　啊!祖国的大地， 　　请告诉我这样的地方—— 　　我还没有见过这样的角落： 　　耕作和珍惜土地的俄国农民 　　没有发出痛苦的呻吟。 　　呻吟在田野、在路上、在牢房 　　也戴着镣铐呻吟在矿井； 　　呻吟在谷仓前、草垛边、马车旁， 　　也呻吟在露宿的草原上； 　　呻吟在贫寒的陋室， 　　甚至呻吟在神赐的阳光下； 　　呻吟在每个偏僻的市镇， 　　还有那法院和华厦的大门旁。 　　奔向伏尔加吧!是谁的呻吟 　　响彻在这俄罗斯大河的上方? 　　我们把这呻吟喻为歌唱—— 　　那就是纤夫所喊的号子! 　　伏尔加啊，伏尔加!你春天的大水 　　能淹没这原野， 　　但人民那巨大的不幸 　　更充溢着我们的国土。 　　哪里有人民，哪里就有呻吟…… 　　可怜的人啊! 　　你那无尽的呻吟意味着什么? 　　是从沉睡中醒来，鼓足了力量? 　　还是屈从于命运的安排， 　　在做了可能的一切之后 　像呻吟那样歌唱， 　　让灵魂永世安宁? 　　这些诗句后来成为广泛流行的民歌，许多民粹派青年都能背诵如流。当时属于自然派的还有萨尔蒂科夫一谢德林、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他们也已发表了一些真实描绘俄罗斯生活的作品。自然派作家的创作活动构成了改革前俄国解放运动的一个部分。 五、发展中的戏剧、音乐和绘画 　　现实主义登上戏剧舞台 　　从进入19世纪到农奴制改革，俄国的戏剧经历了同文学相似的发展道路。在这个世纪的前20 年，以神话和本国历史事件为题材的古典悲剧在俄国戏剧舞台上占据了主要地位。普希金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中是这样描绘当时的俄国剧院的：“在那里，奥泽罗夫和年轻的谢苗诺娃分享着人们不由自主的眼泪和掌声。”在上流社会，法国的戏剧很受欢迎，就像这里通行法语、陶醉于法国书籍、迷恋于法国服装和发式一样。19 世纪初，莫斯科有10 余家显贵宅邸设有家庭剧院，戏友们常在这里用法语演出悲剧、喜剧和歌舞。 　　30 年代，浪漫主义取代古典主义成为戏剧的主流，出现了一批如莫恰洛夫、马尔德诺夫那样的第一流的演员。与此同时，戏剧中的现实主义也因《聪明误》和《钦差大臣》等剧目的上演而开始了。40 一50 年代，莫斯科小剧院成为俄国戏剧艺术的中心，它的艺术活动促进了现实主义在戏剧界的发展和巩固。小剧院上演了许多俄国进步剧作家揭露社会黑暗和丑恶的作品；在它的舞台上，莎士比亚、席勒等人作品中的主角也发出了严正、热情和激愤的声音。艺术上的现实主义同政治上的民主主义是密切联系的，小剧院实际上积极参与了当时的社会思想斗争。正因如此，当时的人们并非偶然地把它称为“第二个莫斯科大学”。 　　农奴出身的著名演员米·谢普金(1788—1863)为现实主义在俄罗斯戏剧表演艺术中的确立作出了重大贡献。谢普金从小就参加庄园里的业余演出，1805年加入了库尔斯克剧团，主要扮演喜剧角色。经过多年的研究和实践，他的技艺日趋精湛。1821 年，关心和支持他的一些作家、艺术家和列普宁公爵帮助他赎身为自由人。1823 年，他进入莫斯科小剧院，很快成为小剧院的台柱。他同许多作家和学者结为知己，并因此而获益颇多，他曾说过，是这些人教会他思考和深刻地理解俄国艺术。在小剧院，谢普金探索和创造了现实主义的表演风格。到30年代末期，他已是闻名于世的表演艺术大师，成功地塑造了莎士比亚剧作中的一系列角色和果戈里的《钦差大臣》中的市长这类角色。作为俄国戏剧表演艺术中的第一位现实主义大师，谢普金受到同时代人的高度评价：赫尔岑：“他创造了俄罗斯舞台的真实，是第一个在舞台上没有矫揉造作的人。” 　　别林斯基：“对他来说，每一次新的演出都是一次新的研究。” 　　谢·阿克萨科夫：“对谢普金来说，生活意味着演戏，演戏意味着生活。”50年代，亚·尼·奥斯特罗夫斯基(1823—1886)创作的戏剧巩固和加强了现实主义在舞台上的地位。在他塑造的人物中，既有“黑暗王国”的主宰者，各种卑劣、凶残的角色；也有他们的牺牲品，善良和纯真的“小人物”。继1856年《肥缺》这一著名剧作问世之后，奥斯特罗夫斯基在1859年完成了五幕悲剧《大雷雨》。剧本中的女主角卡捷琳娜被杜勃罗留波夫称为“黑暗王国中的一线光明”，剧作家以巨大的艺术魅力表现了一个非自由人的反抗。此外，能干的库利金、勇敢的库德略西和瓦尔瓦拉等一系列人物形象，也反映了人民对自由的追求。杜勃罗留波夫评论说：“艺术家在《大雷雨》中号召俄罗斯生活和俄罗斯力量进行果断的斗争”，而这种思想和社会意义，是在高度的艺术成就中实现的。奥斯特罗夫斯基是出身于平民的剧作家，他的父亲是个律师，他本人也在大学尚未毕业时就从事司法工作。这一背景对他的创作有很大影响。他对俄罗斯生活的深刻了解使他能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下的俄国这个“黑暗王国”。 　　俄罗斯古典乐派的形成 　　30—50 年代，俄罗斯民族音乐由于格林卡(1804—1857)的创作而成为一个独立的流派。 　　格林卡原是一名军官，后来献身于他所热爱的音乐事业。他曾在意大利和柏林学习钢琴和作曲，1836年开始创作俄罗斯主题的管弦乐曲。1836年，他的歌剧《为沙皇献身》在圣彼得堡上演，使他一举成名。1842年，他把普希金的长诗《鲁斯兰和柳德米拉》改写为歌剧。这部歌剧的主题具有东方色彩，音乐富于独创性。1845 年，他的两部歌剧的选段在巴黎上演，担任指挥的是柏辽兹等著名音乐家。这是俄罗斯音乐走向世界的开端，也是格林卡成为第一位闻名欧洲的俄国音乐家的标志。格林卡不仅是俄罗斯歌剧的奠基人，他所作的《马卡琳斯卡雅》、《西班牙序曲》等作品还奠定了俄罗斯交响乐派的基础，同时他也是俄罗斯浪漫曲的第一位经典作家。 　　格林卡是一个具有民主思想的音乐家。早在上中学的时候，他就曾聆听过俄国著名学者库尼岑·加利奇讲课；他和普希金私交甚笃，能够背诵他的许多诗篇；他也喜欢雷列耶夫的作品，尤其是他的《沉思》；他还同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有来往，因为他敬佩十二月党人，对于继承其传统的政治小组感兴趣。格林卡在创作中广泛运用了民间音乐的旋律，他的作品富有俄罗斯风格，并且充满对祖国的深厚感情，表达了先进俄国人的思想和期望。但他的音乐被贵族阶层轻蔑地称作“马车夫的音乐”，他本人也受到敌意的对待，最后不得不侨居国外，客死异乡。 　　格林卡的同时代人，年轻的作曲家亚·谢·达尔戈梅日斯基(1813—1869)也努力追求，创作了许多有特色的声乐和器乐作品。达尔戈梅日斯基幼年时就学习小提琴和钢琴，1833年结识格林卡之后专心于作曲。1839年，他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歌剧——根据雨果原著改编的《埃斯梅拉达》。随后，他又创作了两部歌剧：《酒神的胜利》和《美人鱼》。50 年代，他的创作开始具有批判现实主义的精神，表现了社会不平等的主题，如新题材的民间生活音乐剧《水仙女》，讽刺诙谐歌曲《蛆虫》、《九品文官》，戏剧歌曲《老伍长》等。达尔戈梅日斯基擅长以再现生动的语言音调的手法来创造人物形象。他后来着手把普希金的《石客》改写为革新性的歌剧。他的管弦乐曲《芬兰幻想曲》和《哥萨克舞曲》等在和声方面很有独创。 　　但总的来说，当时俄国音乐舞台上演出的俄国作曲家的作品是不多的，圣彼得堡流行意大利歌剧，观看意大利歌剧的包厢座位通常在几个月前就被预定一空。不过，意大利歌剧与那时激进的社会运动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威廉·退尔》和《清教徒》中的革命曲调总是得到狂热的喝彩，并在许多进步青年的心中燃起希望和理想之火。 　　画坛新风 　　农奴制改革前，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同样涉及绘画艺术。19 世纪初，俄国绘画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学院派。学院派尊奉古典主义，其作品一般取材于圣经故事和古代历史，讲究画面布局，重视光线效果。到30 年代，勃留洛夫(1799—1852)的创作为俄国画坛带来了浪漫主义和生活气息。 　　勃留洛夫最初是在当画·家和装饰雕刻家的父亲指导下学画的。1809年进入彼得堡美术学院，1822年去罗马学习文艺复兴时代大师们的绘画和雕塑，直至1835年返回俄国。在此期间，他已开始摒弃晚期仿古典主义绘画的冷漠和虚构的特点，而把浪漫主义热情和从生活中发掘美的革新精神引入了学院派艺术。1832年所作的油画《维尔萨维亚》突出地表现下人的造型美感。1833年完成的《庞贝的末日》气势磅礴地表现了庞贝城被毁灭的惨剧中最高潮的一瞬间，塑造了具有高度戏剧性的形象。这幅画虽然在选题、布局、人物造型方面还未能完全摆脱古典主义历史画的框框，但其创作方法体现了现实主义的原则，在真实、可信的环境中，人物心理得到深刻的揭示。油画在国外展出时引起了轰动，同时也受到俄国进步文化界的高度评价，普希金、果戈里、赫尔岑都曾为它写过诗或评论文章。这幅历史题材的油画也体现了时代的精神，它是在当时一系列震动欧洲和俄罗斯的事件的背景下诞生的。赫尔岑曾指出，画家选择野蛮的、超理性的、毁灭性的自然力形象来作画，决不是偶然的。勃留洛夫虽然不是革命民主主义者，但显然敏锐地感觉到了尼古拉一世统治下紧张的社会气氛，并通过自己的创作间接地表现了它。勃留洛夫也是一个现实主义肖像画的大师。《瓦·亚·茹科夫斯基》、《亚·尼·斯特鲁戈夫希科夫》、《伊·亚·克雷洛夫》、《考古学家兰奇》和自画像是他的肖像画中最优秀、最深刻的作品。勃留洛夫是一个出自于学院派古典主义，但又破坏了这个体系的伟大画家。他的作品创造了俄罗斯绘画中前所未有的更为生动、多样的艺术形象，他的风格开创了一个新的流派。 　　现实主义画风在美术学院之外也在发展。1819年，阿·加·维涅齐阿诺夫(1780—1847)放弃了在美术学院中的职位，放弃已经很有成就的肖像画创作，搬到特维尔省农村，专心致志于反映农村生活的风俗画创作。他以真诚的感情最先在俄罗斯绘画史上创作了一大批农民形象，表现了他们的生活和精神。作于20年代初的《打谷场》是他在这个方面的最初成果，并使他享有盛誉。随后，他又创作了《采蘑菇的农妇》、《女地主的早晨》等农村风俗画。作为一个现实主义画家，维涅齐阿诺夫表现的农民形象已不是感伤派文学中所描写的那种虚构的农民，而是朴素、稳重、普通、真实的农村劳动者，而且他们都被安排在自然的环境中。他的《春耕》、《夏收》、《坐着的牧童》等作品还是最早的以现实主义手法描绘典型的俄罗斯自然景色的油画。 　　维涅齐阿诺夫的作品中存在着把农奴制条件下的农村生活理想化的倾向，他对农民的痛苦和希望感受是不深的。但作为一个具有革新精神的伟大画家。他的创作标志着俄罗斯现实主义绘画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 　　瓦·安·特罗皮宁(1776—1857)的作品反映了当时艺术中民主主义思潮的成长。农奴出身、1823年才获得自由的特罗皮宁是个杰出的肖像画家，也创作风俗画。他的作品受到前辈匠师的影响，但其创作源泉是社会和自然，他“不停地写生，……描绘一切生物和非生物”。他在20 年代和30 年代上半期完成的普希金、拉维奇、布拉霍夫等人的肖像画，以真实鲜明的性格描写和深入细致的心理刻划以及大胆的色彩处理见长。从30 年代到40 年代，特罗皮宁肖像作品上的风俗画特征加强了，他以更加复杂的构图和入微的细节描绘塑造出表现生活风习的人物形象，如《卡尔辛基娜肖像》、《马祖林娜肖像》以及《拿拐杖的农民》、《占卜者》、《司库员的妻子》等。在他的作品中，虽然能看到当时肖像画的浪漫主义潮流的影响，但对于日常生活和具体现象的强烈感受仍然表现为主要的倾向。在《拿酒瓶的仆人》、《带母鸡的老妇人》等50 年代的作品中，已经明显地表现出了民主主义的精神。 　　俄罗斯绘画艺术中批判现实主义的首创者是巴·安·费多托夫(1315—1852)。费多托夫曾是军官，其早期作品都与军旅生活有关，但很快就转向风俗画的创作。1837 年，他画了水彩画《节日前警察局长的门厅》，揭露了沙皇官吏的腐败。40年代中叶完成的一系列暗红水墨画着重表现穷人的悲惨遭遇和农奴制社会的积习，其中《费捷卡死后》、《美貌是贫家女的不幸》、《商店》等都堪称对生活进行深刻批判的力作。1846 年，他创作了第一幅油画——《初获勋章的人》，淋漓尽致地刻画了一个正在炫耀自己首次获得的勋章的下级官吏的卑俗形象，抨击了官僚社会的浅薄、平常和妄自尊大。由于油画的批判色彩极为鲜明，书刊检查机关禁止用石印出版。1848年所作的《少校求婚》也是受到广泛好评的一幅油画，他因此而被授予美术学院院士的称号。这幅画表现了出身贵族的少校为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而向商人的女儿求婚的场面，反映了俄国生活和道德观念的变化。 　　1848年欧洲革命之后，俄国反动报刊对费多托夫艺术中的批判倾向大加指责。费多托夫被迫转向以表现不幸人的遭遇作为自己创作的主题。油画《再来一次》描绘的是在夜色朦胧的农舍里，忽暗忽明的烛光下，—个孤独、空虚的军官无聊地戏弄卷毛狗的情景。这幅充满悲剧情调的作品是费多托夹心境的写照，同时也表现了尼古拉一世的反动统治使人毁灭的深刻主题。费多托夫的创作是与当时民主主义思潮的高涨分不开的，这是一个要求对生活作出批判性评价的时代。他的作品中的真实性、思想性和社会批判力量，促进了19 世纪中后期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美术的广泛发展。 六、科学、教育、出版 　　在俄国社会酝酿大变动之际，人们对于科学知识的渴望变得强烈了。19 世纪上半期，俄国出现了许多科学团体，如俄国历史和古迹研究会、俄国考古协会、古文献委员会、莫斯科自然研究者协会、数学协会、俄国地理协会、彼得堡矿物学协会，等等。 　　在社会科学方面，除了前面提到的哲学和政治学说的进展之外，历史学引人注目地经历了从贵族史学向资产阶级史学演变的过程。 　　1819—1826年间，卡拉姆津完成了12 卷本的巨著《俄罗斯国家史》。这部从古代到罗曼诺夫王朝建立的俄国史著作是对18 世纪贵族历史学的总结，达到了当时俄国史研究的最新水平。卡拉姆津是用改造过的俄语写作的，因而此书文字流畅，表达生动。作者使用了大量珍贵史料，并在注释中表明了自己对俄国历史问题的见解。但卡拉姆津站在保守的立场上，竭力为沙皇制度辩护，认为俄国在860 年前是软弱的，它的伟大归功于引进了君主制，它也只有在君主制条件下才能发展和繁荣。正因如此，这部著作被称为“专制主义的史诗”。在30—40 年代，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争论使俄国史研究日趋活跃。斯拉夫派的主要史学家是米·彼·波戈金(1800—1875)。波戈金是在卡拉姆津影响下从事历史研究的。他认为俄国历史与西欧历史有着基本的差别，而探求这种特殊性应该从俄罗斯历史的起源开始。波戈金致力于俄国古代史研究，他的7 卷本文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就政治观点而言，波戈金也是个保守主义者。他认为官方的正统思想“东正教、专制制度和民族性”反映了俄罗斯自古以来的文化传统。他主持出版的《莫斯科通报》和《莫斯科人》杂志是斯拉夫派的主要舆论手段。他还写过一些反映俄罗斯风俗人情的小说和历史剧本。西方派史学家除了前述格拉诺夫斯基和齐切林之外，特别应该提到索洛维约夫(1820—1879)。索洛维约夫是俄国史学中国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曾长年在莫斯科大学任教俄国史，他的历史观强调国家在历史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和自然环境的影响。他的代表作是29 卷本的《远古以来的俄国史》，这是从1851年以来以每年一卷的速度编写出版的。在写这部著作时，索洛维约夫搜集了大量从未被使用过的原始资料，并作了认真的校订。他认为，俄国的历史是从宗法关系逐渐向国家关系过渡的历史；由于俄罗斯国家是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因此它不得不建立起对各阶层居民的奴役；但当这种奴役的必要性不再存在时，国家就会自己解放它的人民；人民运动对国家制度的反抗具有无政府主义的倾向。索洛维约夫的这些观点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政治主张是完全一致的，他力图用历史来证明由专制国家用和平方法自上而下进行改革的合理性。索洛维约夫的学术活动及其成果是俄国资产阶级史学形成的重要标志，对19世纪后期的俄国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自然科学方面，许多俄国学者取得了世界性的成就。 　　喀山大学教授尼·伊·洛巴切夫斯基(1792—1856)对平行线理论进行研究的成果是创造了一个逻辑严整的数学系统，这个系统与欧几里得几何学完全不同，因而被称为“非欧几里得几何学”。洛巴切夫斯基的这一发现改变了2000多年来作为欧几里得学说基础的关于空间自然的观念，使有关空间性质的认识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这一发现在1829—1830年间公布时，受到大多数数学家的忽视，只是在近半个世纪之后，方得到世界数学界的承认。洛巴切夫斯基所具有的唯物主义思想是当时促进俄国科学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物理学界，彼得堡医学院的教授瓦·弗·彼得罗夫(1761 一1834)在19世纪初先于西欧学者发现了电流的物理、化学作用——电弧和电解，奠定了电冶金学和电化学的基础。喀山大学的艾·赫·林茨发现了决定电流方向的定律，为电的实际运用开辟了广泛的可能性。电学的发展使电的应用技术也取得了新成就：1832年，帕·利·希林格发明了电磁电报，比美国人莫尔斯制造出类似的电报机要早些；1839 年，鲍·谢·雅科比建造了世界上第一艘电动船，他还曾发明了电镀技术。 　　著名的有机化学家尼·尼·济宁(1812—1880)在40 年代获得了在化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成就：发现了通过还原芳香性硝基化合物制取芳香胺的方法，并最先用这种方法合成了苯胺和其他化合物，为化学工业开拓了新的道路。这个时期的俄国地理学发展迅速。环球航行和极地探险的新发现丰富和扩展了人类的地理概念，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拉扎列夫和别林斯加乌津在1820年1 月发现了南极大陆。而国内经济的发展则使得经济地理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科。 　　此外，俄国学者在天文学、医学、生物学等领域也都有所建树。 　　由于对有专门技能的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俄国的教育在改革前的半个多世纪中也有了发展。这一时期，在彼得堡、捷尔普特、维尔诺、喀山、哈尔科夫和基辅等城市新建了大学。从1830—1855 年，全国的中学从62 所增加到75所，县立小学从416所增加到439所，教区小学达到了288所。在19 世纪中叶，各类学校的学生总数是125000 人，其中高等学校学生4000 人。这个数字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是微不足道的，但同上个世纪相比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受教育者的成分也发生了变化。贵族、官员的子女仍然具有优越的地位，他们可以在城市中学中接受教育，有较多的升入大学的机会；但农民、手工业者、商人的孩子在县立小学或教区小学读书的可能性也增加了。在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中，出身于平民的人越来越多。 　　教育科学开始受到重视。杰出的教育家和著名学者康·德·乌申斯基(1824—1870)就是在这一时期着手进行教育学研究的。乌申斯基具有和平的、启蒙的和人道主义的精神。他反对农奴制时代特有的死板的教学法，认为教学必须在认真研究教育对象的基础上进行。他的教育思想体系的基础是：主张国民教育的民主化和民族性，重视人的积极活动的本质，认为劳动是教育的要素，教材内容和教学方法要适应受教育者的智力发育特点等原则。 　　俄国农村的文化状况有所改善。一些欧化的地主率先把新知识引入农业。从30年代开始，许多地方先后成立了由开明地主组织的农业协会，其活动内容包括交流提高农业生产水平的经验，改进农业技术和经营方式，建立示范农庄，举办农业展览会，推广良种和新农具等。莫斯科农业协会还创办了附属农业学校，开始了俄国最早的正规农业教育。莫斯科大学教授米·格·巴甫洛夫在30年代后期创办了一份名为《俄国种植者》的杂志，在传播农业科学知识方面起子积极作用。一些地方的农业协会也编辑出版了类似的刊物。 　　在国有土地上，自1837年具有自由主义思想倾向的帕·季·基谢廖夫出任新成立的国有地产部大臣以来，教育和医疗都有比较明显的进步。1838年，整个国有农村总共只有60 所学校，18880 名学生，但到1866 年国有农民脱离该部管辖时，学校已增至7869 所，学生达280000 人；同一时期内，国有农村从只有3 个诊疗室和5 名医生发展到269 个诊疗室和170名医生。国有地产部还推广农业技术，发展畜牧业生产，建立粮食储备，并为刺激农民积极性而实行了物质奖励，向工作得好的农民颁发奖金、奖品和奖章、证书。 　　在文艺、科学和教育都有明显发展的情况下，书籍刊物报纸的发行量剧增。19 世纪初，俄国每年出书平均143种；到50年代末，每年平均出书已达2000种。1801年俄国总共只有64 种定期刊物，1860 年增加到230 种。从1837年起，各省陆续出版省报，到1851年时，有省报的省份已达44 个。 　　各种学术团体出版的刊物不但直接反映了名个科学领域的进展，而且也是知识传播的重要工具。而许多综合性杂志则在社会精神生活中起着十分活跃的作用。19 世纪，最有名气的杂志是卡拉姆津的《欧洲通报》。1825 年，尼·阿·波列伏依创办的《莫斯科电讯》杂志标志着俄国资产阶级新闻业的开始。由俄国美学家、评论家尼·伊·纳杰日金主持出版的《望远镜》诞生于1831年，这是一份哲学和文学杂志，设有副刊《街谈巷议》。它同《莫斯科电讯》一样，在1836 年，被查封前，是进步思想界的喉舌。1836 年和1839 年，在彼得堡先后开始出版《现代人》和《祖国纪事》。当时最著名的进步作家和批评家如别林斯基、赫尔岑、涅克拉索夫、屠格涅夫、冈察洛夫、萨尔蒂科夫一谢德林等都曾参与编务或为其撰稿。50 年代，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直接参加了《现代人》杂志的编辑出版工作。 　　在尼古拉一世反动时期，俄国社会上出现了“手稿文学”。由于严格的书刊检查制度，不仅那些批评现状的政论作品不能出版，就是一些进步作家的文学作品也受到很多限制、删改或禁止再版。但人们对这些代表俄罗斯文化精华的作品是如此渴求，以至于不惜花费大量时间和劳动靠手抄来获得和阅读。拉吉舍夫的著作、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许多被禁诗篇、果戈里的不能再版的《死魂灵》第一卷等都是广为传抄和流行的作品。在“手稿文学”的书目中，还包括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西方思想家的著作。 第四章 俄罗斯新文化的发展 一、60—70 年代的改革与社会生活 　　选择改革 　　19世纪中叶，俄国受到了蓬勃发展的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和民族运动的强烈震撼。俄国同英、法为争夺巴尔干和黑海而进行的克里米亚战争，又从根本上动摇了它的农奴制度。 　　克里米亚战争开始时，尼古拉一世踌躇满志，以为“1854 年的俄国能够表明，它依然如同1812 年那样强大。”殊不知时过境迁，国际舞台上的力量对比早已发生了深刻变化，农奴制的俄国无论在社会政治、经济还是在军事方面都已远远落后于对手。英、法拥有基础雄厚的工业、装备精良的舰队和训练有素的士兵，可是俄国却只有一些彼得时代创建的老式军工厂，它的波罗的海舰队老朽得几乎已无法航行，它靠犍牛在乡间小道上为前线运送给养……它所进行的是“一个生产方式落后的民族对几个具有现代生产的民族的一场无望的斗争”。1855 年，尼古拉一世在绝望中死去。亚历山大二世继位后，于1856 年3月与英、法等签订了巴黎和约。克里米亚战争以俄国的失败而告终。克里米亚战争充分暴露了农奴制俄国的腐败和无能。按照自由主义者萨马林的说法：“我们不是败于西方联盟的国外压力，而是败于我们国内的软弱无力。”恩格斯在评论这场战争的结局时说：“沙皇政府在全世界面前给俄国丢了丑，同时也在俄国面前给自己丢了丑。前所未有过的觉醒时期开始了。”克里米亚战争后，政府迫于形势而作出了一些自由主义的姿态。还在服刑的一些十二月党人得到赦免，书刊检查有所放松，出现了一些新的杂志，大学开始向更多的年轻人开放，被选派出国的机会也增加了。“这是一个大好时期，每个人都开始想到要思考、阅读和学习，每个人都有心里话想大声说出来……人们不但谈论今天，而且联系各种不同的改革方案，思考和解决后代的命运和整个俄国未来的命运问题。”原来只是在朋友的交谈中私下议论的一切，现在开始在报纸上出现了。那些还不能在政论中公开说出的事，被人们用小说、幽默的小品或西欧大事述评等等体裁隐约地表现出来，每个读者都能够从字里行间读出作者的真意。 　　亚历山大二世意识到，解放农民是一项首要的、迫切的任务。据他说，他的父亲尼古拉一世临死前要他答应设法解决这个问题。他向贵族们表示：“我深信，我们迟早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你们同我的意见是一致的，从上面来解决要比从下面来解决更好些。”官方的最初改革设想是在亚历山大二世于1857 年11 月给维尔诺省省长的敕令中提出的：在保留地主对全部土地所有权的条件下解放农民；农民的宅旁园地可在一定时间内赎归私有；农民仍然耕作地主土地并承担劳役或缴纳代役租；地主仍然享有世袭领地上的治安权。1858年末，鉴于农民运动的日益发展，沙皇政权在改革方案上作了让步：农民立即获得解放，享有一切人身和财产权利；农民在12 年内对地主负有暂时义务，但当他不能得到5 俄亩以上份地时，便可自由离去；农民组织成村社并选举管理机关，地主不再同农民个人而同村社发生关系；政府通过信贷帮助农民赎回份地。这个新方案的产生是改革准备过程中的一件大事。对此，密切注视着俄国事态发展的马克思立即发表评论：“如果说，俄国贵族认为……他们还没有必要将自己的特权献上祖国的祭坛，那么俄国政府的步伐就要快得多：它已经达到了‘人权宣言’。……亚历山大二世竟宣布了‘农民天赋的、根本不应该予以剥夺的权利’!这真是不平凡的时代啊!1846年，罗马教皇发起了自由主义运动；1858 年，俄国的专制君主……又宣布了人权!我们还会看到，沙皇的这个宣言将像罗马教皇的自由主义一样得到全世界广泛的反应，并且归根到底将比教皇的自由主义产生远为更大的影响。” 　　沙皇政府的立场表明，俄国所面临的选择已不是保留或废除农奴制的问题，而是以何种方式——从上面进行改革还是从下面发生革命——来搬掉这个障碍的问题。 　　俄国的自由主义反对派在克里米亚战争后活跃起来，他们创办报纸，举行聚会，议论时政，主张改革。自由主义者不能容忍农奴制继续下去，但也不愿发生革命，他们希望在保留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条件下解放农民，用和平的方式改变农民状况，避免出现大的动荡。他们欢迎政府的态度，赞扬亚历山大二世“开创新纪元”的举动，也相信贵族具有“高尚的自我牺牲精神”，并积极参与了农民事务总委员会和各省贵族委员会拟订改革方案的工作。 　　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曾一度对政府的方案和自由主义的主张抱有希望。不仅赫尔岑如此，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现代人》也赞扬说：“对亚历山大二世的祝福是欧洲任何一个君主所没有受到过的，因为对他来说最大的幸福就是着手解放自己的臣民。”但当意识到政府不可能作出有利于农民的解放时，他们便开始否定进行自上而下改革的道路，转而坚决主张以革命方式作为唯一有效的手段。赫尔岑在《钟声》上公开发表声明，宣布放弃对专制制度的幻想。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俄罗斯的农奴制官僚国家没有能力真正解放农民，而只能使自由派的利益和地主的利益达成可怜的妥协，因此，“他反对这种改革，咒骂这种改革，希望这种改革不能成功，希望政府纠缠在它那向自由派和地主两面讨好的把戏中而一败涂地，从而把俄国引上公开的阶级斗争大道。”据克鲁泡特金回忆说，这种激进的革命的思想甚至影响到了侍从学校和显贵之家。他的姑母是米尔斯基公爵夫人，谁也不会想到这样的人家会和革命思想有什么关系，但他第一次和当时的革命文学接触却就是在这个家里。赫尔岑在伦敦创办的刊物“有震荡全俄之势，甚至流传到了宫廷之内，在圣彼得堡秘密流传极广。……我们共同诵读，习以为常。” 　　革命民主主义者反对旨在使俄国走普鲁士道路的改革，设想在以革命摧毁旧制度后通过村社过渡到社会主义。从俄国社会发展水平来看，这一选择是难以实现的。当时尽管出现了革命形势，但农民还没有任何政治自觉，他们的运动完全是自发的、无组织的。他们并不代表新的生产力，而只是一种对现存制度的破坏力量。在19 世纪中期俄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已是大势所趋之时，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美好愿望只能是一种幻想。由于资产阶级的极其软弱，俄国也不可能走西欧北美型的发展道路，而只能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来争取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 　　1861年2月19日，亚历山大二世签署了关于“农民摆脱农奴制依附关系”的法令和废除农奴制的宣言。改革使俄国农民获得了人身解放，成为享有权利的公民；赎买的实行在实际上结束了封建生产关系；地主土地所有制虽然被保留下来，但其性质已发生根本变化，已具有一般资产阶级私有制的特征。但农民的解放是有条件的，除了土地问题完全按地主的愿望解决之外，农民在完成赎买份地以前仍负有对地主的义务；农民摆脱了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但以行政权力强化了的村社和连环保制度仍然把他们束缚在封建宗法关系中。俄国在保留农奴制残余的情况下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这是一条充满矛盾的道路，俄国社会和俄国文化将在先进的资本主义方式和腐朽的农奴制残余的交织和冲突中艰难地前进。 　　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变动 　　改革使俄国旧有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动。贵族地主阶级出现了分化，除了在军队服役或担任公职的之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采用新技术和新方式，按资本主义原则改造领地，成为资产阶级化的地主；有一部分人利用土地赎金直接从事资本主义企业活动；还有一些不能适应时代的人则坐吃山空，家道中落，成为徒有贵族虚名的半无产者甚至无产者。从总体上说，贵族虽然保持了他们在封建时代的大部分物质利益和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但他们的等级特权以及对全部社会生活的垄断开始受到限制和动摇。贵族独占土地的局面被打破，土地成为可以买卖的商品，其占有方式开始从等级制向非等级制过渡。政府在1863年以立法形式取消丁经营工商业的等级限制，此举不但动摇了贵族对酿酒业的控制，而且使他们在制呢、制毯、制烛等传统的经营行业中的地位也大受影响。鉴于克里米亚战争的教训，军官培养和晋升方面的等级原则受到冲击，军事学校向所有等级开门，受教育程度成为提拔军官时优先考虑的条件。为适应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新需要，贵族在文官的补充和升迁上所享受的特权也同样受到了削弱。 　　对贵族等级特权的限制为工业资产阶级的形成创造了条件。改革前虽然已有工业资本家出现，但他们一般都是商人兼厂主，且人数不多。改革后，许多市民、农民；职员——当然也有贵族——纷纷从事工业活动，迅速发财致富，跻身于资产阶级的行列。到70 年代末，俄国已有工业企业将近28000 家，工业资产阶级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如工商业促进会、俄国技术学会、全俄工商业代表大会等。但俄国工业资产阶级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沙皇政府的扶植和保护，因而同封建势力有着密切的联系。 　　与此同时，工业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的阶级也开始形成，它的组成包括原来国有土地和世袭领地上手工工场的农奴工人、破产的手工业者、农村分化过程中成为无产者的破产农民以及外出打工的贫苦农民。 　　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重组，必然地导致了俄国政治结构的调整，专制制度在迈出了从封建农奴制国家向资本主义国家演变的关键一步之后，不得不继续按照资产阶级的法制精神，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相应的改造。1863—1874年间，沙皇政府进行了内容广泛的结构性改革。 　　地方自治改革是俄国国家制度向立宪君主制转变的最初步骤。 　　1863年，内务大臣瓦卢耶夫向亚历山大二世建议，在国务会议下设立一个由省自治机关和城市代表机关的代表组成的“全国代表大会”，其职能是讨论立法问题，形成决议后交国务会议审议。瓦卢耶夫试图以这一形式满足自由主义反对派参与立法和经济事务的要求。但沙皇政权认为，只需在地方行政方面进行改革。1864年1 月颁布了省、县自治机关条例，规定在省县两级设地方自治会议及其执行机关’——地方自治局。地方自治会议是民选机构，每3 年选举一次，每年召开—次会议。县地方自治会议代表人数根据本县人口数从10 人到96 人不等；省地方自治会议的代表一部分由县自治会议选举产生，另一部分是固定人员，如省首席贵族、省行政机关首脑和宗教界代表。 　　与西方国家地方自治机关不同的是，俄国的这类机关带有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交织的特征。自治会议代表的选举根据财产资格分别在地主、市民、村社3 个选举大会上进行，以保证贵族在自治会议中的优势。作为执行机关的地方自治局，其主席由上一级行政长官批准任命。 　　地方自治机关的权力限于地方经济和社会事务，如发展地方工商业，改进农业技术，解决交通、粮食供应、救济、保险、教育和卫生等方面的问题，对监狱、看守所进行监督等。地方自治机关享有一定的独立性，虽然内务大臣和省长可以否决下一级地方自治机关的决议，但地方自治机关也可以把问题提交参政院裁决。地方自治机关的决定要通过行政权力来实现，但如行政首脑不执行它的决定，它也可以诉诸参政院。 　　地方自治改革是沙皇政权通过对政治结构作局部调整以避免国家制度发生剧变的一项措施，试图以此为“有能力的人”提供一个活动领域，把他们的精力吸引到具体事务上来，而使他们同政治愿望分离。这一改革从本质上说是专制主义与自由主义在政治上的妥协。 　　司法改革是60 一70 年代结构性改革中比较彻底的一项。司法改革的草案是在俄国著名法学家谢·扎鲁德内领导下拟定的，并曾广泛征求国内外法学界人士的意见。1864 年11 月颁布的司法章程基本上是以欧洲的司法制度为蓝本的。根据法律面前人人于等的精神，取消了等级法院，对所有人适用同—的司法机构。轻微违法行为和民事诉讼由县调解法庭审理。每一省设—个法院，审理刑事案件；管辖若干省的高等司法厅为上诉法院；参政院为终审法院。开始实行公开审判的原则以及陪审员制度和律师制度。 　　但这项改革也没有完全消除农奴制时代的传统。早已过时的《刑法典》没有进行根本性的修改；政治犯仍可不经审讯而被长期关押或根据行政命令被流放；以当地习俗而非法律作为审理案件原则的乡农民法庭依然存在；对违法官员的审讯要经其上司同意后方可进行；神职人员只受教区所属的特殊法院审理。改革也没有怎么改变犯人受到的不人道待遇，而在苦役场和流放地，任何一个地位卑微的官员都可以是掌握犯人命运的皇帝。在这些地方，看不到“开明的”司法改革的成果，但却能显示沙皇政权最残酷、最黑暗的一面。 　　以地方自治机关改革和司法改革为主要内容的60一70年代的结构性改革，带有普鲁士道路的特征，即不彻底性，但终究是顺应潮流的。在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自由主义和反映农民愿望的革命民主主义都还不可能对国家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专制主义虽遭到削弱但仍足够强大的条件下，国家的发展只能通过官方的改革来实现。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如果总的看一看1861 年俄国国家全部结构的改变，那就必然会承认，这种改变是封建君主制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上的一步。这不仅从经济观点来看是正确的，而且从政治观点来看也是正确的。只要回忆一下法院方面、管理方面、地方自治方面的改革的性质以及1861年农民改革后所发生的各种类似的改革的性质，就一定会相信这种论断是正确的，可以对这一步的大小和快慢展开争论，但是，这一步的方向却是这样的明确，并且由后来发生的全部事件说明得这样清楚，对它未必能有两种不同的意见。” 　　村社传统与农民意识 　　农奴制改革使俄国农民在法律上得到了解放，但农民从总体上说仍然处于宗法制传统文化的影响之下，仍然被束缚于村社这个小天地之中。 　　在进行农奴制改革时，沙皇政府把村社作为农村的基层行政组织，同时赋予其处理内部事务的自治权，从而使村社具有双重性质和双重功能。作为农民在历史过程中由于共同生活需要而自发形成的民主组织，村社要负责照顾农民的全部生活，保护他们的利益。但作为政府确认的官方组织，村社又是一个行政和警察机构，以连环保的方式对农民加以控制。在经济方面，村社最主要的职能是定期按平均原则重分土地，组织农业生产，分派和征收国家和地方自治机关的税收、劳役。在行政和司法方面，村社负责维持治安和村社内部生活准则，预防和惩治轻微犯罪，处理民事纠纷，签发农民暂离村社外出的证件。在社会方面，村社代表农民同地主、别的村社和国家发生关系，组织互相合作，接济贫、病、孤、寡，开办学校、医院、图书馆，组织文化活动和宗教生活，举行宗教节日庆典和有关农业仪式等。 　　村社的活动方式实际上也仍然保持着传统习惯。法律规定村长由农民选举产生并享有全部行政权，但村长准备采取的措施还是要按传统由村民大会同意后方能实行；而在村民大会形成决议时，村社中的长者往往起着决定性作用。官方的法律对于村社内部事务几乎没有意义，村社中农民的相互关系是由传统的风俗习惯来调节的。例如，官方法律已确认了财产的个人私有制，而在村社中，农民对于其份地的关系只能是占有和使用，土地仍然实行定期重分的村社所有制。 　　改革之后，村社这一社会组织形式仍然包括了欧俄农村大约75％的居民和整个俄国约90％的农民。在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90％的情况下，村社无疑是俄国文化的重要基础。一般的土地重分型村社由4—80 家农户组成，有20—500口人，其境界通常就是自然村的境界。这类土地重分型村社占全部村社的2／3。村社一方面把农民束缚于一个封闭的狭隘天地，另一方面又是使农民避免分化、维持自然经济的保证。村社实际上是家庭和家族的自然延伸和扩大，而在无数与世隔绝的村社之上，便是他们共同的“保护者”、权力无限的总的族长——沙皇。家庭——村社——国家，家长——村长——沙皇，在这样的公式中可以看出，宗法制原则是维系俄罗斯民族的纽带，而村社则是其中的关键环节，自17世纪以来，在农奴化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土地重分型村社，就是专制国家的基础，农奴制改革也未能改变这一现实，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使村社在这方面的功能强化了。 　　村社是俄国农民的世界。农民从出生到死亡的几乎所有时间，都是在村社中度过的，他们的意识也深深地打上了村社生活的烙印， 　　在村社这个宗法共同体中，个人是微不足道的，只有集体才有意义。农民可以参加村社会议并发表自己的意见，但他绝对不能同村社对立。俄国农民叹息道：“谁敢反对米尔呢?”违反村社生活准则的人无论在精神上还是肉体上都难以存在下去，他首先会受到嘲讽、蔑视、斥责等舆论的压力，其次有可能被驱逐出村社或送去当兵，最后甚至有可能遭受私刑或被处死，如果他犯了严重罪行的话。个人对村社的绝对服从使农民的自我意识、主体意识极不发达，并产生了对长官意志和“来自上面”的准许的需求。农民不能把自己理解为自身行为的主体，而力图使自己的行为得到集体的认可，或者得到老爷、长官的许可。即便是在造反时，他们也要打出“沙皇”的旗号。 　　在俄国农民的意识中，顺从权力是一个很显著的特点。对于村长、调停官，农民是绝不敢得罪的，因为要是不听他们的，便会一辈子遭受报复。按人口分摊的赋税可以由最低级的行政官员任意增减，进行不平均的分配，而农民交不出赋税便会受到体罚。在个人无法支配自己命运的情况下，农民在心理上永远感到自己是可怜的、卑微的被压迫者，对于他来说，自尊的感情是难以达到的。这种受屈辱的感情压倒了他身上一切高尚的动机，他试图摆脱这种境地的努力只会招致哄堂大笑。农民作为专制主义的压迫的牺牲晶，还在于他在家庭中把自己的妻子儿女置于同样的受奴役状态中，而使自己成为奴役者；他自己所遭受的屈辱要通过让别人受屈辱而得到宣泄。一个农民可以在大街上当众把敢于阻拦他去酒馆的妻子打得半死，而在场的人会认为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在征税时受到体罚的农民，也经常把妻子打到自己感到满足为止。如果有一个漂亮能干的农村姑娘有可能选择丈夫时，她首先考虑的是他要温顺和善良。然而即使这样的一个好人也会残酷地揍她，差别只在于这时他自己也会哭。 　　与顺从权力的意识并存的是平等精神和集体主义。一个农民，在纵向的关系上，他顺从于长官并使家庭成员顺从于他，但在横向的关系上，他同其他农民是共同体中的子等伙伴。在村社中，所有农民都有权平等地使用村社的财富、获得基本的生活资料。这种“公有”和平均的原则集中体现于份地的村社所有制和定期重分。村社还对其成员的经济行为定出细则，以抑制分化。绝大多数农民认为，财产是用来养活人的谋生手段，利用它来剥削别人是可耻的行为，一个人只应占有那些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财产。他们对土地所有权的认识在改革之后没有明显的变化，仍然传统地相信，土地并不属于他们个人，而属于村社；出自于土地的产品也既属于村社，也属于上帝，是大家的共同财产。在农民中存在着互相救济和帮助的习俗，有时整个村社的人无偿地帮助陷于困境的农民渡过难关；最贫穷的农民在家里断粮时往往全家行乞，通过这种方式他们能够保住自己的牲畜、农具而维持到新粮下来的时候，因为行善作为——种道德义务在农民中已沿袭成俗，拒绝给予要饭的人以帮助被认为是极大的罪过。村社生活的封闭性养成了农民因循守旧、不思变革的心理。农民不能认识和理解超出其个人经验之外的所有事物，对于任何与他们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事情全无兴趣。年轻的一代几乎没有选择生活道路和价值观念的可能性，他们的一切认识除了自己在村社中的直接经验之外就是来自于父辈的言传身教，他们所面临的人生使命就是继承上一辈沿袭下来的传统。由于传统构成了农民精神世界的几乎全部内容，他们对新事物总是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担心接受这些新事物会引起他们已习以为常的生活的变化。改革后，村社农民一如以往，很少有改进生产技术和方法的愿望。一些具有欧化思想的行政官员和知识分子扮演着可怜的角色：农民根本不理会他们那些办大众学校、传播科学知识、改进农业的计划。 　　然而，农村终究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已经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俄国社会的大环境，必然影响到村社和农民生活。由于允许农民在交清份地赎金之后脱离村社，农村贫富两极化的趋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许多没有受过教育、目不识丁的农民成为富农，有的甚至干成了大事业，例如在西伯利亚，大部分著名的金矿主和工厂主都出身于农民。更多的农民因贫困和破产踏上了去工厂的道路，成为“外出打工的人”，还有些则成为自由的手工业者或雇佣劳动者。农民内部出现的这种流动，尤其是打零工这种极为普遍的现象，使得新的文化形态，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渗入村社，这对开阔农民的眼界、充实他们的意识起了巨大的作用。传统的村社文化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农民中开始产生争取更高的地位和更好的生活的愿望。私有制的概念也逐渐渗透进了崇尚集体主义和平均主义的农民中间。为了保护属于自己的每一点财产，他们可以表现出无穷的耐力和惊人的韧性。70 一80 年代，越来越多的农民改变了把钱存在罐子里的习惯，开始把它存入储蓄所或购买息票。在物质生活方面，虽然农民基本上仍是不赶时髦的，他们的衣着、陈设也很少变化，但是对个性的追求也开始得到表现。在稍微富裕一些的地方，特别是在工业省份，农民为了美观，常常把自己农舍的正面雕上花，尽管在屋子里面依旧堆放着各种杂物，甚至让小牛犊在屋里过冬。 　　社会风气、人民生活、酗酒现象 　　改革后，由于工商业的发展，城市面貌有了很大变化。且不说彼得堡和莫斯科这样的都市，就是喀山和雅罗斯拉夫里这样的城市也会给人以深刻印象：一幢幢高耸的石砌建筑物鳞次栉比，大街两边有华丽的路灯和宽阔的人行道，沿街的商店装饰着漂亮、阔气的招牌。城市吸引着大量渴望发财致富的或寻找谋生之路的人们，从1863年到1897年，城市人口从610万增加到1680万，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从8％提高到13．4％。城市也是引导俄国生活方式欧化的先锋：现在欧化的范围已不再局限于贵族，而扩大到了更广泛的居民阶层。许多贵族蜂拥来到城市，用他们在农奴制时代聚敛的财产或土地赎金享受起欧洲式的生活方式。有权势的官员对豪华生活的口味也越来越高。而众多新兴的资产阶级分子在追求奢侈方面也绝不比他们逊色，民粹派学者弗列罗夫斯基形象地描绘了一个暴发户的形象：“他的头发稍稍上了一点油，梳得十分艺术。他的衣服光彩夺目，我不能不惊奇他的衣服是那么地合身，怎么裁缝能用这种呢料裁制如此雅致的式样。他用嫩白的手指玩弄着金表链。……他拥有一座3 层楼的石头房子。”这类人典型的家居是这样的：穿堂铺着干净的地毯，糊着墙纸；厅门是那种蒙着漆布面、钉着耀眼铜钉的式样；在有5个窗户的宽敞客厅里放着鲜花、沙发家具以及贵重的装饰品。有钱人的娱乐方式也更多样化了，他们把各种节日安排得颇有气派，原来只是在显贵宅邸才有的家庭剧场现在增加了许多，俱乐部之类的组织和设施也到处建立起来。为了寻求一年花1500 卢布的可能性，他们一个晚上可以输掉几百卢布，令普通老百姓目瞪口呆。奢侈和傲慢成为这个新的上流社会的风度和时尚。但这个“社会”的审美情趣却一天天降低了。原来人们趋之若鹜的歌剧——尤其是意大利歌剧，如今已没有多少人光顾了。圣彼得堡交际界的精英们群趋于下等的剧场，在那里，某个巴黎小剧团的二等角色就很容易博得喝彩。 　　上流社会往往以显赫和奢华来满足虚荣心，这种风气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劳动群众。 　　在工业省份，劳动者力图用表面的光鲜来掩盖极端的贫困。女工们对服饰的要求提高了：如果说贵妇人每天要换几次衣服，那么工厂女工现在也希望能有几身衣服。要是在节日中能穿着不同的衣服在众人面前出现几次，她会认为这是最大的幸福。她们的服装款式尽量模仿上流社会的流行式样，当然料子要差得多。商店里那些仿制的奢侈品也是最受她们青睐的东西。然而，为了买上丝绸服装，有些女工不惜摧残自己的身体，拼命干活，省吃俭用，有的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这种要面子的心理逐渐扩展到服装以外的方面。家里没有茶炊会感到害臊，于是为了买个茶炊而卖掉最后一头牲口。不穿皮鞋觉得丢脸，为穿上皮鞋只得忍受饥饿。一些有技术的勤劳能干的工人家庭的生活环境要好些，他们可能会有自己的房子，墙上糊着壁纸，有像样的家具，玻璃门的柜子里也许还放着一些小摆设。但是为了这一切，必须节省伙食、压缩最必要的开支，一戈比一戈比地攒钱。他们的孩子也常常要分担这一切：疲惫的眼神、苍白发青的脸色、发育不全的身材表明了他们为此作出的牺牲。有些身居肮脏潮湿的地下室的小职员，也因职业所迫而不得不打扮得衣着入时，皮鞋锃亮，装得像生活优裕的上流社会人物那样去上班。 　　在农村，盛行着这样的看法：没有丝绸连衣裙的姑娘是没人娶的。于是，农民们宁愿让全家挨饿也要为女儿搞到丝绸连衣裙。弗列罗夫斯基观察到，在工业省份的农村，农民在有住房以后就把注意力转向衣着。“在追求改善衣着方面，农妇所表现出来的精力、坚忍和顽强丝毫不亚于其对改善住所的追求。农民是如此地贫困、窘迫、遭受虐待和不幸，他无力进行衣着和住房方面的实质性的改善。需要业已增长，满足需要的资料却没有。……他养成打肿脸充胖子的生活习惯。在—切能遮盖的方面，他忍受极大的痛苦，全家人饿着肚子，孩子将死掉，——可是女儿却有丝绸服装，房子必得雕上花。一触及自尊心，他立即力图装阔，……一位边远乡的乡司书对我说：“我惊奇不已的是，农民讲究穿戴的嗜好是怎么来的?他们哪里谈得上穿戴?他们就是不讲究穿戴也已经没有什么可吃了。不，为了不比别人穿得差，他把吃奶的劲都使上了，背着最沉重的十字架。”这些正常、合理的需求，对于俄国劳动者来说是要以野蛮和不人道的方法来实现的奢侈，为了得到这些，他们承受了最艰难的生活。 　　改革后，绝大多数的劳动群众仍然生活在贫困和屈辱当中。 　　在农村，农民住的一般是用长圆木构成的简陋小屋，低矮昏暗、空气混浊，在小窗户上代替玻璃的通常是牛尿泡。许多农民不论夏天还是冬天都光着脚走路，能穿上像样的鞋的只是少数。他们用厚麻布自己缝制粗糙的衣服，过冬时则在这种衣服的夹层中塞进一些什么碎屑以御寒，动物皮算是最好的衣服。农民吃的通常是麸子和大麦，能吃到黑面包就是大口福了。克瓦斯这种饮料对农民是必不可少的，但由于没有好的原料，他们喝的克瓦斯常常像加了水的醋。农民在春天、夏天和秋天一般是不吃肉的，因为在这种季节肉容易变质，又买不起较多的盐腌咸肉。因此，他们在冬天宰牲口，在11 月到3 月之间有可能吃肉。在这几个月中，各种斋期加起来有104—105 天，荤食期只有46—47 天。再加上沉重的租赋捐税，农民很少有可能改善自己的饮食。 　　工业的发展在俄国既创造了财富，也增加了贫困。弗列罗夫斯基指出：“工业，这个原是人民福利与幸福的源泉，在我们这里成了置人死地的祸患，成了连鼠疫与霍乱都无法与之相比的灾难。能使工人成十倍地增加生产的劳动分工成为其饥饿、贫困、死亡的根源。”由于过度的体力劳动、恶劣的居住条件和严重的营养不良，在俄国各工业省份中，死亡率最低的指标是27 人中死1人，它不仅高出了所有欧洲国家的死亡率，甚至也高出了俄国的平均死亡率。在俄国的工业企业中，父权制式的关系甚至在彼得堡这样的城市也都存在，工人处在不仅贫困而且屈辱的地位，他们的自尊心和美好感情的火花经常遭到现实生活的无情扼杀。 　　由于对生活的绝望，下层劳动群众的心理状态是得过且过，一有可能就酗酒消愁。在有买酒钱的情况下把自己灌醉是他们唯一的乐趣，狂饮成为他们麻痹自己、寻求解脱的手段。酒成为一种能起类似于宗教的作用的东西。巴枯宁曾说：“教堂对于人民起着一种天国里的酒馆的作用，正如酒馆是人间的某种天堂一样，因为不论是在教堂或者酒馆里，人民可以把自己所受的饥饿、压迫和屈辱忘却片刻，他们可以有时在狂热的信仰中，有时在烧酒中竭力安慰对自己日常苦难的记忆。一次比一次更加陶醉。” 　　农民能用自己的钱痛饮的机会不多，这使酒对于他们具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一旦手里有了钱，他就要在只有木头长条凳子的劣等小酒馆里喝到失去知觉为止。许多人甚至不惜让全家人挨饿，卖掉家里能卖的一切来满足对酒的渴望。城市下层劳动者也是这样，弗列罗夫斯基提到的一个例子非常典型：一对夫妻在皮鞋作坊干活，他们的房间里除了两个枕头之外别无他物。丈夫在一个月内喝一次25戈比的酒，偶尔也喝两次，喝醉之后就把妻子揍一顿——这就是他在一个月内的享乐和消遣。而他的妻子生活中的调剂就是在紧张的劳动之后挨丈夫一顿揍。有许多工人在拿到工钱后马上买酒喝光，然后再以坚强的耐心拼命地干活。 　　当时，俄国上流社会不断散布流言，说劳动群众的酗酒是导致他们贫困和破产的原因。但数字所证明的恰恰相反。60年代，弗列罗夫斯基写《俄国工人阶级状况》时，农村酒的消费量是每个成年男人平均每周不到一杯，每个妇女每月不到一杯；在城市，成年男工每4 天摊不到一杯，女工每周不到一杯。而“受过教育的人”喝的是8 倍于此的酒，却不认为自己是酒鬼。在欧俄的49个省份中，工人阶级所喝的酒每人平均2．30 银卢布；而上层阶级每人光是喝进口的外国酒就平均要达3．5 银卢布，除此之外他们还要喝掉比这多3倍的俄国酒，其中粮食酿制的酒可能还多于葡萄酒。事实上，在骄奢淫逸的上层社会中，醉鬼和狂饮者相对地要多得多。 　　俄国工人虽然大多数仍然把酗酒作为主要的娱乐，但他们也产生了文明地生活的欲望，出现了用音乐和舞蹈代替粗鲁的取乐的倾向。甚至在西伯利亚的一些地方，工人们有了钱也会请来起码的乐队为跳舞伴奏，他们自己也会拉起手风琴唱起歌。而在欧俄的城市中，有些工人即便喝酒也不像过去那样了，他们喜欢光颐那种挂着豪华窗幔、摆着雅致家具、有打扮入时的歌女在音乐伴奏下演唱的小饭馆。在这里他们很少喝到失去知觉的地步。 　　婚姻与两性道德 　　农奴制改革后，俄国农民仍把结婚作为维持家庭生计的手段而很少考虑爱情。但在生活稍好些的工业省份，出现了选择的趋势。未婚男人愿意找有嫁妆的姑娘。但是，漂亮的容貌也开始有了意义。美貌的姑娘即使穷些也能为自己找到令人羡慕的新郎，她的父母也可不必为她结婚支付费用。同时也还有另一种情况：穷困但漂亮的农民小伙子可能会因娶了一个富有而丑陋的妻子而过上富裕的生活。 　　改革使地主不能再像在农奴制时代那样强迫农民姑娘嫁给由他指定的男人了。但对于农村妇女来说，中世纪式的强制被取消后，她们还面对着夫权、贫困等种种压力，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仍没有基本的改善。在农村，离婚现象很少，但在这些合法婚姻和“理想的”道德状况背后，是残酷的可怕的现实。结婚后，许多妻子被丈夫看作解脱经济困境的手段，她们带来或挣来的一切都被用来缴税或喝光；她们还被当作干活的奴隶和泄欲器。这种境遇使不少妻子宁愿去监狱也不愿在家里受虐待，她们故意声称自己有罪而离开自己的丈夫。有的姑娘在找到独立谋生的保证后，就和情人生活在一起而避免结婚，因为她们知道，最温柔的丈夫在婚后第二天就很容易成为暴君。农村的姑娘们尽可能晚出嫁，但为了不使自己成为父母的负担并帮助家里缴纳捐税，仅靠劳动几乎是办不到的，结果通常是她陷入堕落的泥坑。在非工业省份，人们仍然受幼稚的道德规范的影响，认为姑娘自愿出嫁是丢面子的事情。但与此同时，关于妇女贞洁的概念在这里也是比较淡薄的。弗列罗夫斯基在他所写的《俄国工人阶级状况》这本书中谈到，这种概念不会成为对姑娘行为的重大约束；或者，这种概念只不过像其他一切偏见那样，使姑娘无意识地压抑和克制自己的感情。由于贫困，许多妇女被迫走上卖身的悲惨道路。男人外出做工或长期服军役被认为是导致堕落的两大原因。在这种情况下，数以百万计的妇女和她们的孩子被抛给命运任意摆布。为了自己和孩子的生存，她可能不得不以牺牲自己的肉体作为代价。此外还常有这样的事情：在城里干活的丈夫另找了一个情人而疏远自己的妻子，使她们在大家庭中成为孤立无援的外人，除非她们屈从于丈夫的父亲或兄弟的欲望。在城市工人家庭中，丈夫常常无力保证自己的妻女不会落入可悲的境地，因为他甚至不能够提供维持她们最起码的生存需要的条件。归根到底，妇女的性道德主要取决于她们的境遇，而较少取决于她们的意志力甚至她们的受教育程度。贫困和饥饿是导致妇女卖淫的主要动因。在俄国最贫穷的省份中，私生子也最多。 　　在另一方面，大量进城做工的农民和四处漂泊的流浪工人甚至无法找到过得去的栖身之所，常常露宿于街头、河岸，或像动物一样挤在肮脏的集体宿舍或贫民区出租的陋屋里面，但他们也是人，也有人的一切需求，而他们对异性的要求只能通过堕落的方式来实现。 　　在上层社会，大多数人对于诸如男人拥有情妇这类的事情感到平淡无奇，习以为常，有些人更是纵情声色，耽于淫乐。但在受过教育的人中也提倡妇女的贞洁，认为放荡的女人是社会腐化堕落的根源，年轻的未婚姑娘在那种蔑视堕落妇女的感情熏陶下保持着贞洁，人们甚至经常禁止她们考虑她们将会有孩子。在上层社会还存在着这样一种看法，即俄国的劳动阶级对两性关系的道德是漠不关心的。人们经常会用极其冷漠、近乎残忍的态度，面带嘲讽的笑容谈论那些以堕落来为自己获得某些物质利益的劳动妇女。 　　然而，只要在勉强能维持生活的情况下，劳动人民在两性关系上的道德观念是比较严格的。当时，在那些家境尚可的城市居民中或在彼得堡省这类较为先进的农村地区，与丧失贞操的姑娘结婚被认为是不幸的和屈辱的，没结婚先有了孩子的姑娘变得难以找到丈夫，只有那些失去了任何出嫁希望的女性才可能不那么看重自己的名誉。在俄国的工业省份，女工们已经开始把贞洁作为值得骄傲的品质。她们高傲地俯视那些用牺牲自己的肉体来换取一双鞋子、3 个戈比、有时甚至是一小块面包的妇女。她们认为漂亮的服装与贞洁的结合是妇女的美德，甘愿为得到丝绸服装而在忍受饥饿的同时保持自己的贞洁。如果碰到有一个女工热衷于轻浮的玩乐和戏耍，大多数女工会出于礼貌而避开，但她们会为摆脱这类诱惑而感到喜悦。在大城市的男工中，对待异性的态度逐渐文明起来，他们不再那样粗鲁和生硬，而力图以自己的殷勤礼貌来争取异性的好感。 　　在那种男人和妇女一起干活的工厂里，或妇女挣钱很多的工业地区，还存在着另一种类型的工人社会。在这个范围内，男女之间有“某种温厚、某种优雅的无忧无虑的关系”，就好像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贝朗瑞的理想正在实现。这里似乎不知醋意为何物，两性关系依双方自愿而自然地存在，并被赋予一种轻松的色彩。 　　在知识界，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不尽相同的。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在1877年出版之后，由于其中所表现的婚姻道德观念而招致许多人的反对。克鲁泡特金曾在《俄罗斯文学的理想与现实》一文中谈到了当时的情况。“《安娜·卡列尼娜》在俄国造成了这种印象，反动阵营向托尔斯泰致贺，而当时社会上的进步分子却冷淡地接受这部小说。事实是婚姻问题和夫妻离异的问题，在俄国已由最优秀的男人和女人，在文学中和在实际生活中都激烈地争论过了。不断地在离婚法庭上被揭露出来的对婚姻的轻率态度，以及作为无数法国小说和戏剧题材的任何形式的欺骗，都遭到了坚决的谴责。但是在谴责了轻率和欺骗之后，他们却严肃地考虑了新的爱情的权利——说不定在多年幸福的婚姻生活之后，新的爱情突然来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可以作为表示对婚姻问题的意见的最好的一部小说，这在年轻的较进步的一代中非常风行。据它说，已经结婚，就不能轻易恋爱和调情了。不是每一阵热情的进发都可以称为新的爱情的；而所谓爱情常常仅仅是短时间的欲望。就算它是真的，在这真的爱情加深之前总还有时间来考虑：如果让这爱情成长，将会产生什么后果。可是说尽管说，做尽管做，确有新的爱情来到了，而且不可避免地来到了的情况；例如，一个女孩子在对方的不断追求下，几乎是违反她自己的意志地结了婚，或者两个人并没有真正的了解却结了婚，或者两人中的一个继续向理想进步，而另一个却已经戴破了他的理想的假面具，渐渐耽于市侩的温暖的拖鞋的享乐之中了。碰到这种情形时，不仅分离不可避免，而且离异了对大家都好。因为分离而受到的痛苦(这种痛苦对忠诚的人还是有益的)总比不分离而破坏某一方的——在多数情况下还是双方的——一生的幸福好得多，也比勉强地生活在一起而让坏结果反映到孩子们身上去好得多。这些便是俄罗斯社会中的优秀分子在文学和实际生活两方面所得出的大体结论。” 二、社会运动的轨迹 　　父与子、虚无主义运动、民粹主义的悲剧 　　从50 年代开始崛起的新一代平民知识分子很快在文学、艺术和社会思想领域取代了贵族知识分子的领导地位。这些新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是与上一代进步的贵族知识分子完全不同的一代人。在父辈与子辈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这首先是理想主义者与革命实践者之间的矛盾。 　　父辈们曾经有过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不少贵族知识分子在其作品中表现了西方新思想对他们的影响。他们谴责现存制度，要求改造社会，有些人如赫尔岑、奥加略夫等甚至转到了劳动农民的立场上。然而，他们却不可能被社会所理解和接受。贵族等级把他们视为叛逆者，而农民则对他们抱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农民只要看到宣传新思想的人是身穿德国式服装的贵族，就会本能地把这看成是一个圈套。先进的贵族知识分子同人民的脱节使他们扮演着“聪明的废物”和“多余的人”的可怜角色。赫尔岑曾经绝望地表示：“我们的情况是没有出路的，因为它是不真实的，因为历史的逻辑指明，我们不为人民所需要，我们的事业是一种绝望的折磨。”这是时代和社会的悲剧，是新事物已经产生、旧制度仍在统治的俄国生活的产物。 　　赫尔岑在1864 年给萨马林的信中谈到，他们这一代人“都必然是一批毫无作为的反省者，空泛的议论者，理论家，书呆子”，“缺乏充沛的活力和果敢的精神”，“只是在思想方面是勇敢和坚毅的”。 　　如果说父辈们是思考和探索的一代，那么子辈们是除了思考和探索之外还渴望战斗、追求事业的一代。他们对父辈夸夸其谈的改良主义感到厌倦，确信自己不会成为“多余的人”；他们不但愿意尽力帮助人民，而且还要成为人民的一分子；他们不能容忍自己面临的一切，对任何传统持否定态度。50 年代末60年代初，俄国知识界父与子的冲突已十分尖锐。伊·谢·屠格涅夫在小说《父与子》中塑造了巴扎罗夫这样一个新一代知识青年的形象，这是一个没有任何崇拜的偶像、用批评的眼光看待一切、不服从任何权威的人。在他看来，父辈们的行动不可能超出高贵的愤慨或逆来顺受的范围，而他这一代人已经明白，空发议论是毫无用处的，必须行动和战斗。 　　在屠格涅夫发表《父与子》之前，作为父辈的他已在1861 年与《现代人》杂志的年轻人分手了。文质彬彬、为人谦逊的屠格涅夫曾是《现代人》的撰稿人，但他同后起的青年作家、尤其是《现代人》中的杜勃罗留波夫等人的关系却搞不好。他和许多自由主义者一样，“厌恶杜勃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农夫民主制”。而青年人不喜欢他那“女性般的温柔”和“缠绵的人道主义态度”。杜勃罗留波夫对屠格涅夫的《前夜》所作的批评使他们最终决裂了。并非偶然的是，在杜勃罗留波夫和冈察洛夫之间也发生了类似的思想分歧。 　　由于屠格涅夫在《父与子》中第一次使用了“虚无主义者”这个词来称呼新一代知识青年，小说发表后，“虚无主义”这一概念就流行起来。旧制度的维护者把虚无主义解释为无视一切社会和道德准则，“为破坏而破坏”的狂妄思想，而革命民主主义者则认为虚无主义是否定旧传统和现存秩序，反对专横和虚伪，争取民主和自由。60—70 年代，虚无主义成为对俄国知识青年中一个规模很大的运动的称呼。这个运动后来被称为民粹主义运动。 　　1861年改革后，虚无主义运动悄然兴起。许多渴望按自己的理想生活的青年——包括平民和贵族——来到有大学的城市。俄国的许多地方都出现了自修小组，青年们在其中阅读各种哲学、经济学和历史学的书报，讨论自己的体会与心得，探索怎样为人民做一点事情。这些被称为虚无主义者的青年崇尚理性，追求科学和真理，唾弃一切风俗、习惯、迷信和偏见．讨厌虚伪的形式，喜欢用坦率和简明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他们认为，如果在享受舒适生活的同时谈论可怜的人民，那只不过是十足的伪善。因此，许多拥有巨大家产的青年常常每个月花费不到10个卢布，而把他的财产用来创办消费合作社或生产合作社之类的事业。他们否定艺术，认为所有艺术品都是用从劳动人民那里掠夺来的钱买来的，一双靴子要比圣母像或莎士比亚和普希金更加珍贵。他们反对没有爱情的婚姻，决不会为形式上的关系而欺骗自己的良心。虚无主义运动在青年中迅速发展，不少贵族女子抛弃富贵之家，跟随具有新思想的男子远走高飞；许多人鄙视优裕的生活，满怀纯真的理想走向“法朗吉”。 　　在60 年代初，著名的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政论家皮萨列夫(1840—1868)被认为是激烈的“否定者”和虚无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之一。皮萨列夫是由别林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以及西欧先进思想家的作品培育出来的革命民主主义者，1861年开始崭露头角。他非常欣赏屠格涅夫笔下的巴扎罗夫，认为这是一个走向极端的青年的形象。但就在这些极端中，可以看出“一股朝气蓬勃的力量和不受诱惑的智慧”，而这“能把青年人引上康庄大道，支持他们在生活上奋斗”。皮萨列夫自己也是个走极端的人，他醉心于同旧事物的斗争，对那些妨碍社会前进的东西进行了破坏性的批评；由于反对“纯艺术”的观点，他甚至否定普希金，他认为，“我们每个忠诚的人的全部思想和活动的最终目的，是彻底解决饥寒交迫的人们的迫切问题；除了这个问题外，绝无别的问题值得关心、思考和忧虑的。” 　　虚无主义运动不仅在屠格涅夫的作品中得到了反映，冈察洛夫在小说《悬崖》中塑造的伏洛霍夫这个形象也是要表现当时无论在首都还是外省“都已越来越经常出现的否定或者虚无主义的症候”。但冈察洛夫对俄国民主青年的理想是抱有偏见的，因此简单化地赋予伏洛霍夫以否定一切的特点和庸俗唯物主义的毛病，并由此讽刺性地揭露他所谓的“新的谎言”。 　　车尔尼雪夫斯基发掘了虚无主义的积极、肯定的方面。1862年下半年，他在监狱中写出《怎么办》这部长篇小说，并于次年刊登在《现代人》杂志上。小说中的虚无主义者正直、高尚、意志坚定、为人坦诚，依靠自己的努力成为于社会有益的人，并深信自己事业的正义性。与屠格涅夫、冈察洛夫作品中的虚无主义者不同，他们热爱艺术，珍视爱情，对工作和前途充满信心。《怎么办》尽管在艺术上略逊一筹，但这是一部由伟大的平民革命民主主义者所写的反映新一代革命民主主义青年的作品，因而其中的主人公理所当然地成为新青年的榜样和化身。 　　60 年代中期，虚无主义运动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方面，有许多青年决心把知识和文化送给群众，他们到工业城市去做工，在工人中间组织合作社，开办文化补习学校。这就是后来“到民间去”运动的发端。另一方面，是个人恐怖主义的出现。1863 年在莫斯科形成了一个以伊舒金、加拉科佐夫为首的青年知识分子小组。小组成员认为，亚历山大二世的统治如果继续存在下去，连已经实现的有限改革也难保住；而刺杀沙皇将有助于推动人民的斗争，使俄国能按照村社社会主义的原则得到改造。1866 年4月4日，加拉科佐夫行刺沙皇未遂，被判绞刑。伊舒金和加拉科佐夫小组的思想是70 年代民粹派无政府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先声。 　　60 年代末，赫尔岑一再强调，他同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俄国虚无主义之父，他们留给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正是“虚无主义”。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倡科学和怀疑，主张以探索代替信仰，否定现存制度和自由主义道路，希望以革命开辟俄国农民社会主义之路，这些都是虚无主义运动的思想来源。事实上，虚无主义运动的兴起反映了改革后俄国社会的矛盾，其背景是进步青年对农奴制度改革的失望，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失望，对俄国社会的失望。1870年2月12 日，马克思在读了弗列罗夫斯基所著的《俄国工人阶级状况》后对恩格斯说：“俄国的现状再不能维持下去了，解放农奴自然只是加速了瓦解的进程，可怕的社会革命迫在眉睫。从这里也可以看到现在俄国大学生等等中间风行一时的学校青年虚无主义的现实基础。” 　　60 年代末70 年代初，在虚无主义运动中开始形成系统的理论——民粹主义。 　　1868—1869年间，在流放中的彼·拉·拉甫罗夫以笔名陆续在法国《星期周报》上发表《历史信札》，1870 年9 月经修订后以单行本出版。拉甫罗夫认为，受压迫的劳动人民为创造文明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因此，享受文明的少数人，即知识分子，应该承担起自己应负的责任，向人民偿还欠债。他指出，知识分子应该组织起来，寻求真理，争取建立公正的社会制度。他的这些主张在平民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成为他们投身于社会革命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 　　1870年拉甫罗夫流亡国外后，继续从思想上影响着革命青年的运动。他在苏黎世创办了名为《前进》的刊物，宣传关于人民受到政治和社会教育后必然会采取革命行动的观点。在《前进，我们的纲领》这篇文章中，拉甫罗夫指出，俄国革命运动提出的社会目标是为了劳动的利益而同一切形式的垄断作斗争；它反对的不是个人，而是社会原则。他认为：“俄国大多数居民的前途赖以发展的特殊基础就是农民以及村社土地所有制。在村社共同耕作土地和村社共同享用土地的产品这个意义上发展我们的村社，把米尔大会变成俄国社会制度的基本政治因素，把私有财产吸收到村社的财产中去，让农民受教育，使农民懂得自己的社会需要……这一切就是俄国人的特殊目的，一切希望祖国进步的俄国人都应该促使这些目的实现，”至于实现这些目的的方法和途径，他强调，俄国的社会改造应该通过人民来完成，革命者应该抛弃那种认为可以把少数文化较高的人所想出来的革命思想强加给人民、把一种新的制度恩赐给人民的想法，应该向人民群众讲清楚他们的真正需要，使他们自觉地提出目标并自觉地努力达到这些目标。 　　拉甫罗夫的这些思想代表了当时民粹派青年中的基本倾向，即以在群众中展开宣传，为未来的革命作思想和舆论准备作为自己的任务。 　　作为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拉甫罗夫研究了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哲学思想和马克思、蒲鲁东等人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学说，形成了一种他自称为人类学主义的主观社会学体系，其核心是人的个性。他认为，人的个性是历史发展动向的决定性因素；尽管历史道路取决于客观力量，但个人可以根据自己对历史道路的解释确定自己的目标、选择自己的方式，从而把客观上难以避免的行为变成受个人意志控制的行为。他把人类进步视为具有批判思维的人物活动的结果，历史过程就是在这种批判性智慧的指引下发展的。知识分子应该献身于社会，以偿付其对人类所欠的债务。 　　70年代初，沙皇政权对激进运动的镇压变本加厉，于是，数以百计的俄国青年逃往国外，主要是到瑞士的苏黎世。苏黎世成为继日内瓦之后又一个俄国侨民聚居的城市。这时正在苏黎世的米·亚·巴枯宁成为这些青年崇拜的偶像。还在1868年，巴枯宁和尼·伊·茹科夫斯基就联名发表了《我们的纲领》一文。这篇文章表达的基本上是巴枯宁的思想，中心是主张实现人民彻底的精神解放、社会经济解放和政治解放。文章认为，没有精神解放，人民的政治自由和社会自由是不可能彻底和巩固的；信仰上帝、信仰灵魂不灭等唯心主义的东西是专制制度的必然支柱，它使人民丧失为争取天赋权利而必需的精力。同样，没有社会经济解放，任何自由只能是令人厌恶的谎言，因为“人民的经济生活任何时候都是基石，它本身包含着对人民政治状况的真实说明”，而经济解放的基础，就是让土地归村社成员所有、资本和生产工具归工人联合会所有。为了使人民得到政治解放，首先要彻底摧毁国家，包括其一切宗教的、政治的、官僚的、法律的、学术的、财政经济的设施；未来的政治组织只应是农业组合和工人联合会的自由联盟、各族人民的自愿联合。巴枯宁的这些主张很合俄国激进青年的口味，马上被他们接受并成为其主要纲领之一。 　　1869 年，巴枯宁在日内瓦向俄国青年发出号召：“赶快抛弃这个注定要灭亡的世界吧，抛弃这些大学、学院和学校吧，……到民间去吧!你们的战场，你们的生活和你们的科学就在那里。在人民那里学习如何为他们服务，如何最出色地进行人民的事业……知识青年不应当是人民的教师、慈善家和独裁的领导者，而仅仅是人民自我解放的助产婆，他们必须把人民的力量和努力团结起来。但是，为了获得为人民事业服务的能力和权利，他们必须把全部身心奉献给人民。”1873 年，巴枯宁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在苏黎世出版。这本集巴枯宁无政府主义思想之大成的著作立即传入俄国，被民粹派青年视为福音书，尤其是书中的《补充(一)》，更是被他们奉为理论指南和行动纲领。巴枯宁在《补充(一)》中深入阐述了俄国人民的理想、与之相联系的阴暗面以及为实现这些理想而须进行的斗争。他认为只要革命者到民间去，联合优秀农民，沟通各个村社，就能使农民的零星行动汇合成全俄性的大规模运动。他与拉甫罗夫在策略上的最大不同是，他认为革命者的主要任务不是展开宣传活动、启发群众觉悟，而是要立即举行暴动。此时，民粹派青年中的激进倾向加强，拉甫罗夫较为温和的观点已不能满足他们，巴枯宁派开始成为民粹主义运动的主流。急于干一番事业的俄国青年为巴枯宁的思想和言辞所吸引和激励，1873—1874年，一个声势颇大的“到民间去”运动在俄罗斯出现。民粹派青年们放弃城市生活，成群结队地到农村去。他们穿农民的服装，操农民的语言，过农民的生活，向农民传播知识，教他们读书写字，为他们解除病痛，并进而向他们进行革命宣传，试图发动他们起来斗争，推翻沙皇政府，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尽管民粹派分子对贫苦的农民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并真心想帮助他们获得解放，但他们的空想不为农民所理解，也解决不了农民的实际问题；农民既不信他们的话，也不跟他们走，用怀疑的眼光看着这些城里人。民粹派分子“在实践中不得不深信农夫具有共产主义本能的想法是幼稚的”。更具悲剧性的是，许多民粹派分子就是被他们所寄予希望的农民告发而被捕的。 　　1875年，彼·尼·特卡乔夫在日内瓦出版《警钟》杂志，由此而形成了革命民粹主义的新流派。特卡乔夫派的观点与巴枯宁派比较接近，认为在俄国进行社会革命没有任何困难，并主张立即实现这一革命。特卡乔夫断言，沙皇专制制度犹如空中楼阁，没有任何社会基础，“现在我们掌握着俄国历史的命运。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可以改变它”。他认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将推迟革命、缩小革命胜利的希望以至永远不能实现革命，为此，必须立即敲起警钟，毫不拖延地采取行动。革命者应该组织起密谋小集团，用暴动的方式夺取政权，然后自上而下地采取措施，实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与主张发动农民革命的巴枯宁不同的是，特卡乔夫是个布朗基主义者，认为革命只能靠少数组织成政党的知识分子采取密谋的方式来进行。特卡乔夫把俄国农民视为“本能的、传统的共产主义者”，认为集体所有制的思想与俄国农民的整个世界观紧密相连，因此他们比欧洲各国人民更接近于社会主义。 　　70年代末，俄国再次出现革命形势。民粹主义运动在活动方式上产生分歧，土地与自由社分裂为土地平分社和民意党这两个独立的组织，前者继续主张在农村进行宣传，发动农民革命，后者则把斗争矛头直接对准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把密谋和暗杀作为基本手段。越来越多的民粹派分子被恐怖行动所吸引，并最终在1881年3 月1 日把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炸死在彼得堡的大街上。然而，刺杀沙皇并未如民意党人所期望的那样唤醒民众。当他们终于把追踪已久的猎物击倒在地之后，却再也拿不出任何显示力量的手段。民意党主要成员在一个月内先后被捕并被处死。革命民粹主义运动就此结束。革命民粹派的真诚信仰感人至探，他们的斗争精神令人钦敬，他们的运动也确实是促使沙皇政府逐步实行自由主义改革的推动力量之一。然而从本质上说，民粹主义是被扭曲的俄国社会的产物，乌托邦式的理论、极端的手段、与人民群众的脱离，使之不可能为俄国争得自由。他们的悲剧是俄国历史道路中的必然一幕。 　　自由主义的新纲领、立宪主张、地方自治机关的活动 　　1861年改革后，俄国自由主义反对派的大多数支持政府的政策，采取了温和的、保守的立场。1862年出版的齐切林的《若干现代问题》一书详细论述了自由主义在改革形势下的新纲领。这个新纲领，其核心是“自由主义的措施和强有力的政权”。所谓自由主义的措施，即要求政府给予社会以独立活动的权利，保证公民权利，保证思想和信仰的自由，继续坚持走2月19 日开始的道路。所谓强有力的政权，即主张政府发挥国家利益维护者的作用，保证社会秩序，监督法律的实行，对无政府主义采取强硬措施。自由主义认为，革命流派是唯理论的追随者，幻想可以在俄国这张白纸上很容易地写上科学和进步所指示的一切；这种要求破坏一切现存制度的革命宣传将破坏改革事业，革命的后果必然是专政的出现，而这个专政对于自由的危害将甚于君主专制。因为君主专制属于过去，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条件的成熟，它将转变为宪制；而革命的目标是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真诚的自由主义者在面对这个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下只能支持专制制度”，但它必须沿着温和的、渐进的改革道路前进。 　　为了防止政府倒退到老路上去，自由主义者力图影响政府的政策。齐切林曾给在外交部担任要职的兄弟写信，请他转告皇帝身边“唯一有自由主义意识的人”——外交大臣戈尔恰科夫：“俄国目前只需要两样东西：自由主义的措施和强有力的政权”。政府应该正视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现实政治力量的存在，给予它以相当程度的独立性，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向每个人提供活动的自由。让许多头脑不清的文章出现好了，让大学生不去上课而互相争论好了，强有力的政府不应变成一个罗嗦的保护人，它只须在秩序受到破坏时采取行动，而不必在政策上收缩和倒退。 　　这封信经戈尔恰科夫转呈给了亚历山大二世。尽管沙皇只对其中关于强有力的政权的观点感兴趣，而对要求专制制度自我限制、主动改革的建议不加理会，但齐切林仍然坚持认为，俄国进一步发展道路的选择问题，不应由贵族阵营与革命民主力量之间的公开斗争来解决，而应由沙皇政权的主动改革来解决。贵族与资产阶级应该妥协，从上面重建政治结构。他告诫政府：“压迫越强，实行另一种制度的愿望越活跃。……防止革命的方法只能是满足正义的自由要求。及时的改革将消除政变。” 　　齐切林很清楚俄国资产阶级和俄国自由主义的弱点，他曾指出，实行政治自由的可能性主要是由工业阶级的政治发展所决定的；如果对国家问题的兴趣和对自由的要求还只是集中在社会的上层，代议制就只能是寡头政治或欺骗，本义上的立宪制度就无法实现，因为它没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严肃的运动只有在自由的要求深入社会、政治思想掌握了中间阶级的时候才会开始”。他曾同瑞士法学家布留恩契利谈到过俄国的社会力量状况。据后者回忆：“齐切林对俄国的革新并不抱有幻想。根据他的意见，俄国的力量只在于公共权威和分布广泛的群众的强大。他对贵族没有特殊的信任；中间阶级还不存在；下层阶级受的教育太少。在罗斯只有两种力量：沙皇和人民群众。在这两者之间，不存在什么牢靠和巩固的东西。”正因如此，温和、谨慎的自由主义应尽量同政府妥协，稳步地去达到自己的目标。他认为，由于农奴制的废除和资产阶级力量的逐渐增长，社会将争取到更多的政治自由，上层也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动。以齐切林为代表的温和的自由主义是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主流，它在1861 年后提出的新纲领与沙皇政权在1860—1862 年间执行的相对独立的政策有关。当时，政府迫于形势，既没有听命于反动贵族，也没有容忍革命运动，而是着手改革。这种政策与自由主义的目标一致，并使自由主义者产生了一种错觉，即沙皇政权是在认识到了农奴制的非理性和绝对专制制度的不公正之后而自愿进行改革的。此外，在政府机关中确有一批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官员，他们懂得并且主张，在废除农奴制后仍有必要继续作出自由主义的让步。这些情况使自由主义对政府寄予较高的期望。 　　既不愿反动倒退，也不愿革命性变革，而要走一条温和的改良道路，这就是自由主义新纲领的实质。 　　改革后，随着资产阶级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不断提高，它对现存政治结构的不满也日益增长。60年代上半期，许多省的贵族会议和地方自治会议不断提出向立宪制度过渡的要求，主张召开“俄国全国代表会议”，或建立地方自治的中央代表机关。 　　当时，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在国家制度方面的基本立场是：君主制度可以保留，但应该逐渐地、和平地从君主专制向立宪君主制过渡。自由主义的主要思想家都认为，世界上每个文明民族都不可避免地追求代表制度，而对于俄国来说，立宪君主制是最好的治理形式。在绝对君主制条件下，社会是沉默的；由于一切都有赖于君主的意志和奇想，也就不可能有巩固的法律秩序。而宪制首先具有这样的优越性：在这种制度下存在着反对派，它可以不受限制地批评政府，并通过这种方式使任何问题的阴暗面曝光。 　　俄国自由主义把立宪君主制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但它并不认为俄国已经具备了实行立宪制度的前提。齐切林指出，在彻底解放农民之前，立宪制度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这并不应该妨碍逐渐向这一制度过渡。他从法学和黑格尔国家学说的观点出发，强调国家作为历史的主要创造者应该通过实行改革而成为使封建俄国向资本主义俄国演变的工具，国家应该给予社会以发展的条件，并吸收“人民中间的”新生力量参与管理。 　　齐切林提出了关于从专制制度向立宪制度过渡的具体设想：一、逐步取消贵族特权。立宪原则与贵族特权是不相容的，但取消贵族特权要循序渐进，避免引起剧烈动荡。可以把贵族作为一个阶层保留下来，使其享有像英国贵族那样的地位，作为立宪君主制中的上院的基础。二、实行分权原则。分权原则从根本上说也是与专制制度相悖的。作为最初的目标，首先要尽最大可能争取司法权的独立。三、实行广泛的地方自治。贵族和资产阶级是构成立宪君主制基础的力量，而地方自治对于建立贵族和资产阶级的联盟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在这里共同的利益将把他们团结起来。但地方自治机关必须实际地享有部分执行权，否则自治制度就是“毫无意义的喜剧”和空谈。四、召开具有咨询作用的两院会议。一切立法若要得到人民的支持，只有召集他们的代表。应由各阶层的代表组成下院，代表人民的利益。上院以国务会议为基础，由政府任命的官员组成，代表国家。 　　自由主义在改革年代的理论和行动表明，它在本质上是反传统的，尽管它实现自己目标的方式是与传统妥协。“俄国的历史没有妨碍我们热爱自由，任何高尚的人都把它作为最高目标来追求。……为了自由，几个世纪以来形成的联系被破坏了，伟大的改革把自由带进了我们的公民生活、法院、地方管理和出版”，而且，它将不会局限于“次要的领域”，而最终要深入到最高政权的组成。——自由主义是这样看待传统与变革的。 　　在70—80 年代之交新的革命形势条件下，自由主义反对派推波助澜，自由主义的理论也趋于激进。齐切林开始认识到，那种认为可以在专制条件下发展自由的意见只能是美好的幻想，社会应该立即采取措施限制专制制度：“我们不能等待，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及时着手工作的话，我们将不可避免地走向精神和物质的崩溃。”他注意到，俄国生活正在发生深刻变动，专制制度的支柱——贵族地主阶级——已在没落，财政、工业和商业资产阶级正在取代他们的地位；政府无力也不愿保证工商业的正常发展，国家面临财政枯竭，饥饿和革命运动形成严重威胁，这一切把政治变革的任务提上了日程。即使从纯粹的经济角度看，税收制度也必须改革，而这必将伴随着整个国家制度的变动：取消几个世纪以来的特权将导致上层建筑的改造。齐切林的结论是：“只有政治自由能给俄国社会以新的生命。实行代议制是唯一的出路。”首先应当吸收省地方自治会议的代表参加国务会议，让他们在经过这种“政治生活的学校”后再组织全权的议会。 　　但亚历山大二世之死使自由主义退缩了。著名的地方自治活动家德·尼·希波夫说，自由主义觉得自己是有愧的，他们无力继续改革活动。齐切林声称：“我们平静地等待着政权承认我们的作用。我们应为这一召唤做好准备，以免措手不及。这一召唤已经为时不远了。……俄国将向世界展示它新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不仅是由上层的行动产生的，也是由人民内部生气勃勃的自由运动产生的。”在亚历山大三世的反动年代，自由主义在政治上一直默默无闻地等待着，只是在地方自治机关内小心翼翼地推进自己的事业。 　　地方自治机关在地方经济和社会事务方面的活动，对于促进俄国文化——尤其是农村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它们纷纷建立农业仓库和示范实验站，组织小型信贷和农业合作社，提供技术指导和兽医服务，还为发展地方交通和通讯而修筑道路、开办邮局。俄国农村和相当一部分城市的医疗保健网是由地方自治机关组织的。地方自治机关中的卫生机关经常对工厂进行卫生监督，杰缅捷夫、艾里斯曼、波戈日夫等医生对工人卫生情况的调查结果为列宁同民粹派的斗争提供了直接材料，地方自治机关十分重视普及文化，认为开办学校、对农民进行启蒙教育能够为自由主义影响乃至控制农村铺平道路，并有助于在将来把专制制度转变为立宪制度。在争得社会团体和个人开办学校的权利之后，农村学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到1881年，地方自治机关已办了将近1万所小学，并在农村普遍设立了图书站或售书点。根据自由主义者的倡议，成立了有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加林—米海洛夫斯基等名人参加的扫盲委员会，积极从事组织夜校和星期日学校、出版大众图书、建立大众图书馆等群众文化活动。19世纪下半期，俄国居民的文化水平有所提高，特别是文明的生活方式被逐渐引入农村，这与自由主义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地方自治机关的活动吸引了众多的进步知识分子。1865 年，在地方自治机关中任职的医生只有50名，1880年增加到1021 名。教师、统计人员、农艺师的数量也不断增加。他们大多是具有牺牲精神的人，担负着繁重的工作，不计较报酬的菲薄。农村教师的生活和工作条件的特点是“拥挤、潮湿、寒冷、清贫”；90 年代初霍乱和伤寒流行时，有60％的地方自治机关医生因接触病人而献出生命；统计人员不辞辛苦，以挨家挨户调查登记的方式进行工作，以求全面反映农民生活。 　　地方自治机关工作人员大多直接参加了解放运动，他们中有很大一部分人追随自由主义，并使自由主义运动中的左翼激进倾向不断发展。还有一部分人则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仅在70 年代，在警察局挂上号的地方自治工作者就有900多人，有些还遭到监禁、苦役和流放。 三、文学的繁荣 　　同改革前一样，文学在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活中仍占有显要位置。文学界虽然出现了诸如阿·迈科夫、雅·波隆斯基、阿·费特、阿·康·托尔斯泰等有名望的主张纯艺术的作家和诗人，但是，以鼓吹民主进步、反映改革后社会生活为特征的民主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更是名家辈出、空前活跃，并居于主导地位。涅克拉索夫充满对人民和祖国深厚感情的诗歌，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机智而又尖刻的讽刺作品和寓言故事，屠格涅夫、列·尼·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三大小说家以不同风格和特点描绘俄国生活历史画面的出色小说，都是这些不同文学形式中的最杰出代表和典范。 　　诗歌 　　改革以后，民主主义思想逐渐成为俄国诗歌艺术中的主要精神。涅克拉索夫是这一时期最有影响的诗人。 　　民粹主义诗人涅克拉索夫在改革前就已成名，他同巴纳耶夫合作出版的《现代人》杂志是俄罗斯进步作家的园地。1866 年，《现代人》因刊登具有革命思想内容的作品而被沙皇政权查封，但涅克拉索夫并未因此而气馁，经多方活动，在1868年租到了《祖国纪事》的发行权，并请了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奥斯特罗夫斯基、乌斯宾斯基等名家参与编辑工作。 　　在这过程中，涅克拉索夫从未停止自己的诗歌创作。60—70年代，他创作了《奥丽娜——士兵的母亲》、《铁路》、《俄罗斯女人》、《哀歌》等反映俄国人民生活和痛苦的作品，以及介绍和纪念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诗歌。他把自己对于生活的敏锐观察表现在诗作中，揭露改革后俄国社会的矛盾，宣传革命的民主主义思想。1863—1876年，他把很大—部分精力用于创作叙事长诗《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起初，涅克拉索夫想把“得到解放的农民”的贫困和愚昧作为长诗的主题，但越往后越倾向于突出那些为人民幸福而斗争的革命青年。长诗犹如俄罗斯农民生活的广阔画卷，塑造了一系列生动的人物形象：为人民事业而斗争的农民英雄、纯朴高尚的劳动妇女、在长期农奴制压迫下丧失了人格的家奴、愚蠢而残暴的地主。长诗从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表现了改革后的农村生活，使人们认识到，只要还有老爷存在，俄国农民就不可能得到幸福。长诗的最后一章对于人民应该怎样摆脱世代受剥削和受压迫的处境、谁能领导他们走向幸福的问题作出了回答。涅克拉索夫为俄国人民指出的路是进行革命，把矛头对准专制制度和地主。诗中的主角格利沙在作者看来是最幸福的人，因为他不怕艰难险阻，宁愿自我牺牲，无所畏惧地走上了为人民而斗争的道路。 　　涅克拉索夫对灾难深重的祖国充满了热爱之情，并对它的光明前途抱有坚定的信念。他写道： 　　你既贫穷 　　又富足。 　　你既强大， 　　又软弱。 　　亲爱的俄罗斯母亲! 　　无数的队伍 　　正在奋起! 　　他们的力量 　　决不会被摧毁 　　涅克拉索夫是俄国文学中革命民主主义诗歌的最杰出代表，也是一位妙笔传神的艺术大师。他的诗歌具有淳朴、自然的美感，语言丰富、生动、鲜明，其中许多脍炙人口的名句后来常被列宁引用。在19 世纪70 年代，他的许多诗作被谱成歌曲，在人民中广为流传。当1876年诗人病重时，从俄罗斯的各个角落寄来了充满爱戴之情的问候信。在他1878年去世前不久，车尔尼雪夫斯基写下了如下的文字：“他的声誉将永垂不朽，俄罗斯将永远爱戴这位最有才华、最高尚的俄罗斯诗人。……他可算作一个具有最高尚心灵的人，一个具有伟大智慧的人。作为诗人，他毫无疑问地超过了所有的俄国诗人。” 　　讽刺作品 　　萨尔蒂科夫—谢德林(1826—1889)是这类体裁的大师。 　　同19 世纪许多著名俄国作家一样，萨尔蒂科夫—谢德林也是在典型的地主庄园里面度过自己的童年的。他曾说过，他是生长在“农奴制的怀抱里，吃的是农奴保姆的乳汁”。10 岁时，他离开家乡特维尔省，到莫斯科贵族学校读书，后来又进了皇村学校。1844年，18 岁的他进入陆军部任职，不久就参加了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活动。由于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宣传傅立叶和圣西门的社会主义思想，他在1848年被流放到维亚特卡，7年后才获准回到彼得堡。1856—1857 年间，他发表了揭露农奴制俄国丑恶现实的《外省散记》，马上受到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热情赞扬。60 年代开始，他经常为《现代人》及《祖国纪事》提供稿件。杂志因为他的讽刺天才而增色不少，尤其是《现代人》的副刊《哨声》深受读者欢迎。1870年，他写了著名的政治讽刺作品《一座城市的历史》。这是一部“嘲笑的决不是历史，而是事物的某种秩序”的作品，每个读者都能体会到，这种秩序就是俄国现存的秩序。作品中的讽刺对象，也使人们很自然地想到俄国的沙皇及其宠臣。1880年，他的长篇小说《戈洛夫略夫家的老爷们》出版。作家在描写一个贵族家庭在机体和精神上的衰落时，以巨大的讽刺力量表现了贵族地主的虚伪、偏执和残忍，表现了农奴制残余对俄国生活的恶劣影响，使得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尤杜什卡，戈洛夫略夫成为俄国家喻户晓的丑恶的象征。 　　70 一80 年代，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许多作品表现了改革后资本主义发展的大趋势。当民粹主义者力图否认俄国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之时，萨尔蒂科夫却明确地指出：“那脏东西要来了……甚至已经来了。”他塑造了一批生活的新主人——资产阶级分子的形象，例如《甜言蜜语》中的杰鲁诺夫，就是改革后削尖脑袋钻营而发家致富的资产阶级的代表。 　　1884年《祖国纪事》被查封后，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继续创作不息，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为俄罗斯文学宝库贡献了一份新的财富。1884—1886年间，他写了数十篇含意深刻的寓言作品，如《老马》、《熊总督》、《理想主义的鲫鱼》、《自由主义者》等，尖刻地讽刺和嘲弄了专制政权、资产阶级分子和各种卑鄙、庸碌的人物。 　　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继承了克雷洛夫、格里鲍耶陀夫、果戈里的讽刺文学传统，他的作品语言生动而又富于个性，艺术形象真实且具有极强的典型意义，不仅为俄国人民所喜闻乐见，而且在国外也声名远扬。他是马克思所特别赞赏的俄国作家之一。 　　小说：对社会运动的理性思考 　 最深刻地反映了社会运动的作家当首推屠格涅夫。作为最先享誉欧洲的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继1862年发表反映俄国知识界两代人之间的冲突的长篇小说《父与子》之后，又以敏锐的眼光捕捉着改革后俄国生活、尤其是知识分子中发生的变动，先后创作了《烟》和《处女地》这两部名著。 　　1861年后，屠格涅夫有很长一段时间侨居巴登。这里的生活使他接触到许多在国外的俄国人，并为他的新作《烟》提供了素材。《烟》的内容与《贵族之家》相似。一个名叫李特维诺夫的青年和未婚妻塔吉亚娜来到巴登，遇到了他大学时代的恋人伊列娜及其丈夫——一位将军。伊列娜重温旧好的欲望使李特维诺夫背叛了未婚妻。但当他要求伊列娜同他私奔时，伊列娜却决定留在将军身边。这部小说的背景是改革时期的俄国。屠格涅夫把俄罗斯思想和俄罗斯社会为改革所作的探索和努力比作烟雾和蒸汽，一切似乎都在迅速变化，但一切事实上都维持原样，烟雾和蒸汽过去之后，俄罗斯依旧故我。在小说中，他对改革年代的俄国知识分子运动进行了理性的思考，并对上流社会作了尖锐的讽刺和抨击。作为一个西方派分子、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现实主义者，他在《烟》中透露了一线希望之光，通过对李特维诺夫和塔吉亚娜在农村中踏踏实实从事具体工作的描写，表达了这样的信念：生活的蓬勃生气将驱散感情上的烟雾。这是同《父与子》完全不同的结局。 　　70年代，民粹派知识分子开始了“到民间去”运动。当时回到俄国的屠格涅夫目睹这些纯真青年的理想主义行动，很快就构思并完成了一部反映这个革命的俄罗斯的新小说，这就是1877 年出版的《处女地》。这部小说是“到民间去”运动的真实写照。在自由主义的官僚西皮亚金家当家庭教师的大学生涅日达诺夫与西皮亚金的外甥女玛丽安娜一起被卷入了那股时代的潮流，但他们无法跨越那条由俄国的历史和社会在他们和农民之间造成的鸿沟。小说的结局是震撼人心的，然而又是绝对真实的：农民们让政府抓走了那些想为他们的解放出力的知识青年，涅日达诺夫因精神崩溃而自杀身亡。 　　然而屠格涅夫再次创造了一个精神的依托：工厂经理索罗明。这是一个改革后出现的新人，他出身平民，思想进步，有强烈的进取精神，但又十分理智，认为“到民间去”运动根本不会成功，也不相信俄国就会发生革命。在他看来，俄国农民对知识分子鼓吹的革命非常冷淡，而要使他们觉醒还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不可能通过涅日达诺夫这样的人所采取的办法来完成。他同情革命青年，但对他们的运动持观望态度。 　　索罗明这样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是屠格涅夫心目中的英雄和希望，而哈姆雷特式的涅日达诺夫只能以悲剧告终。这种描写实际上也是屠格涅夫对自我的批判和否定，因为他本人也多少是属于幻想型的理想主义者。对于自己作品中的哈姆雷特类型的人物，他总是像对待病友一样给予温柔的、诗意的爱，但这种爱没有妨碍他对他们的精神和行为作外科医生式的冷峻解剖，而他在很大程度上也把这视为是在解剖自己。 　　屠格涅夫的作品在当时风靡欧洲，他那以“诗意的现实主义”而闻名的风格赢得了许多欧洲人的仰慕和崇拜。在他的笔下，不仅自然景色诗意盎然，而且人物形象、特别是他们的内心世界也都充满着诗一般的情趣，屠格涅夫曾说，他只对人类面目的真实性感兴趣，而对一切超自然的东西漠不关心，对一切绝对化的东西和程式根本不信。他尊崇的信条是“艺术就是人加自然”，“应该把现实提到诗的高度”。现实主义和诗意的结合是屠格涅夫创作的特点。他的作品文字洗炼，但却充实而富有魅力。这位现实主义的文学大师以自己的杰作使人们如此直接和亲切地感受和理解19 世纪40—70 年代的俄罗斯生活，以至于最真实的历史著作恐怕也无法取得同样的效果。他的同时代人克鲁泡特金评论说：“在19世纪的小说家中，在艺术方面达到最高成就的，一定要算屠格涅夫了。他的散文在俄国人听来简直是音乐——而且和贝多芬的音乐同样感人很深。他的主要小说是《罗亭》、《贵族之家》、《前夜》、《父与子》、《烟》与《处女地》，都能描写出1848年后急速而连续地进化的俄国知识阶级中主要的‘划时代的’人物之典型。这些人物的描写都充满着哲学的思想和人道主义的理解，而且还有一种在任何别的文学里找不出同类来的艺术的美。” 　　屠格涅夫常年旅居西欧，同西欧文学界保持着密切联系，对俄国与西欧的文化交流起了重要作用。50 年代回国的一段时间里，他曾用法国18 世纪喜剧作家马利沃的风格编写过一些剧本让剧团演出。在创作于这一时期的《罗亭》的主角罗亭身上，可以发现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中的包法利的某些特征。60 一70 年代，屠格涅夫与法国文化界名流乔治·桑、福楼拜、龚古尔兄弟、阿尔封斯·都德、左拉、莫泊桑和圣—桑等人经常在一起聚会、交谈。他把杰出的女作家乔治·桑视为自己的师长，并通过她的关系与福楼拜结识。福楼拜经常把自己的新作念给这位“卓越的莫斯科人”听，征求他的意见，并为他那深刻而又明了的评论所折服。对艺术的追求和对平庸的厌恶使这两位伟大的作家结为知己。从1872 年起，福楼拜每月都要组织一次聚餐会，邀请屠格涅夫和法国文学界的精华出席，而屠格涅夫总能以富有魅力的言谈和渊博的知识迷住他的法国朋友。 　　就思想倾向而言，屠格涅夫是一个西方派分子，但他身上始终保持着俄罗斯人的气质。他并不是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者，相反，对当时俄国上流社会中盛行的世界主义倾向十分鄙薄。在《罗亭》中，他借小说中的人物之口表明了他对这种时尚的看法：“俄国可以没有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但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却不可以没有俄国。谁要以为可以，那他是可悲的。谁要真的不要俄国，那他是双倍可悲的!世界主义只是胡说，世界主义者等于零——不，比零更坏。离开了民族性，就没有艺术，没有真理，没有生命，什么都没有。”1883年9月3 日，屠格涅夫病逝于法国，他的遗体被运回俄国。法国的文学界朋友护送灵柩到车站。在彼得堡，成千上万的人迎送灵柩去墓地，葬礼的盛况是自普希金去世以来所没有过的。民意党人发表声明悼念这位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文豪。俄国所有监狱中的政治犯向这位“不朽的伟人”敬献了一个花圈。对于这一切，屠格涅夫是当之无愧的。 　　小说：探索人生与道德伦理主题 　　19 世纪80 年代，继屠格涅夫之后，又一位俄罗斯文学巨匠——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征服了欧美。他那些关于人生目的、宗教和社会的阐述又使他成为一位有世界影响的思想家。 　　托尔斯泰生于图拉附近的雅斯纳雅，波里雅那贵族庄园，16岁进入喀山大学，3 年后中断学业，经营庄园。1851 年去高加索从军，第二年在《现代人》杂志上发表自传体中篇小说《童年》，从此步入文坛。 　　1864 年，托尔斯泰出版了4 卷本的选集，此时，他已发表了近20 篇中、短篇小说和特写，其中包括研究“心灵的辩证法”、探索人的内在实质、追求道德完善的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少年》和《青年》，反映高加索军旅生活的《袭击》、《伐木》等，以描绘战争条件下军人思想感情为特色的《塞瓦斯托波尔的故事》3 篇，反映农奴制农村生活的《一个地主的早晨》，以寻求道德理想为主题的《哥萨克》等。托尔斯泰把这些作品称为“试笔”，但它们已经使他置身于俄罗斯第一流作家之列，也已经表现出了他的风格和魅力：对生活的独特的洞察力，卓越的现实主义手法和贴切的心理描写。 　　到那时为止，对托尔斯泰产生重大影响的外国作家和作品有：歌德的《赫尔曼与窦绿苔》、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柏拉图的《斐多篇》和《宴话篇》、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莫里哀的喜剧《多才多貌》，以及《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等。1857 年和1860—1861 年，托尔斯泰曾两度游历欧洲。他考察了许多国家的正规和业余教育，并聘请一位德国青年数学家凯勒同他一起回故乡庄园从事教育工作。他在德累斯顿拜访了作家奥尔巴克，后者的作品和思想给他以深刻印象：“奥尔巴克是一个可爱的人，他给了我一线光明……他讲到基督教，正如讲到人类的精神一样，没有更高的东西了。”在布鲁塞尔，他会见了蒲鲁东。这次会见虽然没有对他的生活产生什么直接影响，但在他80 一90年代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观点中可以看到蒲鲁东主义的痕迹。 　　60年代之初，正是俄罗斯发生重大转变的时候，但托尔斯泰在行动上是置身于社会运动之外的。他当过一年的调停人，力图在地主和农民中进行公平的仲裁，但不能使任何一方满意。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教育雅斯纳雅·波里雅那和附近地方的农民孩子身上了。他不同情以赫尔岑、奥加略夫等人为代表的运动，至于原因，他在1892 年写的散文《第一步》中谈到了：“我认识奥加略夫和赫尔岑本人以及另外一些同一类型、受过同样教育的人物。所有这些人的生活中，言行不一非常显著。忠诚和热心向善，同时对私人的欲念不加检点。他们认为放荡的生活不足以阻止向善的生活，不足以毁坏善行或伟大的品行。他们把没有揉好的面粉放在冰冷的炉子里，认为会烤出面包来。于是时日流逝，他们开始注意到面包是烤不出来了——就是说：他们的生活弄不出结果来——他们从中发现了-一些特别悲惨的东西。”与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关系也大致如此。他曾因为《现代人》撰稿而与他们接触，但没有友谊。当然，在内心，托尔斯泰是赞成改革的，他也完全同意进步的社会运动的主要目标——解放农民，只是他认为俄罗斯最需要的而又最被忽略的是农村儿童的教育。从1863年起，托尔斯泰着手写作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这部巨著在1866—1869年间陆续完成、出版。 　　《战争与和平》是世界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杰出的长篇小说之一。托尔斯泰以俄罗斯抵抗拿破仑侵略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以高度现实主义的描写，把丰富的生活素材和众多人物编织成了一幅19 世纪初期俄国生活的历史图画。小说最基本的主题仍是托尔斯泰最感兴趣的道德问题：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生活的意义?小说中的主角，年轻的贵族安德烈·鲍尔康斯基一直在进行探索。他曾经想用死来解脱，但对娜塔莎的爱情使他振作；当爱情受到挫折、上流社会的生活使他窒息时，1812年的战争使他回到了生活中。同俄国士兵的接触使他了解了生命的意义，在身负重伤、濒临死亡的时候，他发现了生活的真谛，深信不仅要爱自己的朋友，也要爱自己的敌人。安德烈的精神发展之路反映了托尔斯泰本人对人生的探索和理解。 　　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冷静观察和细致剖析，使书中人物的灵魂赤裸裸地摆在读者面前，产生了震撼人心的效果。托尔斯泰对人的灵魂美寄予无限的希望。他对尼古拉·罗斯托夫和玛丽娅·鲍尔康斯卡娅这样平常无奇的人物表达了使人无法抗拒的同情；在描写娜塔莎和彼尔的迷失时也让人感觉到了他们的善良、热情和“金子般的心灵”；至于普拉东·卡拉塔耶夫，更是他心目中俄罗斯人民善良和完美品格的化身。与此相反，在海伦、阿纳托里、多罗霍夫这些人身上，人们看到的是虚伪、卑鄙和可耻，不能不产生强烈的厌恶。 　　如果说这部作品有什么疵点的话，那么如同托尔斯泰本人所说，除了太长之外，就是掺入了哲学论点的叙述。某些章节的议论过于冗长，影响了全书艺术上的协调。 　　70 年代，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的托尔斯泰不能不注意到资本主义关系的迅速发展、贵族生活的急剧转变和青年革命运动的蓬勃兴起。从1873 年到1877年，他用了近5 年时间完成了又一部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小说以安娜和渥伦斯基、列文和吉蒂这两对情人的故事为主线，描绘了改革后的城市和资产阶级文化、保留着宗法制度的庄园生活、自由主义和地方自治运动等各种事物和观念，以及它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反映了那些使作者激动和思考的当代问题。在这部作品中，托尔斯泰一如以往地表明了自己的道德和伦理观念。安娜和渥伦斯基无法解决内心的冲突，他们没有勇气同那个上流社会决裂，最终酿成了一幕人间悲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列文和吉蒂探索着自我的本质，尤其是列文，在同农民的接近和理解中，从宗法制的“农民的真理”中，找到了精神的寄托和内心的宁静。 　　在写作《安娜·卡列尼娜》的过程中，托尔斯泰的精神上经历着一场危机。1874—1878年之间，托尔斯泰苦苦地探索着人生目的。俄国生活的现实使他的内心不能平静。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导致人们道德堕落的灾难，但又对旧的贵族生活充满厌恶。他尊崇那些义无反顾的民粹派分子的真诚信仰，但不同意他们被迫使用的暴力手段。在1879年写成的《忏悔录》中，他谈到了当时的情况：“我有一些困惑的时刻。生活停顿下来，仿佛自己不知道该怎样生活，或该做些什么；我感到迷惘，不知所措，人也变得忧郁了。……后来这种困惑的时刻越来越多，……它们总是以这样的疑问句表现出来：这到底为了什么?这到底会达到什么结果?”“我觉得我所站立的土地塌下去了，我的脚底再没有什么了。我赖以生活的理由不再存在，我没有了可以让我活下去的理由。”由于对这个世界的人事已经淡漠，所以看这个生活毫无兴味。托尔斯泰开始转向宗教。他有规律地去教堂，早晚在书斋中做祷告，经常接近那些还保留着中世纪宗教传统的农民。他发现，劳动人民所具有的信仰给了他们生活的意义，他们在艰苦的劳动中度过一生，但对生活却很满足。“我学会了爱这些人民。我越了解他们的生活，我越爱他们，我的生活也过得越安闲舒适。……我们的圈子里，有钱的、有学问的人的生活，使我厌恶了，对我不再有意义了，而整个劳动人民，整个创造生活的人类，对我显示出了他们的生活本色。我明白了，这就是人生自身，这种人生给予的意义是真的，我接受了它。”“我观察了我自己，观察我内心发生过什么变动，于是我想起了，只有在我信仰上帝的存在时，我是活着的。……我只要意识到上帝，我就活着；只要忘记了他，不信仰他，我就死了……于是我的内心，我的周围，光明远胜于以前的辉耀。这光明从此没有再离开我。” 　　托尔斯泰对世界的看法有了根本的变化，《忏悔录》这部充满感情的自传体著作就是他在50 岁时思想转变的一个标志。他不再以文学创作为满足，而写了一系列的论文、小册子和著作来表达自己的宗教、社会和道德观点。托尔斯泰的基本思想是：基督教的本质就是摒弃任何形式的暴力和对人的一切强制约束；人生的目的是向善和行善，奉行至高无上的爱的法律，追求道德上的自我完善；现实世界距离基督教诲中的神圣真理还很远，但用暴力来反对它、改变它的企图是令人憎恶的。不要以暴力对抗恶，爱和温暖既要给予善，也要给予恶；俄罗斯东正教的虚伪教条是对人类道德进步和正确理解基督教诲的可怕障碍，是一个必须揭露的骗局；除了服从理智和良心，决不屈从于任何权威，人只应对上帝效忠而不可服从地上的统治者，否则就会由于执行他们的命令而违反上帝的律法。 　　托尔斯泰确信道德标准高于一切其他的标准，宗教的思想高于任何社会政治的思想。他既反对专制制度，也反对自由主义和革命运动；他试图用道德的呼吁来唤醒和改造一个冷漠的社会，设想“不以暴力抗恶”的原则能够解决一切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 　　但这个伟大的作家不能不看到世上的无数苦难、不幸和不公正，他也不能容忍任何与他的理想不同的东西，并对此进行了尖锐的谴责和揭露。从1889年开始，他耗时10年，在71 岁时完成了自己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复活》。这是19世纪末叶批判现实主义的杰作之一，它撕去了贵族资产阶级俄国的一切假面具，猛烈抨击了俄国的社会制度、国家制度以及教会的罪恶和虚伪。但托尔斯泰的解决办法仍是人的道德的自我完善。聂赫留多夫在认出法庭上的马斯洛娃就是当年他放纵和引诱的牺牲品后，良心在他身上复苏了，他的精神和道德经历了一个再生的过程，他得到了人生的真谛：一个人的幸福在于对别人的爱，在于宽恕一切和顺从上帝的意志。遭遇不幸的马斯洛娃失去了对生活和上帝的信念，但她心灵深处保留的那种“重要和善良的”东西最终苏醒过来，从而实现了灵魂的复活。托尔斯泰思想上的矛盾在这部作品中特别明显，他批判物质世界的种种罪恶，但提供的是纯粹精神的解决方案：“上帝的王国就在我们心中。” 　　在俄罗斯历史上的反动时期，托尔斯泰不倦地写作，对人生和社会的一切问题发表意见。在全社会缄默的日子里，他发出了孤独而有力的声音，激烈地抗议社会的不公正，抗议战争、刑罚、监狱和赋税，否定东正教会的精神权威和沙皇制度的神圣权力。他的许多文章或著作被禁止发表，他本人在1901年被东正教会开除了教籍。但他在人民中间享有声誉，他拥有众多的信徒和崇拜者，他以自己的思想与艺术的结合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作为艺术家和思想家，他的作品反映了俄国所经历的一个时代。 　　小说：社会问题、心理描写和哲理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是继屠格涅夫、托尔斯泰之后成名的19 世纪下半期俄国三大小说家之一。这位生活经历坎坷、身材矮小瘦弱的作家是俄国社会小说的创始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彼得堡军事工程学院学习期间就对语文、历史和艺术课程极感兴趣。19世纪俄国优秀作家对他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而由法国教师讲授的法语课使他迷上了巴尔扎克、雨果、乔治·桑、欧仁·苏等著名作家。1845 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完成了自己的处女作——中篇小说《穷人》。小说描写了彼得堡穷人的爱情悲剧，同时又生动地再现了造成这种悲剧的社会环境，被别林斯基誉为俄国社会小说的第一次尝试。1846年，他又在《祖国纪事》上发表了引起争论的《双重人格》，这部中篇小说分析了一个小官吏戈里亚德金由于受不了专制制度的告密和恐吓政策而精神失常的过程。 　　1849年，由于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活动，陀思妥耶夫斯基遭到逮捕并被判处死刑，后来改为发配西伯利亚服苦役4年，然后又在那里服兵役6年，直至1859年才返回彼得堡。这段经历使他的思想发生丁重大转变，他开始认为自己原来所有的激进的“社会主义”信念是反人民的、世界主义的，也是不符合俄国国情的。他觉得知识分子应该以俄国人民的精神和生活为基础，创造新的艺术形式；这一根基将使俄罗斯文化具有全人类的性质。 　　186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主办的刊物《当代》上连载了一部随笔式的长篇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这部作品的题材、风格乃至故事线索都与法国作家欧仁·苏的《巴黎的秘密》有着相似之处。当时，批评界对这部社会小说的评价不高，因为40 年代流行的随笔式长篇小说已是一种过时的表现形式了。1861—1862 年连载的《死屋手记》则获得广泛好评，确立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俄国文坛的地位。在这部关于农奴制俄国监狱生活的作品中，对社会的种种弊端和灾难所作的高超的现实主义描写产生了令人震惊的效果。赫尔岑评论说，这是“一部动人心魄的史诗，这部作品将永远矗立在黑暗的尼古拉王国的出口处，如同但丁在地狱入口处写下的著名诗句一样令人瞩目。”作者“用戴着镣铐的手”，“绘制了一幅像米开朗基罗的《最后的审判》那样的壁画”，1862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远游欧洲。在德意志、法兰西、英格兰、意大利和瑞士，自然风光和历史遗迹没有引起他的兴趣，而异国的人民和报刊却使他入迷。作为欧洲之旅的成果，1863 年的《当代》上刊登了题为《冬天里的夏天印象》的日记摘抄。他着力刻画了资本主义带来的社会问题，表达了对欧洲未来的忧虑和俄国将要担负使命的信念。在这方面，他与他曾在伦敦晤面的赫尔岑和巴枯宁是有共同之处的。 　　发表于1864年的中篇小说《地下室手记》是一部哲理性的作品，它以近乎冷酷的方式把一个既认识到自己遭受不幸的原因、但又同一切美好品质绝缘的思想者形象呈现在读者面前。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认为，他首次塑造了一个能代表俄国多数人的人物形象，并揭示了他那种畸型的、带有悲剧性的性格。“只有我一人描写了地下室的悲剧，这种悲剧表现为甘愿蒙受苦难，自我戕害，意识到了美好的东西却又不能够得到它，更主要的是这些不幸的人都有一个明确的信念：既然大家都是如此，也就无须加以改变了。” 　　《地下室手记》实际上是1866年发表的《罪与罚》这部长篇小说的序言。《罪与罚》中的主角，穷大学生拉斯柯尼科夫有着与地下室人相同的生活方式和性格特点。陀思妥耶夫斯基着重描写了他堕落到杀人和最后精神复活的过程。作品以心理刻画和哲理抒发的结合为特征，同时反映了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俄国生活中的种种丑恶现象：酗酒、卖淫、失业、弃婴，等等，并涉及了教育、宗教、婚姻家庭关系和刑事犯罪等问题。因此，它既是一部哲理小说，又是一部社会小说。 　　1867年春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妻子一同去欧洲旅行。当时，他正在构思新作《白痴》。在德累斯顿的绘画陈列馆，文艺复兴时期的世界名画成为他创作灵感的源泉。拉斐尔、伦勃朗、汉斯·小贺尔拜因等人的作品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最吸引他的是几幅表现福音书中关于一个放荡女人获得新生的故事的绘画，如巴托尼的《放荡女人的新生》、巴达洛缪·比凯诺的《罪孽深重的女人》、勒斯的《玛丽亚·马格达林的忏悔》等。他从中得到的感受在《白痴》中得到了反映。 　　经过几年的构思和紧张的写作，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69年完成了长篇小说《白痴》。小说的情节是充满戏剧性的。出身于破落贵族家庭的梅什金公爵诚实、聪明、富于同情心、乐于帮助被欺凌和被侮辱的人们，因而被上流社会视为“白痴”。他与彼得堡有名的风流女子纳斯塔霞相遇之后，为把她从骄奢淫逸中解救出来而希望同她结婚。但纳斯塔霞虽然爱上了梅什金，又不愿因此而损害了他，直到举行婚礼时仍不能摆脱精神上的困境。年轻的百万富翁罗戈任粗野、无知，但又直率、热情，他疯狂地爱上了纳斯塔霞，最终在婚礼上带走了仍在彷徨中的新娘并杀死了她。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对三个主要人物内心悲剧和他们之间思想冲突的刻画、通过对大量社会悲剧的描写，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在这个充满贪欲而蔑视人性的社会，任何正直、诚实和高尚的人都注定要蒙受耻辱和不幸。但他同时又刻意追求纯洁的精神美，确信“美能够拯救世界”，认为对苦难的人们的崇高和纯洁的爱是人类最重要的生活法则。 　　在国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关注着俄国的．生活和社会运动。1869年末，当他听说由巴枯宁派回俄国组织暴动的涅恰耶夫竟以谋杀来对付持不同意见的同志的消息时，便决定创作一部以俄国政治斗争现实为背景、展现当代俄国革命家形象的长篇小说。在完成于1872年的《群魔》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巴枯宁为原型，塑造了斯塔夫罗金这样一个精力充沛、具有冷酷的逻辑抽象能力但又不能把破坏欲和创造欲结合起来的悲剧人物；涅恰耶夫在小说中以韦尔霍文斯基之名出现，被漫画式地描写为思想卑鄙、行为可笑的丑角。这部攻讦性的作品反映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政治思想。他同情俄国人民的解放运动，但不能容忍任何革命恐怖手段。因此，作品未能公正、全面地反映当时俄国革命青年运动的主流。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是充满矛盾的。1878年3月底，他旁听了对薇拉·查苏里奇的审判，并因此而产生了对革命青年的由衷钦佩和热爱。查苏里奇在法庭上说：“抬手向——个人开枪，这是令人痛苦的，但我必须这样做。”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查苏里奇这种发自内心的反对谋杀的感情比她那富于牺牲精神的英雄行为更加崇高。他由此看到俄国新一代青年正在以勇气、良心乃至生命探索真理、捍卫正义，并认为这是“俄国真正伟大的希望”。这种认识在他已开始构思的关于革命和宗教的巨著《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得到了体现。完稿于1880 年11 月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一部描写了一个家庭的历史、但又反映了当代俄国社会的力作。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部结构紧凑、画面鲜明的作品中，运用各种表现手法，再现了60 年代的俄国生活。他以老卡拉马佐夫被杀和卡拉马佐夫三兄弟的命运为线索，揭示了一个深刻的悲剧：在人欲横流的世界，崇高的精神遭到无情的毁灭，少数力图反抗现实生活的高傲的思想者被残酷的现实所粉碎。作品广泛涉及了政治、宗教、道德、民族性、司法、学校、报刊、革命宣传等俄国社会的种种问题，在深刻的哲理议论、细腻的心理描写和悲剧性的情节中，表现了作者保守主义的政治立场和人道主义的社会理想， 　　陀思妥耶夫斯基原打算继续写《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第二部，通过描写三兄弟中的阿辽沙继续探索真理并成为一个殉难的革命者的经历，反映70—80年代之交的社会运动和社会矛盾。但这一计划未能实现：1881 年1 月28 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因病去世。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生涯达到了顶峰。他的名字被批评家们同莎士比亚相提并论。他的作品被广泛传诵。他创造的一系列艺术形象和生活悲剧使他在世界文坛享有盛誉。他提出的关于宗教、道德、政治的见解和对于人类苦难和幸福的探讨影响了西方一代人的思想，尼采和萨特都曾经受惠于他的作品。在两次大战之间，尤其是二战以后，他更是风靡西方，成为最受欢迎的19世纪作家之一。 四、戏剧和音乐 　　活跃的舞台 　　60 一80 年代，俄国戏剧由于有了奥斯特罗夫斯基这位伟大的剧作家而生色。继《大雷雨》之后，他又创作了《火热的心》、《森林》、《狼和羊》、《没有嫁妆的新娘》、《白雪公主》等优秀剧本。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著名作家也为戏剧舞台的繁荣作出了贡献。此外，莎士比亚、莫里哀、席勒、雨果等欧洲戏剧大师的作品也长演不衰。 　　在戏剧表演艺术中，现实主义传统得到了发扬。在莫斯科小剧院中，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萨多夫斯基一家是谢普金的继承者。普罗夫·米哈依洛维奇·萨多夫斯基从1832年起活跃在外省舞台上，7 年后来到莫斯科小剧院，后来同奥斯特罗夫斯基结为至交，参加了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几乎所有剧本的首演，并成为一种新的表演艺术流派的创始人。他的儿子米哈依尔在1869 年登上了小剧院的舞台，是奥斯特罗夫斯基许多作品中的主要演员。米哈依尔的妻子奥丽加·奥西波芙娜从70 年代开始了在小剧院的艺术生涯，以饰演奥斯特罗夫斯基和列夫·托尔斯泰剧本中的老妇人而闻名。她对俄罗斯语言的把握和表情的控制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 　　1871年起在小剧院演出的玛·尼·叶尔莫洛娃很快显示出了卓越的才华。她在饰演维加《羊泉村》中的劳伦西娅、席勒《玛丽娅·斯图亚特》和《奥尔良少女》中的女主角、莎士比亚剧作中的麦克佩斯夫人和安妮夫人以及奥斯特罗夫斯基许多剧本中的角色时，把大胆表现剧本构思、深刻揭示人的内心世界与完美的艺术形式和谐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俄国最杰出的悲剧演员。她扮演的角色都表现出了积极、主动和精神上的独立性，从而改变了过去戏剧表演中性格刻画被动化的情况。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后来称她为“最伟大的演员”。与此同时，彼得堡的亚历山大剧院里也活跃着一批杰出的艺术家，如以演果戈里、屠格涅夫、奥斯特罗夫斯基作品中的女主角而出名的玛，加·萨维娜，她还是俄罗斯戏剧协会的创始人之一，曾担任过这个协会的主席；擅长表现农奴制条件下俄罗斯妇女悲剧命运的波·安·斯特列彼托娃；善于把细腻的心理刻画、明朗的诙谐和尖锐的讽刺融为一体的康·阿·瓦尔拉莫夫等。在彼得堡玛丽亚歌剧院和莫斯科大剧院，享有盛誉的声乐艺术家有奥·彼得罗夫、伊·拉夫罗夫斯卡娅、达·列昂诺娃、费·斯特拉文斯基、菲格涅尔夫妇、帕·霍赫洛夫、鲍·科尔索夫等。 　　这个时期，俄国歌剧和芭蕾舞剧的兴盛，是同俄国音乐的繁荣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强力集团”内外 　　1867年5月，23 岁的青年作曲家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创作的《塞尔维亚主题幻想曲》在彼得堡公开演出．担任指挥的是巴拉基廖夫。这次演出在俄国音乐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著名评论家斯达索夫对此说了一句载入史册的话：俄国从此有了自己的“强力集团”。这使得1862 年形成的彼得堡一个音乐家团体得到了名称。这个音乐家团体由5 人组成，他们是巴拉基廖夫、穆索尔斯基、居伊、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和鲍罗金。 　　巴拉基廖夫(1837—1910)是强力集团的领导者，19 世纪下半期俄罗斯民族音乐流派的代表之一。他从小跟随母亲学习音乐，后来又师从菲尔德的高足杜布克和艾斯里希。在大学期间，他主修数学，但没有放弃自己喜爱的音乐。50年代末，他经常登台演奏钢琴，并谱写了《俄罗斯主题序曲》和《李尔王》的配乐。他对俄罗斯民族音乐有浓厚的兴趣，搜集、整理和出版了俄罗斯民歌集。这个年轻的钢琴演奏家和作曲家的艺术成就和艺术见解令人仰慕。两位青年作曲家——穆索尔斯基和居伊——投到他的门下接受指导。1861 年和1862 年，又有两位年轻的音乐家加入到追随者和求教者的行列，他们是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和鲍罗金。于是，一个以巴拉基廖夫为首的团体形成了。 　　5 人集团尊崇格林卡和达尔戈梅日斯基的传统，主张从俄罗斯人民中发掘创作的源泉，发展和创新俄罗斯民族音乐，并使它独立于西方。他们的艺术思想比较明显地受到革命民主主义的影响，认为艺术的社会使命是反映人民群众的社会政治理想，艺术家应该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并从中汲取灵感。但他们的观点也有偏颇之处，如对古典主义大师的经典之作抱有轻率态度，忽视专业音乐教育的意义，轻视出自音乐学院的作曲家及其作品，否认俄罗斯音乐协会在传播音乐知识、培养大众审美情趣方面所起的作用。1862 年，巴拉基廖夫与音乐活动家加·雅·洛马金一起，创办了义务音乐学校，进行音乐启蒙教育和普及性的演奏活动，以此同正规的圣彼得堡音乐学院抗衡。同那些具有较多西欧色彩的音乐家相比，5 人集团更强调民族特色和人民性。 　　5 人强力集团的创作活动是俄罗斯音乐史上的重要篇章，它构成了一个影响深远的音乐流派——新俄罗斯乐派。 　　60年代，巴拉基廖夫以他在伏尔加、高加索地区采风收集的民歌为素材，创作了交响诗《罗斯》、《塔马拉》和钢琴幻想曲《伊斯拉美》。由于性格狂傲，他后来一度脱离音乐界，直到80 年代初才重新开始创作活动。 　　穆索尔斯基(1839—1881)也是从小受到钢琴家母亲的培养和熏陶，7岁时就能演奏李斯特的一些钢琴曲。从侍从学校毕业后，他成为一名近卫军少尉，但在跟随巴拉基廖夫之后很快退出军界，专心从事作曲。穆索尔斯基最杰出的作品是两部历史题材的歌剧。1872年完成的《鲍里斯·戈杜诺夫》是根据普希金的原著改编的。另一部《霍凡斯基之乱》未能竣稿，由他的朋友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在他死后两年(1883)续成。70 年代中期，他与诗人库图佐夫相识，受其影响，创作了《没有太阳》和《死神歌舞》这两组忧郁的套曲。此外，他还谱写了一些如《跳蚤》那样流传不衰的歌曲。穆索尔斯基的个人生活颇不如意，尤其是最后几年，他孤寂潦倒，精神忧郁，1881 年在42 岁的有为之年去世。他留下的作品不多，但以其现实主义的风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富有特色的音乐语言、简炼而又别具一格的和声和配器而闻名，对后世作曲家产生过很大影响。 　　里姆斯基—科萨科夫(1844 一1908)是强力集团中成果最为丰硕、学识最为渊博的一人。他出身于一个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官员家庭，15 岁时开始学习钢琴和作曲。1861年，在海军学校读书时，他与巴拉基廖夫相遇并在音乐上受其指导。不久，他作为年轻的海军军官出海远航3年，到过美国、巴西、西班牙、意大利、法国、英国和挪威。1865年，远航归来的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完成了《第一交响乐》，并以这部被誉为俄国人所写的第一部成熟的交响乐的作品奠定了自己在音乐界的地位。 　　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创作在强力集团渐趋衰落之后仍然保持着旺盛的生机。他一生中创作了15 部歌剧，其中包括《普斯科夫女人》、根据奥斯特罗夫斯基原著谱写的《五月之夜》和《白雪公主》、《萨特阔》、《沙皇的新娘》、普希金原著的《金鸡》等。此外他还写了管弦乐作品《西班牙狂想曲》、交响组曲《天方夜谭》等许多浪漫曲和俄罗斯民歌改编曲。这些作品题材广泛，色彩鲜明，音乐语言生动，具有清澈的抒情意境和浓郁的俄罗斯风格。他还为修订、续编和出版已故音乐家未完成的乐谱作出了巨大努力，使穆索尔斯基、鲍罗金和达尔戈梅日斯基等人的一些作品得以面世和流传。 　　从1871年开始，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成为彼得堡音乐学院教授，同时还担任了军乐队总监和指挥。为了专心于音乐事业，他在1873年辞去了海军军职。后来又兼任过彼得堡义务音乐学校校长、俄国交响乐会首席指挥等职。作为一个严肃的音乐家，他具有极强的求知、探索和创新精神。在成为音乐学院教授后，他仍自感学识不足而自修了对位法和赋格曲，并继续求教于巴拉基廖夫和柴可夫斯基等著名音乐家。正是这种精神，使他成为管弦乐大师、配器能手和和声的革新家。作为一个勤奋的音乐教育家，他撰写了《和声实用教程》、《管弦乐原理》和自传《我的音乐声涯》，并培养了一大批著名的俄国音乐家。鲍罗金(1833—1887)是一位身兼化学家的音乐家，1858年获化学博士学位，随后留学西欧数年，回国后在医学院任教授，写过许多有机化学的专著。他的音乐作品多为史诗性的题材，旋律具有俄罗斯民歌的风格。他创作的歌剧《伊戈尔王公》是俄国音乐中英雄史诗的典范，这部作品在他死后由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和格拉祖诺夫在1890年续成。同时，他也是俄罗斯古典交响乐的奠基者之一，其《第二交响曲》(《勇士》)达到了史诗交响乐的顶峰。交响诗《在中亚草原上》也以其独特的魅力而享有盛誉。他还把壮士诗中的人物形象引进了浪漫曲，创作了《睡公主》和《黑森林之歌》。此外，他还是俄罗斯古典弦乐四重奏的创始人之一和抒情声乐曲的大师。他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19 世纪60 年代的解放运动思想。 　　强力集团的又一名成员是音乐评论家和作曲家居伊(1835—1918)。就职业来说，居伊是个军事工程方面的学者，50 年代从彼得堡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最后晋升到中将军衔。他之所以对音乐有兴趣并最终成为作曲家，主要是受到朋友达尔戈梅日斯基的影响。从60年代初开始，居伊热衷于音乐评论。他竭力推崇俄罗斯民族音乐，曾专门到西欧去宣传格林卡和达尔戈梅日斯基，获得了很大成功；他在80 年代出版的《俄罗斯音乐》一书引起了国内外音乐界的注意。居伊也是一个多产的作曲家，他创作的歌剧就有10 部，其中较有名的是根据普希金原作改编的《高加索的俘虏》和《上尉的女儿》。此外，他还是许多钢琴曲和歌曲的作者。但有意思的是，这位俄罗斯音乐的鼓吹者自己的多数作品并无明显的俄罗斯民族特色。 　　60 一80 年代，在强力集团之外，还活动着一批杰出的音乐家，其中最负盛名的是安东·鲁宾施坦和彼·伊·柴可夫斯基。 　　鲁宾施坦(1829—1894)是19 世纪世界著名的钢琴演奏家之一，10 岁时就在莫斯科举办钢琴演奏会，随后3 年在欧洲巡回演出，受到肖邦和李斯特的注意。1844—1848年间，曾先后在柏林和维也纳学习音乐理论、钢琴演奏和作曲。50年代初，他创作了《德米特里·顿斯科伊》等3 部歌剧，从此名声大噪。1859年，他创建了俄罗斯音乐协会。1862年，又创建了俄国第一所音乐学院——彼得堡音乐学院，任院长和教授。70 年代，他创作了《恶魔》、《尼禄》、《马卡维伊斯》等歌剧。他的作品中还包括6 部交响乐和5 部钢琴协奏曲、许多抒情歌曲和室内乐。 　　19 世纪下半期俄国最伟大的音乐家是柴可夫斯基(1840—1893)。还在1866年，他根据席勒的《欢乐颂》所写的大合唱就受到音乐评论家盖·阿·拉洛什的高度评价。拉洛什认为，柴可夫斯基是当今俄国最大的音乐天才，是俄国音乐界最大的和唯一的希望，并预言他将达到格林卡之后俄国音乐的顶峰。柴可夫斯基的父母都爱好音乐，他自己从5 岁开始就能根据莫扎特、多尼采蒂、罗西尼歌剧中的咏叹调主题即兴演奏钢琴。1863年，已在司法部任职的柴可夫斯基决定放弃他的职位，以便专心致志于在彼得堡音乐学院的学业，师从安东·鲁宾施坦。两年后，他应邀到俄国第二所音乐学院——莫斯科音乐学院——担任教授。 　　1866 年，柴可夫斯基创作了自己的第一部交响曲《冬日的幻想》。他在这部作品中不仅吸收了俄罗斯民间歌舞曲调，而且还赋：产其抒情表白、形象结构、戏剧思维和新颖的表现手法等特色，从而形成了自己的交响乐风格。柴可夫斯基善于博采众长，从世界和俄国的优秀音乐作品中汲取营养。他对许多欧洲音乐家深有研究，尤其崇拜莫扎特和贝多芬。在俄国音乐家中，他最欣赏格林卡，同时也非常珍视俄罗斯民歌的优美旋律和独特气质。60 年代末70 年代初，他与巴拉基廖夫等强力集团音乐家相识。尽管在艺术见解上有分歧，但他这一时期的作品较明显地受到强力集团的影响，大量采用了俄罗斯民间音乐的素材。完成于1869 年的交响幻想序曲《罗密欧与朱丽叶》的题材是由巴拉基廖夫以提纲形式提供给他的。这部作品在1870年3月首演之后，好评如潮。斯达索夫认为它充满诗意、激情和力量，是无与伦比的杰作。后来在欧洲演出时，法国作曲家圣—桑和德国钢琴家、指挥家彪洛夫等人也都给予很高的评价。1869年中，他还创作了6 首广受欢迎的浪漫曲，如《我的朋友，你不要相信》、《目雨》、《为什么》等，形成了自己室内声乐抒情曲的风格。他后来写的这类体裁的作品多达100 余首，并因其诗意的形象、鲜明的旋律和丰富的表现力而在俄罗斯音乐中占有重要位置。 　　到70 年代中期，柴可夫斯基已经在各种音乐题材方面都进行了广泛的探索，并取得了巨大成功： 　　1871年，创作了《第一弦乐四重奏》，先后在国内各大城市和柏林、巴黎、罗马、波士顿等欧美都市演出。 　　1872 年，完成了第一部歌剧——《禁卫军》。尽管对它褒贬参半，柴可夫斯基本人认为，这一尝试为他未来的歌剧创作上了一课。 　　1873年，交响幻想曲《风暴》首演，并很快成为俄国和欧洲许多乐队的保留节目。次年，在民间歌曲的基础上创作了《第一钢琴协奏曲》，其表现手法新颖独特，被认为是世界音乐艺术的瑰宝之一，柴可夫斯基自己也视其为得意之作。 　　他又开始涉足古典芭蕾舞剧，在1876 年完成了《天鹅湖》。他使舞剧音乐不再仅仅起伴舞的作用，而赋予其像交响乐、歌剧音乐那样深刻的思想性。旋律优美动人的《天鹅湖》成为开一代新风的古典芭蕾舞曲的典范。 　　柴可夫斯基已经名扬欧洲，当他1876 年到德国的拜罗伊特参加瓦格纳的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首演式时，他受到了李斯特、瓦格纳等大师的亲切接待，并亲身体验到了他对欧洲的影响。 　　但在1877年，对婚姻的失望和对社会的忧虑使柴可夫斯基的精神受到沉重打击。他疯狂地投入了题献给他的崇拜者和资助人梅克夫人的《第四交响曲》和歌剧《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创作。《第四交响曲》是柴可夫斯基在“真正的灵感”启示下写成的，在思想内容方面与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相近，是他的最受人们欢迎的代表作之一。而取材于普希金作品的歌剧《叶甫盖尼·奥涅金》则以其宽广的旋律、动人的美感和诗意、灵活的音调表现力而获得公众的高度赞扬。随后几年，又有《奥尔良少女》、《玛捷帕》、《妖女》等歌剧和几部组曲、多首歌曲相继问世。 　　柴可夫斯基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他的作品在各国上演时受到普遍欢迎，他还经常收到要求他担任指挥的邀请。从1887 年到1893 年，他带着自己的作品三度赴欧、一次去美洲旅行演出，并结识了勃拉姆斯、格里格、德立勃、德沃夏克等著名音乐家和许多表演艺术家。这几年中，他又创作了《第五交响乐》、舞剧《睡美人》、《胡桃夹子》、歌剧《黑桃皇后》、《约兰塔》等名作。1893 年10 月，当他的最后一部作品《第六交响乐》上演之际，他被疾病夺去了生命。柴可夫斯基是一个在俄罗斯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世界音乐巨匠。他的作品具有浓郁的俄罗斯传统色彩，在旋律、和声中体现了俄罗斯民间音乐的特点和美感；同时也充满着鲜明的时代精神，体现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和社会的特点，表达了他自己和人民的思想感情。他达到了19 世纪俄国音乐的高峰，他那些丰富多样的作品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五、美术 　　巡回展览画派形成 　　19 世纪60 年代，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也渗入了美术界。传统的绘画题材和艺术风格受到挑战，民主主义的美学观点和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成为一批青年艺术家追求的目标。阵阵新风吹进彼得堡美术学院，打破了这里陈旧和沉闷的空气。 　　美术学院的学生克拉姆斯科伊(1837—1887)是猛烈抨击统治美术学院的保守思想的新一代美术家的代表。这位很有艺术天赋的学生出身于贫寒的小市民家庭，曾做过修照片底版的工作，在劳动和生活中获得了串富的知识。在美术学院里，他形成了同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接近的美学观点，认为艺术是为人民服务的工具，艺术作品应该反映生活中的迫切问题，应该具有高度的思想性、现实主义和民族特色。他的看法在同学中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使他很快成为进步学生在思想上的领导人。 　　1863年，美术学院举行学生油画作品金质奖竞赛，按规定参赛者在第一轮竞赛中须按指定的神话题材进行创作。根据克拉姆斯科伊的建议，一部分应届毕业生拒绝按院方指定的题材作画，要求给予参赛者自由选择的权利。在遭到院方拒绝之后，以克拉姆斯科伊为首的14 名毕业生示威性地离开美术学院，组成了俄国美术史上第一个民主派艺术组织——彼得堡美术家协会。这就是当时震动社会的“14 人造反”。 　　在美术家协会，青年们经常诵读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作品，探讨美学和艺术。但到60年代后期，协会部分成员中产生了与美术学院妥协的念头，结果导致克拉姆斯科伊等人的退出。在此之后，美术家协会即告瓦解。但是，美术家协会当初成立时的那种思想仍然存在，新生力量也在不断成长。美术界中这一进步倾向的发展表现为1870年出现了一个更广泛、更有力的美术家组织——巡回展览协会。 　　1870 年，现实主义画家米亚索耶多夫(1835—1911)发起组织了巡回展览协会。克拉姆斯科伊、瓦·格·彼罗夫、尼·尼·盖等人同为协会的核心人物。后来相继加入这个协会或一度参加其活动的画家几乎代表了19 世纪后期俄国美术界的精华。巡回展览派画家们的艺术主张是：严格忠实于生活，密切联系人民，作品力求真实、朴素、自然。协会每年在各城市巡回展出其成员的作品，从1871年到1923年，共举行过巡回展览48 次。 　　肖像画 　　在巡回派画家中，以肖像画见长的有克拉姆斯科伊、盖、雅罗申科等。克拉姆斯科伊是肖像画的大师。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是《荒漠中的基督》，通过塑造一个同福音书上描绘的完全不同的基督形象，表达了进步俄国知识分子所进行的悲剧性的追求。他还为与他同时代的许多著名文学家和艺术家绘制了肖像画，以对人物心理状态的细微刻画而反映了为社会服务、献身于崇高事业这一英雄主义的主题。在《看林人》、《拿着马勒的农民》等作品中，他着重表现了农民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克拉姆斯科伊的肖像画构图朴素、简洁，强调最主要和最典型的特征，努力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他认为，没有思想就没有艺术，没有生动而又深刻的表情描绘也就没有图画。作为一位美学理论家和评论家，克拉姆斯科伊对成长中的俄罗斯绘画艺术作了热情而又严厉的分析，对伦勃朗、小荷尔拜因等大师的作品作了高度评价，同时也对当代西欧资产阶级美术进行了批评。他的艺术观点对同时代美术家的影响很大。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盖(1831—1894)曾作过一些出色的历史画，如《彼得一世审问太子阿列克谢》等。但他在肖像画方面的成就更为突出。1867年，在意大利留学时，他曾为正在那里的赫尔岑作了一幅现实主义的肖像画，成功地表现了这位热情的革命家、深刻的思想家复杂而令人激动的形象。1869年回到彼得堡后，他参与了巡回展览协会的发起工作。70 年代初，先后为屠格涅夫、安托科尔斯基、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涅克拉索夫等杰出的文化界人士绘制了肖像。从1882 年开始，他与托尔斯泰十分接近，在思想上受其影响很深，创作了一套关于基督受难的宗教画。但在他晚期的作品中，仍有一些优秀的现实主义肖像画，如托尔斯泰像、李哈乔夫像、自画像等。 　　雅罗申科(1846—1898)1870 年毕业于炮兵学院，在彼得堡的军工厂工作。他是在美术学院的夜校里学习绘画的。70 年代中后期，他曾创作了不少反映城市生活、工厂工人形象、革命运动的油画，如《涅瓦大街之夜》、《司炉工人》、《囚犯》等。从80 年代起，肖像画在其创作中占了主要地位。他为克拉姆斯科伊、乌斯宾斯基、萨尔蒂科夫—谢德林、门捷列夫、科罗连科等名人绘制的肖像画，出色地表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作于1884 年的斯捷列别托娃肖像塑造了女演员充满内心悲剧的形象，是俄罗斯肖像画中的佳作。 　　风俗画 　　19世纪下半期民主主义现实主义绘画艺术的杰出代表之一瓦·格·彼罗夫(1833／34—1882)，从50 年代末60 年代初开始就致力于表现对暴力与压迫的抗议和对人民群众的深切同情。他是对俄罗斯农民的贫穷、不幸和无权状况作了正确描绘的第一位俄罗斯画家。1861 年所作的《复活节乡村祈祷行列》，动人心魄地表现丁农村的贫困、落后和愚昧，并对教会和僧侣作了无情的抨击。为此，当局禁止此画展览、复制。60年代中期，他又创作了一系列以思想的深刻和艺术形象的真实而享有盛誉的作品。《出殡》(1865 年)中悲哀的寡妇、阴沉的冬日景色，以强烈的感染力表现了农民生活的悲剧；《三套车》(1866 年)iE录了一个学徒受到生活折磨的场景；《家庭教师来到商人家中》(1866 年)描绘了一个知识分子少女不得不到盛气凌人的商人家去谋生的命运；《关卡附近的下等酒馆》(1868 年)中沉重、惆怅的基调表达了画家对当时人民生活的感受，被认为是对沙皇俄国的形象概括。从60 年代末开始，彼罗夫的创作题材更加多样化了。他塑造了一些正面形象，如《猫头鹰弗莫什卡》和《巡礼者》描绘了为寻求真理而到处流浪的农民；《少女玛丽娅》和《十字架下》表现了虽受奴役而仍然保持尊严的“下等人”。同时，也有一些描写狩猎和日常生活的作品问世。彼罗夫晚年的艺术思想发生了一些变化。他在1877年退出了巡回派，其创作题材也转向福音书中的宗教故事。尽管如此，彼罗夫在大半生中以自己的艺术参加了民主力量反对农奴制及其残余的斗争，他的具有革新精神的风俗画推动了俄国民主主义现实主义美术的发展，其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康·阿·萨维茨基(1844—1905)，在彼得堡美术学院求学时就与克拉姆斯科伊、斯达索夫等人亲密交往，他的风俗画主要表现改革年代的农民生活。作于1878年的油画《迎接圣像》表现了农民生活中的悲剧性矛盾。此画色彩丰富、性格刻划细腻，显示出萨维茨基善于处理人物众多的复杂构图的卓越技巧。表现同样主题的杰作还有《与衣衫褴褛的人相识》和《愚昧的人们》等。以改革年代的农村生活为主要创作题材的著名风俗画家还有瓦·马·马克西莫夫(1844—1911)。这个农民的儿子在美术学院毕业后不久就离开彼得堡到乡间居住，致力于俄罗斯农村现实的描绘。他在1872年加入巡回展览协会，其主要作品有反映农村习俗的《巫师降临农民的婚礼》、《分家》和表现农民处境的《寒酸的晚餐》、《拍卖偿债》、《患病的农民》等。 　　弗·叶·马科夫斯基(1846—1920)，是擅长从日常生活和平凡事件中表现其深刻内涵的画家。他的风俗画篇幅不大，但构思严谨。1873 年完成的《夜莺爱好者》一画使他获得了美术学院院士的称号。70 年代中后期，他创作了反映日常生活场景的《煮果子酱》、《朋友们》以及具有社会批判内容的《访问贫民》、《被判罪的人》等油画。80 年代开始，他的艺术技巧日趋纯熟，笔法更加灵活、更加富于表现力，画面更加简洁、没有多余的细节，成为“短篇小说式的”风俗画大师。他先后完成了描绘资本主义社会典型事件的《银行倒闭》，表现农妇与在城市当学徒的儿子相见的《会面》，反映一个家庭没落的《林荫道上》等著名作品。 　　风景画 　　巡回画派中最杰出的风景画家首推阿·康·萨弗拉索夫(1830 一1897)。他在1871年所作的《乌鸦归巢》这幅风景油画被公认为俄罗斯现实主义风景画中一个划时代的标志。画面的内容极为平凡：教堂前面的小丘上挺立着几棵绽出新绿的白桦树，成群的乌鸦飞来归巢，地面上积雪将融。这种景色在俄罗斯到处可见，以往没有哪个俄罗斯画家把它作为描绘的对象。但萨弗拉索夫从中发现并理解了自然的美，他以朴素隽永的笔法和抒情的格调，用天蓝、白和淡棕色卓越地表现了早春时节大自然的动态与旋律，激发起人们对祖国的热爱和对自然的感情。在此之后，他还创作了《村道》、《虹》、《冬天的道路》、《伏尔加河畔的坟墓》等生机勃勃、富有感染力的佳作。萨弗拉索夫长期从事风景画课程的教学工作，把现实主义的原则和热爱大自然的精神灌输给他的学生。受惠于他的后辈画家中包括19 世纪末叶达到俄罗斯风景画顶峰的大师列维坦。萨弗拉索夫的同辈人伊·伊·希什金(1832—1898)也是著名的现实主义风景画家，专注于描绘俄罗斯森林的壮美。70年代，他创作了《松林》、《密林深处》等优秀的风景画。在自己的艺术成熟期，他的主要作品有《柞树林》、《松林中的早晨》。这些作品比较强调光线的作用，色彩也变得更加丰富和复杂。希什金也是一个出色的铜版画家。他的铜版画线条灵活，层次变化细致入微。为了突出所塑造的形象，他常把铜版画制成不同的形状。 　　在瓦·德·波列诺夫(1844—1927)题材广泛的作品中，最能反映他艺术才华的是风景画。他的风景画是以对俄罗斯大自然的质朴而富有诗意的理解、有机地插入风俗内容、细致地表现光线和空气以及严整的构图为特色的，其中有代表性的作品是《莫斯科的小院》、《祖母的花园》、《杂草丛生的池塘》等。阿，伊·库英吉(1841—1910)的主要作品《草原》、《乌克兰之夜》、《桦树林》、《第聂伯河之夜》等，充分地表现了大自然的诗意和美感，具有欢快、乐观的情调；画面充实、饱满，有一种开阔的全景气息，阳光和月光的效果十分真实地得到了反映。 　　历史画 　　在历史画方面，巡回派画家中建树最多的是瓦·伊·苏里科夫(1848—1916)。他是1869 年从边远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来彼得堡上美术学院的。1875 年毕业后，致力于从俄罗斯过去的历史中发掘题材，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油画。在对俄罗斯生活的细致观察中，他看到了沙皇政权所进行的改革的正面和反面，并在自己的作品中以惊人的艺术感染力表现了这种矛盾。 　　1878年，苏里科夫开始了绘制巨幅历史画《近卫军临刑的早晨》的紧张工作。这幅完成于1881 年的作品描绘的是彼得一世活动中最富于悲剧性的情节，即1698年平息近卫军暴乱后对他们行刑前的最后时刻。在坚定、自信的彼得及其周围的外国人和贵族面前，站着临刑的、然而仍旧坚强和英勇的近卫军。这幅高度现实主义的作品深刻揭示了俄国历史发展的矛盾冲突和俄罗斯民族的性格， 　　1881—1883年创作的《缅希科夫在别廖佐夫》描绘了彼得一世的重臣缅希科夫被彼得二世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别廖佐夫后的情景。一座简陋的木屋成为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的生活终点。画面上缅希科夫和他的孩子们坐在桌旁，除了小女儿在读书外，其余人都在沉思。身躯强壮、神色严峻的缅希科夫紧握拳头，仿佛在回忆当年的岁月、思考自己的命运和彼得改革的前途。静态的画面突出地表现了人物的内心活动。画家从缅希科夫的失势中揭示了民族和时代的悲剧。 　　苏里科夫反映改革与传统的冲突这一题材的名作还有《女贵族莫洛佐娃》。这幅1884 年动笔、1887 年完成的油画，反映的是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依洛维奇时代俄罗斯教会分裂的主题。尼康的宗教改革所引起的教会分裂体现了俄罗斯在转向西方过程中所遇到的来自内部的抵抗。苏里科夫画中的莫洛佐娃是个真实的人物，她是显赫的波雅尔，又是旧礼仪派的忠实信徒，曾向旧礼仪派领袖阿瓦库姆提供物质帮助，1671年根据沙皇的命令被逮捕，最后死于被幽禁的修道院中。苏里科夫所描绘的是这位女贵族被押解通过莫斯科大街的情景。画面上的莫洛佐娃纤巧动人，她的面部既因为激动而显得很美，又由于狂热的目光和苦修造成的瘪陷和灰白而显得可怕。画家通过这样一个历经苦难但仍坚信自己是在为俄罗斯斗争的人物形象，再一次出色地表现了俄罗斯民族精神和俄罗斯历史发展中的悲剧。 　　苏里科夫的其他传世佳作有《叶尔马克征服西伯利亚》、《苏沃洛夫越过阿尔卑斯山》和《斯捷潘·拉辛》等。 　　民主主义现实主义的典范 　　伊里亚·叶菲莫维奇·列宾(1844—1930)，是巡回派的主要成员，19 世纪民主主义现实主义美术的杰出代表。 　　列宾出身于哈尔科夫省一个军屯区移民家庭，少年时代曾跟随圣像画家布纳科夫学画，1863 年到彼得堡，先后在绘画学校和美术学院学习。通过同克拉姆斯科伊和斯达索夫等人的交往，他接受了革命民主主义的美学思想。从美术学院毕业后，他即以《伏尔加河纤夫》这幅概括当代俄罗斯生活的油画奠定了自己在俄国美术界的地位。为了创作此画，他曾两度到伏尔加，对纤夫的生活作了细致的观察并画了许多习作。这幅作品在暴露人民所受到的野蛮压迫的同时，也表现了人民中间蕴藏的力量。在被艰苦劳动折磨得筋疲力尽的纤夫们身上，可以看到卓绝的精神美。 　　列宾曾在1873 年到1876 年游学意大利和法国。这一经历使他熟悉了古代和当代的欧洲艺术。回国后，他的创作进入了一个十分活跃的时期。《库尔斯科省的宗教行列》揭露了社会生活中的丑恶现象，同时也对受欺骗的人民表达了深厚的感情。这幅描绘人民蒙受的贫困、屈辱和他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作品，出色地表现了复杂和矛盾的俄国生活。列宾是一个艺术家，但他在思想上是与解放运动紧密相连的，他的许多作品直接表现了革命民主主义运动，反映了它的力量和弱点。草稿《押送·在泥泞的道路上》描绘了被押送中的革命者形象。《宣传员被捕》一画赋予宣传员以革命英雄主义的气概，同时也表现了这位还没有被人民所理解的革命者的孤立感，生动而又形象地表现了革命民粹派的牺牲精神和悲剧命运。《拒绝忏悔》揭示了一个面临死亡毫不畏惧、对自己的事业抱有坚定信心的革命者的性格。黑暗的牢房与被一束光线照亮的死囚在画面上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使作品具有非常动人的艺术效果。《不期而至》则描绘了流放归来的革命者与亲人相会的场面，入微地刻划了人物复杂的心理感受。以如此深刻的现实主义艺术再现革命运动，在俄国乃至世界绘画中部是鲜见的。在列宾历史题材的油画中最为著名的是《索菲娅公主》、《伊凡雷帝和他的儿子》、《扎波罗日人写信给苏丹》。他还绘有深刻表现人物内心世界的肖像画《祭司长》、《穆索尔斯基》、《斯特列别托娃》以及许多素描和水彩画。列宾作品的思想性、人民性和卓越技巧使俄罗斯绘画艺术发展了一大步。 　　巡回展览画派是改革后俄国绘画艺术的主流。巡回派画家们多视角、多层次、多色彩地描绘了改革前后的俄罗斯生活，他们的创作活动受到许多进步人士的支持和赞助。俄国北方铁路的建造者马蒙托夫把自己在莫斯科近郊的一座房子提供给巡回派画家作为聚会和工作的场所。莫斯科富商特列季亚科夫经常购买画家们的作品，并建起了一个收藏颇丰的俄罗斯绘画陈列馆，这就是日后苏联最大的美术博物馆——特列季亚科夫画廊——的前身。 　 雕塑 　　马·马·安托科尔斯基(1843—1902)，是一位与巡回派画家关系十分密切的雕塑家。早在美术学院求学期间，他就同克拉姆斯科伊、斯达索夫、列宾等人接近，拥护民主主义的美学观点，并在创作活动的初期就摆脱了美术学院通常采用的宗教、神话题材的束缚，从民间生活和普通人中寻找创作的源泉。后来，他的兴趣转向历史题材，在1871 年完成了《伊凡雷帝》。这座雕像的构思独具匠心：伊凡雷帝身着普通僧衣，陷于沉思之中。作品在当年的巡回展览协会举办的展览上展出后，受到屠格涅夫、斯达索夫等人的高度评价，美术学院也因此而授予他院士称号。1872 年，他又创作了大型雕像《彼得大帝》。这件作品既表现了这位伟人的坚强性格、远见卓识和旺盛精力，也揭示了他作为专制君主的特征。随后所作的《编年史家涅斯托尔》、《叶尔马克》等也都是他有代表性的作品。 　　由于患有严重的慢性病，安托科尔斯基在70—80 年代有很长时间居住在罗马和巴黎。在那里，他创作了一些以道德哲学为主题的雕塑，其中以1874年的《基督降临人间》较为有名。作者力求把这一宗教题材作为表现社会伦理的手段，把基督塑造成一个争取公正、真理、仁爱和自由的形象。但总的来说，当他脱离他那无可比拟的俄国历史题材创作时，就削弱了自己独特而又深刻的艺术表现力，如《苏格拉底之死》、《斯宾诺莎》等作品未免失之于空泛和一般化，与安托科尔斯基同时代的主要雕塑家还有阿·米·奥佩库申(1838 一1923)，他以创作纪念碑而闻名，其中最受赞扬的是作于1880年的莫斯科的普希金纪念碑。 六、科学和教育 　　社会科学 　　改革后俄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社会、经济问题，刺激了俄国社会科学的进步。“在纯粹理论领域里也出现过一种批判思想和奋不顾身的探讨，这是无愧于产生过杜勃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民族的。”以恩·弗列罗夫斯基的笔名闻名于世的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别尔维(1829—1918)，是俄国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70—80 年代最引人注目的学者之一。别尔维从小就在父亲——喀山大学的生理学教授——的藏书室中贪婪地汲取自由思想，1849年从喀山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在司法部任职。由于他力图用自己在法律、经济和历史科学方面的知识来减轻被压迫者的困境，司法大臣曾取消了他公费出国留学的机会，1861—1862年间，他先后两次为警察镇压示威学生和政府逮捕特维尔自由派贵族而上书沙皇，要求停止这种独裁和压迫行为。从此，别尔维遭到了接连不断的厄运。他先被关进疯人院，在被医生确认为是精神健全的人后，从1862 年3 月开始，直到1890 年为止，他多次被捕，多次被流放。但无论把他驱逐到哪里，他都随时随地在人民中间进行反抗剥削和压迫的宣传，并以惊人的毅力坚持不懈地进行学术研究和写作。 　　别尔维的兴趣极为广泛，在经济学、社会学、哲学、文学和政论方面都很有成就，著有50 余种关于社会政治、哲学、尤其是经济学方面的著作和许多长篇、中篇和短篇小说。1869 年出版的《俄国工人阶级状况》和1871 年出版的《社会科学入门》这两部巨著，使别尔维成为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尤其是《俄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是别尔维在研究了无数统计资料并进行多年实际考察的基础上完成的，对社会思潮发生了直接的、巨大的作用，其影响不亚于拉甫罗夫的名著《历史信札》。 　　署名恩·弗列罗夫斯基的《俄国工人阶级状况》在俄国知识界和文化界获得广泛的好评。当时，在俄国经济、政治和社会还处于普遍落后的情况下，俄国的经济思想也还是十分幼嫩的。而弗列罗夫斯基全面地研究了俄国的经济状况，描述了工人和农民的贫困和无权状况以及剥削阶级的种种专横行为，对改革后的俄国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作了尖锐的批判，并令人信服地指出，造成劳动群众贫困的根源是农奴制残余和高额赋税，是社会制度。 　　《俄国工人阶级状况》在国外学术界也引起了重视。马克思在1869年末见到这本书后，认为它是一部十分重要的著作，并为了了解它而从1870年初开始自学俄语。1870 年2 月，马克思向恩格斯谈了他对这本书的初步印象：“这是第一部说出俄国经济状况真相的著作。……可以看出，这个人曾亲自到各地作过旅行和观察。对地主、资本家和官吏有烈火般的仇恨。没有社会主义学说，没有土地神秘主义(尽管赞成公社所有制形式)，没有虚无主义极端。有时也有些善意的空谈，但这是适合于这一著作的那些人的发展水平的。无论如何，这是继你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一著作问世以后的最重要的一本书。”3月下旬，马克思在给第一国际在日内瓦的俄国支部成员的信中又一次提到：“几个月前，我接到从彼得堡寄来的一部弗列罗夫斯基的著作《俄国工人阶级状况》。这对于欧洲来说是一个真正的发现。在大陆上甚至被一些所谓革命家散布的俄国乐观主义，在这部著作里被无情地揭露了。如果我说，从纯粹的理论观点来看，这部著作在某些地方还不是完全无可非议的，那也不会降低它的价值。这是一位严肃的观察家、勤劳无畏的劳动者、公正的批评家、大艺术家、而首先是一个愤恨形形色色的压迫、憎恶各种各样的民族颂歌、热情地分担生产者阶级的一切痛苦和希望的人的作品。弗列罗夫斯基的以及你们的导师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作品，为俄国争得了真正的荣誉，而且证明你们的国家也开始参加到我们这一世纪的共同运动中来了。” 　　作为研究60 年代俄国经济的初步尝试，弗列罗夫斯基这本书存在着理论方面的幼稚性和盲目性。作者把工人、农民、家庭手工业者、手工业者等所有体力劳动者都归入“工人阶级”之列，并把工业生产作为农业的附属物来考察。他认为建立工人与雇主之间的合伙关系是摆脱雇佣劳动制度和剥削制度的出路，这种观点显然是受了蒲鲁东思想的影响。他认为村社土地所有制是最好的土地制度形式，而资本主义妨碍着生产力的发展。作为空想社会主义者，他把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切“不良现象”归因于某些人的愿望和行为缺乏理性，而抛弃这些“不良现象”首先要由剥削者自己放弃对财富和奢侈的追求，通过和平的道路来完成社会的改造。尽管有这些不足，弗列罗夫斯基的这部著作仍是俄国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经典性作品。 　　马·马·科瓦列夫斯基(1851 一1916)，也是一个涉猎面很广的学者，既是人类学家、历史学家，也是社会学家和法学家。他在学术方面最突出的成就是对公社问题的研究。在1879年出版的《公社土地所有制瓦解的原因、过程和结果》这部著作中，科瓦列夫斯基提出了—些富有创见的观点。他认为财产分配是和阶级关系密切联系的；与大多数资产阶级学者不同，他坚决站在承认母系氏族的立场上，并对此作了大量考证；在分析从母系氏族过渡到宗法制的问题时，他对村社和宗法公社(又称“大家庭”)这两种公社形式作了严格的科学限定。科瓦列夫斯基的这部著作是对人类学的贡献，马克思在读这本书时写了摘要，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也多次提到了作者的功绩。科瓦列夫斯基的政治观点是自由主义的。1872—1878年旅欧期间，他结识了马克思，但对马克思的思想持冷淡态度。1887年，由于进步的思想方法和言论，他被解除了莫斯科大学教授的职务，此后长期定居法国，并在欧美许多大学先后执教。他用法文和英文写成了不少著作和论文，其中最主要的是《现代民主政治起源之研究》和《欧洲经济史》。前一部著作探讨了关于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学说和平民主权的发展过程，认为不可让与的个人自由的概念起源于英国，平等派的——些作品对于其形成起子重要作用。后一部著作侧重于土地史，他在其中表达了这样一种社会学观点：在经济的发展中，人口密度的增加虽然不是唯一的因素，但却是一个主要的因素，是与社会和文化的变迁同步的。这一观点使他实际上成为人口统计学派的先驱。 　　科瓦列夫斯基还著有《古日耳曼的马尔克公社》、《中古晚期的英国社会制度》等史学著作。 　　这一时期，俄国资产阶级史学继续发展。许多学者大量发掘和整理文献资料，研究俄国古代土地公社制度和社会经济史，力图探索俄国社会发展的前景和道路。在这方面，除了在改革前就已开始活动的齐切林、索洛维约夫等人之外，改革后涌现的史学界新人中最杰出的是瓦·奥·克留切夫斯基(1841一1911)。到80 年代后期，他已出版了许多大部头的史学著作：《外国人关于莫斯科公园的传说》、《古罗斯的领主杜马》、《俄国农奴制的起源》(3 卷)，并已着手5卷本的《俄国史教程》的写作。他的作品的特点是运用了大量新史料，语言生动而又形象，既有精到的分析，又有清晰的综合。在历史观念方面，他既受到齐切林、索洛维约夫国家学派的某些影响，又吸收了经济唯物主义、实证主义等社会学的观点。他认为，对历史进行总的阶段划分并加以解释是重要的；人的个性、人类的社会和国家的本性是历史的主要基础；影响历史发展的有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因素，但应特别注意地理因素的作用。他把俄国历史看作是阶级和平的过程，认为进步是通过逐步由国家实行改革的道路实现的。这种观点从历史的角度论证了自由主义的政治学说。 　　对西欧史的研究开始受到重视。伊·瓦·卢奇茨基(1845—1918)1873—1875年间旅居法国时，大量发掘了法国地方档案，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博士论文《法国的天主教联盟和加尔文教徒》。这部著作证明，在16 世纪法国胡格诺战争时期，在宗教斗争的外壳之下，隐藏着不同阶级集团的利益冲突；并且首次指出，宗教战争时期存在着大规模的农民运动。此后，他又转向法国大革命前夕土地关系的研究，写成了《革命前夕法国的农民土地所有制》和《革命前夕法国农民土地所有制和国家地产的出售》等著作。他广泛利用了档案材料，并最先利用统计的方法准确地说明了地产再分配的情况。他的关于西欧和乌克兰公社史的著作则证明了公社土地所有制在一定发展阶段上是一切民族所共有的。卢奇茨基的学术成就使他成为西欧史研究中俄罗斯学派的先驱。 　　在中世纪西欧社会经济史研究方面，维诺格拉多夫(1854—1925)享有很高声誉。他在莫斯科大学毕业后，曾在柏林大学的一个史学研究班中进修一年，并去英国和意大利深造过。在1884年回母校担任历史教授时，他已至少掌握了7 种现代语言。他的第一部巨著是《伦巴德人统治下的意大利封建关系的起源》，在欧洲学术界引起普遍重视。受当时俄国资产阶级社会思想影响，他对于农村公社的历史地位和前途问题很感兴趣，先后完成并出版了《中世纪英国社会史研究》、《英国的农奴制度》、《领地的发展》等著作，成为中世纪英国农民史和法学史方面公认的权威。 　　自然科学 　　1861年以来，俄国自然科学界与西方的学术交流更趋频繁和活跃，俄国科学技术有了进一步发展，许多杰出的学者在各个领域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在数学和力学方面，形成了一个以切贝雪夫为首的彼得堡学派。巴·里·切贝雪夫(1821—1894)最初是以对素数理论的研究而著名的。他所从事研究的领域广阔多样，致力于把数学问题与自然科学和技术上的根本问题结合起来。他的著述内容十分广泛，包括概率论、二次型、正交函数、积分理论、齿轮传动、地图绘制和体积计算等，创立了用多项式取得最佳函数近似值的理论，在概率论方面以极普通形式证明了大数定律，在数论方面证明了简单数分布渐近率。他的这些著作和成果不但为数学许多分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还解决于一系列应用技术上的问题。他先后改造和创新了120余种机械装置。 　　切贝雪夫培养了一批著名的俄国学者。他的学生马尔科夫(1856—1922)继续了他在概率论方面的工作，证明了中心极限定理，发展了随机过程的理论，提出了被称为“马尔科夫链”的过程。马尔科夫对于相互依存事物的概率研究在生物学和社会科学中得到广泛应用。里亚布诺夫(1857—1918)以研究液体旋转时平衡状态和运动的稳定性问题而闻名，他创立了有限数参数力学系统平衡和运动稳定性的严谨理论，并著有微分方程、概率论和流体力学方面的著作。在物理学研究中，最杰出的学者是斯托列托夫(1839—1896)。他在电磁和光电原理方面有很高的造诣，70 年代初和80 年代末分别出版了关于铁的磁性的经典论著和外光电效应方面的著作，发现了磁感应强度与磁场强度变化的关系以及光电效应方面的基本规律。他的学生尼·阿·乌莫夫创立了能通量密度的概念，列出了能量运动的方程式，并写有地磁、漫射等方面的著作。俄国学者在化学方面取得了世界性的突破。1868 年到1870 年，彼得堡大学教授门捷列夫(1834—1907)，撰写了《化学原理》这一经典性的著作。在这个过程中，他深入研究了元素性质之间的关系，并把所有已知元素按原子量递增的顺序排列成表，揭示了元素性质周期性变化的规律。这—重要的发现在化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拉瓦锡曾经提出，元素是可用化学分析方法得到的终极物质；道尔顿的研究进了一步，他把每种元素看作是由可测的特定原子量的相同原子所组成的。但门捷列夫已不是孤立地研究各种化学现象，而注意到了各种元素的化学性质之间具有复杂的内在联系。他认为，根据他的元素周期表，可以科学地预测未知元素的性质。当时，这一思想未被普遍接受，但新元素的相继发现证明了他的预言和发现。元素周期表逐渐成为化学理论的重要基础。门捷列夫在世时，这部著作就出了8版，并被译成各种文字广为流传。门捷列夫来自于边远的西伯利亚小城波多尔斯克，毕业于彼得堡技术专科学校，1859年曾奉派到德国的海得堡大学进修，在国外期间，他结识了许多欧洲著名化学家，如意大利的坎尼扎罗等，并受到他们学术思想的影响。门捷列夫学识渊博，除了在化学方面的成就外，在流体力学、物理学、度量衡学、气象学、农业、经济、国民教育等许多方面都有专门研究著述。他先后撰写出版的著作达500余种。 　　这个时期俄国天文学的发展是与勃列季欣(1831—1904)和他的学生别洛波尔斯基联系在一起的。在普斯科夫天文台，他们进行丁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在勃列季欣主持下，进行了精密的天体测量观测、摄影观测和光谱观测，开始了俄国重力测量学的研究。他在关于彗星和流星的研究著作中，提出了彗星形式的分类、彗星的衰变以及流星群形成的理论。别洛波尔斯基则在天体光谱学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 　　这个时期，俄国人对地理、地质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1845 年成立的俄国地理学会在组织地理探险方面起了积极作用。谢苗诺夫—天山斯基(1827—1914)，曾是第一个深入天山的欧洲人，绘制了天山地质图和植物地理图。1873年就任俄国地理学会会长后，又多次发起和组织了对中亚西亚的考察。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和格·尼·波塔宁等知名学者先后多次考察中亚，发现了许多山脉、湖泊和河流，搜集了有价值的植物和动物标本和珍贵的民族学材料。杰出的地质学家卡尔宾斯基(1846／47—1936)，是从60年代开始自己的科学活动的。他创立了关于俄罗斯地台结构的理论，并提出了关于地壳运动的一般规律。他的地质学著作对这门学科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地质和矿物学家叶·斯·费奥多罗夫是现代结构晶体学和矿物学的创始人之一。在《等轴晶系图形的对称性》这部经典性的著作中，他最先推导出230 个晶体空间对称群，为晶体化学分析打下了基础。 　　在达尔文学说的推动下，俄国生物学成绩斐然。克·阿·季米里亚捷夫(1843—1920)，在1875 年出版了《关于植物对光的吸收》一书，对于植物的光合作用作了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揭示了光合作用的能量规律，认为光合作用是利用光来合成植物中有机物质的过程。在他的有关植物生理学研究方法、农艺学生物原理和科学史方面的著作中，宣传了达尔文主义和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生物学家亚·奥·科瓦列夫斯基(1840—1901)和伊·伊·麦奇尼科夫(1845—1916)，在创立比较胚胎学方面作出了贡献。科瓦列夫斯基证明了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发育的共同规律，把胚叶学说扩大到无脊椎动物，从而揭示了有机界相互间在进化上的亲缘关系。他发现无脊椎动物有吞噬细胞的器官，并指出了这些器官在昆虫变态时的作用。他的研究成果成为胚胎学中的系统发育流派的基础。麦奇尼科夫除了创立多细胞生物起源的学说外，在病理学和免疫学方面也有重大发现。1883年，他发现了吞噬现象。他提出的关于吞噬细胞的理论对微生物学和免疫学具有重大意义。1886年，他和加马列亚共同创建了俄国第一个细菌学实验室。1888年移居法国后，在巴斯德研究所工作。1908 年曾获诺贝尔奖。1866 年，俄国生理学取得了重大进展。这一年，伊·米·谢切诺夫(1829—1905)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脑的反射》。这一经典著作是生理学史上的一个路标。谢切诺夫第一次对人类的神经活动作了深入的研究，论证了意识和非意识活动的反射本质，认为反射作用是神经活动的基本规律，大脑活动的物质过程是思想和精神活动的基础。他的革命性思想使他后来得到了“俄国生理学之父”的盛誉。 　　在科学进步的基础上，俄国产生了一系列技术发明。电工学家亚·尼·洛德金和巴·尼·雅勃洛奇科夫在70 年代先后发明了白炽灯和弧光灯。炮兵学校教授季·康·切尔诺夫在1868年发现了钢在加热时的相变，并确定了改变钢的结构和性质的临界温度——后来被国际冶金界称为“切尔诺夫点”，从而为现代金相学和钢的热处理提供了理论依据。军事工程师亚·费·莫扎伊斯基设计制造了最早的飞机，并在1882年作了飞行试验。康·艾·齐奥尔科夫斯基设计了全金属结构的飞艇，还提出了未来宇宙火箭的设计构想，解决了许多有关液体燃料喷气发动机结构方面的重要工程计算问题。 　　大众书刊 　　改革之后，人们的文化需求迅速增长。据身历其时的人士回忆，当时如奇迹般地突然出现了一批新的读者，他们渴望思考社会，渴望了解一切事物。这股新潮流波及了整个俄国。甚至在边远的西伯利亚小城，人们也热衷于谈论文学、谈论教育；青年们争相阅读晚到了两个多月的报纸和杂志，希望从中获得知识，过更有价值、更充实的生活。70年代，出现了一些“受过教育的农民”，他们为了实用的目的而自己阅读各种介绍专门知识的书籍。彼得堡的工人极其热心地阅读那些“严肃的甚至是深奥的书籍”，许多人已把读书看作是一种名誉问题。 　　改革前占优势的官方出版物现在已让位于受到社会欢迎的大众化的文学、科学和社会政治书刊、娱乐和生活类的杂志和小报也拥有广泛的读者。各种书刊的发行量也迅速扩大。1861—1865年间，全俄平均每年出版1800 余种书籍，而1875年出版的书籍种数已达11500 余种；从70 年代初到80 年代初，期刊数从350 种增加到500 种；到1894 年，已有112 种日报，其中有的达到了3—4万份的发行量。这些数字同欧洲先进国家比较，仍然是有很大差距的，但对于俄国来说，却是长足的进步。俄国的出版业是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几乎完全由社会或私人主办。由于政府只对官方机构的出版物拨款，所有的定期科学刊物基本上都是由社会资助而得以存在的。俄国印刷所的数量在1855—1894 年这40 年时间里从96 家发展到1315 家，如果没有不断扩大的社会需求所提供的物质和精神支持，这也是不可能的。 　　面对资产阶级要求出版自由的呼声，沙皇政府作出了一点微小的让步。1865年开始，在彼得堡和莫斯科两地，稍稍放松了书刊检查制度，取消了对学术性著作的预先检查，定期刊物在缴纳保证金后可以免检。但在外省，仍然实行原来的书刊检查制度。 　　图书馆也在各地普遍建立起来，除了部分是公立的以外，大多数是由社会团体或私人开办的。 　　业余教育和学校教育 　　人民群众对知识的渴求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对教育也起了推动作用。教育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出现了—批专门研究教育问题的刊物，要求在群众中普及文化的呼声日高。教育家乌申斯基在谈到改革后出现的这股潮流时说：“俄罗斯人民已产生了要求学习的愿望，只要那里出现一所学校，在两三天之内就会额满，” 　　以在城市下层居民中普及文化知识为宗旨的星期日学校在全国许多城市盛行起来，很快形成为一个规模颇大的运动。这种星期日学校都由进步社会团体或私人组织开办，担任教师的有大学师生、学者、作家，乃至贵族、军官。劳动人民对这种学校十分欢迎，工人、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及其子女常常成群结队地到星期日学校来上课。乌申斯基说，他们愿意在一个星期的繁重劳动和生活之后用几个小时来学习是为了一种事业，“这种事业在他们看来不仅是有益的、严肃的，而且还有几分神圣的、宗教般的意味”。当时，有人发明了一种很有效的教学法，只需10来堂课的时间就能教会文盲阅读。这样的不要政府花一分钱的文化学校，1862年仅在彼得堡一地就有61 所，而在全国范围内则有300余所。但沙皇政府担心星期日学校成为传播革命思想的媒介，在1862 年下令禁止这类学校继续活动。星期日学校重新兴起，已是80 年代的事了。沙皇政府为适应国家发展的需要而在教育方面实行了一些改革。1864年，颁布施行了初等国民学校条例，其中规定社会团体和个人都可开办学校，但这些学校的教务应受县或省的教育会议领导。于是，马上出现了地方自治机关和私人开办学校的热潮。地方自治局办的初等学校的经费主要由地方自治机关和村社共同负担，在这些学校中教书的一般都是民主派知识分子。传统的私立农民学校——官方称为私塾——也普遍地建立起来，这种学校是由农民自己倡议开办、农民自己集资维持、由农民出身的教师来任教的。在许多地方，这种学校的数量超过了地方自治局办的学校。东正教会也力图控制初等教育，鼓吹“教会学校之外无学校”，并在政府资助下在乡村设立由神父监督的教区小学。总的来说，初等教育有较大发展，但仍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学龄儿童的大部分还是没有进学校读书的机会。俄国居民识字的比例在改革前是1：15，经过了30 多年之后，到1897年才提高到1：5。 　　1861年改革时，俄国共有85所中学，在校学生约25000人。1864年重新拟定的中学法规虽明确规定所有居民“不分等级、职业和信仰，其子弟均可升人中学”，但由于学费昂贵，一般劳动群众是无力供孩子读中学的。当时俄国特别需要专业技术知识，但政府出寸：政治方面的考虑却热衷于办古典学校，认为教授拉丁文和希腊文可以防止学生广泛地阅读和思考。在俄国这个异常缺乏专业人才的国家里，技术教育被视为与革命有关的东西而受到限制。只是在现实的要求日益迫切的情况下，政府才逐渐开办了实用专科学校。 　　改革后的高等教育受到政府严格控制。由于1861 年10 月大学中的民主主义学生运动，圣彼得堡大学一度被关闭。直到1863年，在自由主义反对派的强烈要求下，政府才颁布新的大学条例，恢复了1835年被尼古拉一世取消的大学自治，规定了教授会议的地位和作用。但在80 年代，重又施行了保守、反动的新规定以防范进步思想的传播。在改革后的年代里，综合性大学仅增加了敖德萨大学和托姆斯克大学两所。但各种专科学院的发展要快些，到90年代时已有30 所。这一时期，在高等教育中出现了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即大学生的成分多样化了，越来越多的城市市民以及少数农民的子弟进入了大学。到1880年，平民出身的大学生已占在校大学生总数的一半以上。 　　妇女文化启蒙运动 　　在60—70 年代，俄国妇女为得到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而进行的斗争演变成为一场令全社会瞩目的文化启蒙运动。 　　长期以来，俄国妇女的活动天地只是家庭，她们实际上被排斥于社会生活之外。19 世纪中叶，情况开始逐渐发生变化。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在俄国军队中有不少志愿女看护。60 年代初，有些人积极参与了组织星期日学校的工作。在虚无主义运动影响下，受过一点教育的俄国妇女都崇尚为民众工作的精神，只要是对人民有利的事情，不论是什么职业，也不论社会地位如何，她们都愿意去做，同时，许多贵族女子纷纷跑到彼得堡、莫斯科和基辅等大城市求学，希望获得一门专业知识以便摆脱家庭的束缚，谋取独立的地位。有些平民女子也走上了同样的道路。但是，当时俄国的大学是不向妇女开放的。妇女们要求开办女子大学或学院的愿望也遭到政府的拒绝。于是，妇女们自行在彼得堡各处开设了讲习所或客厅讲习班，邀请大学的教授们来讲课。妇女们表现出了强烈的求知欲望，她们经常要求教授把每门课程讲得比规定的更多更细，并且不愿放过任何学习的机会。在讲习班中，她们除了学习专门知识外，还就有关学校和教育问题展开讨论，拟订开办女子大学的计划。 　　她们还把眼光转向了国外，当得知国外的某所大学招收女生时，就马上前去求学。60年代，在海德堡、柏林、苏黎世的大学里，有不少俄国女子在学习法律、历史、数学、医学等各种专业。1867 年，娜杰日达·普罗科菲耶夫娜·苏斯洛娃在瑞士苏黎世大学毕业并取得医学博士学位，次年回到俄国当了妇产科医生，并因此而成为俄国第一位女医生。苏斯洛娃的父亲曾是个农奴，但会读会写会算，在尼古拉一世死后从主人那里赎了身，并当上了他的领地总管，后来举家迁居彼得堡。60年代初，苏斯洛娃积极参加了争取受高等教育权利的妇女运动，并曾在彼得堡大学和军医学院旁听，获得了初步的专业知识，为她以后的深造创造了条件。出身于将军兼地主家庭的科尔温—克鲁科夫斯卡娅两姐妹也是新一代妇女的代表。她们曾深受虚无主义运动的影响，在60年代末出国求学。姐姐安娜后来同一位法国革命家雅克拉尔结婚，积极参加了1871年的巴黎公社运动，是妇女联合会中央委员会委员，经常写文章、作演讲，在进行战斗时还当护士。妹妹索菲娅在柏林大学研究数学，成为第一流的数学家，受聘为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成为世界上第一位女教授。索菲娅著有微分方程、分析函数以及力学和天文学方面的专著，1889年被选为彼得堡科学院第一位女通讯院士。 　　尽管政府对于让妇女接受高等教育的问题不感兴趣，右派报刊不断地对妇女文化启蒙运动进行攻击和污蔑，但妇女们终于争得了开办女子高等学校的权利。1872年，一些从国外得了医学博士学位回来的妇女迫使政府允许她们自己筹款开办了一所女子医科学校。当俄国政府为防止在苏黎世读大学的俄国女子与流亡的革命者交往而把她们召回国时，妇女运动活动家又借此机会开办了几所新的女子高等学校。当时妇女的文化启蒙运动并不局限于争取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它还具有更为深刻的社会意义。妇女的斗争本身就是对旧秩序的否定，有许多年轻女子正是从这里开始走上参加社会政治运动的道路，成为反对专制制度的战士。 第五章 冲突、竞争和选择中的俄罗斯文化 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90 年代新思潮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俄国的社会矛盾变得空前尖锐，各种文化形态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先进的工业组织与中世纪的土地占有方式、欧化的城市与愚昧落后的农村、资本主义精神与宗法制观念、民主自由的要求与专制主义的现实，这些截然对立的东西同时并存。思想领域十分活跃，同工人运动结合的俄国马克思主义、经过调整的民粹主义、迎合资产阶级需要的合法马克思主义、纲领和策略趋于激进化的自由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潮纷纷涌现。文学艺术界竞争激烈，除了现实主义外，各种现代主义的风格和流派竞相登台。这是一个充满戏剧性冲突的时代、动荡不安和酝酿变革的时代、面临新的选择的时代。　　 　　马克思恩格斯与革命的俄罗斯 　　在谈到俄国马克思主义流派之前，了解马克思的学说在俄国传播的早期历史和它对俄国进步思想的影响是十分必要的。 　　马克思主义传入俄国始自19 世纪40 年代。别林斯基曾经读过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在1844年《德法年鉴》上的文章，并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藏书室中，也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从40 年代下半期到60 年代，侨居欧洲的西方派文学评论家巴·伊·安宁科夫、曾参加赫尔岑一奥加略夫小组的尼·伊·萨宗诺夫、“土地和自由社”的领导人之一亚·亚·谢尔诺一索洛维耶维奇以及巴枯宁等人都曾与马克思建立了个人联系。70年代开始，有更多的流亡的俄国革命者结交了马克思。1870 年初，以吴亭为首的一批俄国革命者在日内瓦成立了第一国际俄国支部，并请求马克思担任该支部在国际总委员会中的代表。他们坚定的革命性和决心把俄国革命运动纳入欧洲无产阶级运动轨道的志向，受到了马克思的关注和支持，马克思接受了他们的请求。随后，根据马克思的提议，俄国革命家格·亚·洛巴廷参加了国际总委员会。西方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开始成为俄国革命者研究的对象。60 年代末70年代初，民粹派对马克思的学说产生了强烈的兴趣。1869年，由巴枯宁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俄译本在日内瓦出版，这是最早的俄文版马克思著作。尽管译本还不完善，传入俄国的也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份，但它终究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标志。70 年代初，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俄文版在国外印行，并被偷运进俄国。1872 年，丹尼尔逊翻译的《资本论》俄译本在彼得堡公开出版。沙皇政府的书刊检查官估计这本书的读者不会多，能读懂的人更少，并且确信马克思的学说不能直接应用于俄国，因而允许其出版。但第一次印刷发行的3000册在一个半月时间里就售出了900 册，这在当时已是十分可观的数字了。民粹派分子不仅阅读《资本论》，还在一些宣传性小册子中引用和介绍其观点。后来，民意党执行委员会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指出：《资本论》已经成为“有教养的人手头必备的书籍”。俄国革命者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著作也是非常熟悉的。但民粹派的唯心主义立场使他们难以真正掌握马克思的学说。他们认为，走西方的发展道路必然要经历种种苦难，并将为不确定的未来付出过高的代价；资本主义并非俄国发展的必经阶段，只要推翻了专制制度，俄国农村公社的共产主义传统就将成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桥梁。因此，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看作是只适合于西方而不适合于俄国的理论，他们只是从表面上肤浅地理解马克思的学说，并且经常把它同蒲鲁东、巴枯宁、拉萨尔、杜林的思想混淆在一起。他们尊重马克思，但只在一定程度上有选择地接受马克思的思想，有时还竭力使马克思的观点适合自己的需要。 　　《资本论》俄译本在俄国出版后，俄国自由主义刊物《欧洲通报》曾发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尤·茹科夫斯基对它进行攻击的文章。茹科夫斯基以庸俗经济学的方法解释资本和利润的形成，说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不过是一种具有诡辩形式的乌托邦。为此，民粹派权威理论家尼·米海洛夫斯基在《祖国纪事》上发表了题为《卡尔，马克思在尤·茹科夫斯基的法庭上》的文章，反驳了茹科夫斯基对马克思的指责。但米海洛夫斯基是站在民粹主义立场上来捍卫马克思的。他认为《资本论》最重要的意义是揭露了资本主义的野蛮性，并且证明西欧资产阶级制度对俄国来说是有害的。他否认俄国存在资本主义，力图“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来说明马克思学说的主要原理不适用于俄国。他还认为，《资本论》表明作者具有“罕见的逻辑力量和渊博知识”，其理论是严谨、完整的，因而也是有吸引力的，但正因如此，对它不能完全“把门敞开”。民意党人列·季霍米罗夫也曾评论说，马克思的著作在研究资本主义国家时所具有的完整性和深刻性，在解释俄国的发展时就显得逊色多了；我们在马克思那里找不到我们革命进程的公式，他没有预言我们的未来，也没有为我们的行动提供纲领；在欧洲，马克思不仅是伟大的学者，也是政治领袖；但对于我们来说，他就缺乏后一个重要方面了。米海洛夫斯基和季霍米罗夫的这些观点反映了民粹派革命家对于马克思学说的一般态度。 　　马克思恩格斯很清楚民粹派世界观的弱点和矛盾，但认为他们思想上的不成熟是与当时俄国社会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并且特别赞赏他们坚定的革命意志、忘我的牺牲精神、国际主义的倾向和发动俄国农民起来斗争的意愿，热情地向他们提供忠告和给予支持。在思想上和理论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尽力帮助俄国革命者寻求正确的世界观和斗争策略。他们对巴枯宁主义和涅恰耶夫主义的批判，对于纠正俄国革命运动中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具有重要意义。1875年，在马克思的赞同和支持下，恩格斯在《流亡者文献》这一组文章中同著名的民粹派思想家拉甫罗夫、特卡乔夫等进行论战，指出了民粹主义理论的错误之处。此后马克思本人也不止一次地向俄国革命者指出过他们观点上的失误，并就俄国知识界普遍关心的问题发表意见。 　　俄国民粹派理论的重要基础之一是，只要清除了专制制度这一障碍，俄国便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而过渡到社会主义，具有合作和平均主义性质的农村公社为这种不同于西欧的方式提供了可能。但马克思认为，俄国面临的革命将是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对于俄国发展的道路问题，马克思持审慎的态度。在1877年末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中，他在批评米海洛夫斯基曲解他的学说时也谈到了这个问题“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 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山他以这种表述避免作出直接的明确的结论，但他已注意到并建议民粹派思想家考虑俄国已出现的“成为资本主义民族”的趋势。不过，马克思没有把这封信寄出。它是在马克思去世之后才被发现的。 　　在70 年代末80 年代初俄国出现革命形势的条件下，俄国革命者中对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和村社在未来发展中的地位进行着探讨和争论。他们都希望听到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意见。1880年，莫罗佐夫曾以民意党执行委员会的名义请求马克思发表一篇关于俄国公社问题的著作。1881年2月，由于对沃龙佐夫不久前在《祖国纪事》上发表的一篇试图证明资本主义在俄国没有基础的文章看法不一，查苏利奇代表流亡的革命者给马克思写信，请他就俄国经济发展的前景、特别是俄国土地公社的命运谈谈自己的看法。 　　查苏利奇在信中写道：“您不会不知道，您的《资本论》在俄国大受欢迎。……但是，看来有一件事您是不知道的，这就是您的《资本论》在我们关于俄国土地问题和我国农村公社问题的争论中所起的作用。您了解得比谁都清楚，在俄国这个问题是多么重要，多么引人注目。车尔尼雪夫斯基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想法，这您是知道的。我国的进步书刊，如《祖国纪事》在继续发挥他的思想。但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对我们社会主义政党来说尤其如此。甚至我国革命的社会党人个人的命运也取决于对这一问题的观点究竟如何。”查苏利奇的恳切陈词说明了马克思的学说对于俄国进步思想的巨大影响，也使马克思不能拒绝对这个问题给予答复。 　　马克思四易其稿，完成了给查苏利奇的简短复信。他在信中表示，他的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历史必然性的理论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关于俄国农村公社，马克思写道：“从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所进行的专门研究中，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 　　马克思对俄国公社和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看法，同民粹派的观点是有着原则分歧的。马克思不同意把俄国农村公社理想化，他认为公社本身不能成为俄国社会主义革新的泉源，只有在俄国人民革命使公社摆脱压迫、并且得到西方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的工人阶级的支持下，它才有可能成为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 　　1882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为俄文版《共产党宣言》作序时，进一步阐述了俄国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条件。他们在指出了俄国公社已经遭到很大破坏这一事实之后，对公社是否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公有制形式的问题，作出了他们认为“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比以前更加明确地把俄国公社的命运同俄国革命和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联系在一起。如果考虑到这时俄国的革命形势已经过去，革命者的力量已经消耗殆尽，因此也更谈不上引起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等等事实，我们也许可以把马克思恩格斯的这种表述看作是对民粹派世界观的间接批评，希望以此促使俄国的优秀分子重新审查自己的信念，转向科学的社会主义。 　　作为俄国革命家的顾问和朋友，马克思恩格斯关注着他们的思想发展，满腔热情地支持他们的斗争事业。马克思恩格斯不赞成民意党人的幻想，但认为他们提出的革命民主主义要求和争取政治自由、公民自由的口号是逐渐抛弃无政府主义和政治冷淡主义的表现。马克思恩格斯不同意把个人恐怖手段作为政治斗争的方式，但相信民意党人会把它看作是暂时的、迫不得已的手段。当民意党执行委员会在1881年3月10日给亚历山大三世的信中提出以召开立宪会议为条件来换取停止恐怖活动时，马克思恩格斯给予这一行动以肯定的评价，并认为这封信的坚定、平静而又克制的口气说明在革命者队伍中已经有人具备了政治家的思维和气质。马克思对另一个民粹派组织“土地平分社”，曾作过十分严厉和尖刻的批评，他谈到土地平分派“令人讨厌的学理主义”，指出他们的主要错误是反对一切政治革命行动，幻想“俄国应当一个筋斗就翻进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无神论的千年王国中去”。为了尽量影响民粹派革命家的思想，马克思欣然同意为民意党和土地平分社在国外共同出版的《俄国社会革命丛书》撰稿，答应把自己的著作交给丛书出版，并为它专门作序。 　　80年代初，俄国革命青年中终于有人开始相信，只有马克思的学说才能引导俄国革命运动走上正确的道路。 　　俄国马克思主义流派 　　19世纪70 年代末80 年代初，俄国已明显地走上了西欧所经历过的发展道路。资本主义在俄国土地上的迅猛发展，证明了民粹派的理论是没有前途的，同时也预示着西欧先进的无产阶级文化——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俄国获得巩固的社会支持。斯拉夫派的代表人物阿克萨科夫曾说过，只有“陷人民于满目荒凉”境地的那种发展，才能迫使人民接受西欧的先进思想。现在，资本主义确实使俄国人民的很大一部分贫困化了，欧洲思想的影响也因此而超出了贵族阶级的范围和知识阶层的圈子，扩展到了更广泛的群众。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迅速形成和发展起来，同资本主义的斗争使他们很快失去了从农村带来的种种政治成见。民粹派在农村中的活动遭到了失败，但他们在工人中的宣传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尽管这种宣传还不可能唤起工人的阶级自觉，但它发展了先进工人的民主主义意识，把他们引上了解放斗争的轨道。工人们正是从这里知道了欧洲无产阶级的生活和斗争，知道了第一国际和巴黎公社，知道了马克思。还在70年代中叶，彼得堡就出现了最初的革命工人组织、群众性的示威游行和罢工斗争，它们成为俄国社会冲突的一个新的重要内容。俄国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俄国的社会主义思想也开始从空想转向科学。只有从这个时候起，先进的俄国知识分子才在总体上不再是“聪明的废物”和“多余的人”了，他们从西方接受的先进社会思想才有可能在俄国找到实践的机会。 　　民意党人处死亚历山大二世的爆炸声，标志着解放运动和社会思想中的平民知识分子时期的结束。民粹派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与俄国现实生活之间的巨大矛盾迫使先进的革命青年抛弃错误和幻想，从民粹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1883 年9 月25 日，日内瓦罗讷河畔的一家咖啡馆里，一群俄国流亡者在聚会。土地平分社成员普列汉诺夫、查苏利奇、阿克雪里罗德、捷依奇和伊格纳托夫决定彻底放弃民粹主义，改变同专制制度斗争的纲领，成立一个新的组织——劳动解放社。这几个俄国人揭开了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运动相结合的序幕。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开始形成。 　　普列汉诺夫(1856—1918)在彼得堡矿业学院读书时就开始广泛接触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著作。70 年代后期他写的一系列文章如《俄国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任务》、《土地村社及其可能的前途》等虽是为民粹派的纲领和策略提供理论依据的，但也反映出作者非常熟悉马克思的经济理论。1880年流亡欧洲后，他加深了对西欧工人运动的了解，并着手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进行系统的研究。他的那些同志也都是具有传奇色彩的革命家，对西欧工人运动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有着丰富的知识。普列汉诺夫后来在回忆他和他的朋友们的思想转变时说：“没有和我们一起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人，很难想象出我们曾以怎样的热情去埋头钻研社会民主主义的文献，其中占首位的当然是伟大的德国理论家的著作。我们越是更多地了解社会民主主义文献，我们对自己原来观点中的弱点就看得越清楚，我们对自己的革命经验的看法就变得越正确……马克思的理论像一盏指路明灯，指引我们从巴枯宁影响下形成的错综复杂的思想矛盾中解脱出来。” 　　劳动解放社的首要活动是：把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著作译成俄文，在俄国传播科学社会主义；批判民粹主义理论，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研究和阐述俄国社会的重大问题。 　　劳动解放社把翻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战友的最重要著作视为在俄国传播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伟大事业，继1882 年《共产党宣言》俄文版问世之后，80 一90 年代由劳动解放社翻译出版的有《雇佣劳动和资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哲学的贫困》、《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路易·波拿巴的雾月18 日》、《论俄国的社会问题》(当时用的书名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论俄国》)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其中有些俄译本出版时还附有这两位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传略。马克思恩格斯曾专门为他们著作的部分俄译本写了序言。普列汉诺夫也为一些译本作序或作注，以使俄国读者更容易领会这些著作的思想。 　　普列汉诺夫和他的同志们认为，出版工人读物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手段，因此，劳动解放社一成立就着手准备出，版《现代社会主义丛书》，其宗旨是介绍马克思主义，阐明俄国当前迫切的社会政治任务。1884 年，又开始酝酿以介绍西欧各国工人运动为主的《工人丛书》。劳动解放社成员努力著述，尤其是普列汉诺夫，写出了一系列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奠定了俄国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基础。 　　1883 年和1885 年，普列汉诺夫所写的《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我们的意见分歧》作为《现代社会主义丛书》的两种先后出版。这两本小册子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批判了民粹主义，揭示了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根本区别。普列汉诺夫认为，俄国自农奴解放以来就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1861年改革意味着引进商品市场和工资劳动，俄国已经处于工场资本主义体系中，并且越来越资本主义化。随着俄国将进入工厂生产阶段，无产阶级将成为民主革命的领导者。为此，革命知识分子应尽可能迅速地组织工人政党，以便领导无产阶级首先推翻专制制度、实现民主和自由，然后建立起无产阶级的专政。他指出，俄国革命运动必须依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把俄国革命者“从当时的政治和实践的矛盾”的迷宫中领出来的“引路之线”；马克思的历史观“包括人类的整个文化史，只有在它们一般地不能成立时才不能应用于俄国”。恩格斯在收到查苏利奇寄去的《我们的意见分歧》一书后，对劳动解放社的理论活动十分赞赏，他写道：“我感到自豪的是，在俄国青年中有一派真诚地、无保留地接受了马克思的伟大经济理论和历史理论，并坚决地同他们的前辈的一切无政府主义的和带有一点斯拉夫主义的传统决裂。如果马克思能够多活几年，那他本人也同样会以此自豪的。这是一个对俄国革命运动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进步。” 　　劳动解放社成立不久，普列汉诺夫在1883 年秋草拟了《社会民主主义‘劳动解放社’纲领》。在收到国内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修改意见后，于1885 年完成了纲领的定稿，即《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纲领草案》。其要点是：工业无产阶级是唯一能够独立地争取社会主义的阶级；无产阶级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把劳动群众从资本的压迫下彻底解放出来；实现这一目的的前提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把生产的一切手段和产品转变为社会所有；社会民主主义者的首要任务是组织革命的工人政党，等等。普列汉诺夫把这个纲领视为对科学社会主义观点的阐述，而且提出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理论、战略和策略问题。尽管纲领草案还没有彻底摆脱民粹主义的影响，并在某些方面留有德国社会民主党哥达纲领的痕迹，对拉萨尔主义作了妥协，但它对于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 　　1894年，普列汉诺夫来到英国。他在伦敦经常与恩格斯会面，并向恩格斯表示：“我认为，我毕生的任务就是宣传您和马克思的思想。”而恩格斯也对普列汉诺夫的天才作了高度评价，说他“不亚于拉法格，甚至不亚于拉萨尔”。恩格斯曾对查苏利奇说：“我认为只有两个人理解和掌握了马克思，这两个人就是：梅林和普列汉诺夫。”在伦敦的几个月中，普列汉诺夫利用恩格斯的丰富藏书和不列颠博物馆的各种资料，写了一本阐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理论根源、批判自由主义民粹派的唯心主义观点的著作。这本书于1895年以别尔托夫的笔名在彼得堡出版，书名为《论一元历史观的发展》。 　　当时，自由主义民粹派指责马克思主义具有宿命论的毛病，说它判决一切国家，包括俄国，要永久忍受资本主义的痛苦，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是站不住脚的”。普列汉诺夫对此回答说：“辩证唯物主义并不判决任何国家走任何道路，它不指出对于任何民族在任何特定时间的共同的和‘当然的’道路；任何特定社会的往后发展永远是决定于其内部的社会力量的互相关系。”他指出，马克思正是据此在70 年代对俄国的发展问题得出了有条件的结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 年走上的道路，它将按照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而它一旦倒进资本主义怀抱以后，就不得不和其他民族一样服从资本主义的不可动摇的规律。马克思的俄国学生根据对俄国现代内部生活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俄国将继续沿这条道路前进。“没有根据可以使人希望俄国将迅速抛弃其在1861年后走上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 　　普列汉诺夫此书以当时大量的科学文献为基础，令人信服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并力图在哪怕是极有限的范围内发展其观点。作者渊博的知识和卓越的才华使这本书成为当时社会主义文献中最出色的著作之一，并使俄国马克思主义流派以高度的科学水平而享誉国际。在俄国国内，这本书深受革命者欢迎，“培养了一整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 　　在稍后发表的《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这两篇著作中，普列汉诺夫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就某些问题发表了独到的见解。普列汉诺夫批判地分析了因素论，认为把某种因素作为唯一因素的社会学理论是抽象的空论。他提出了辩证的社会观，把社会看作一个包括各种因素的整体。“历史的‘因素’是一些通常的抽象的东西，等到拨开了它周围的云雾，事情便变得很明显，人们并没有创造出若干种彼此分割的历史——法律史、道德史、哲学史等，而是只创造了一种历史，他们自己的社会关系史；这些社会关系是由各该时期的生产力的状况决定的。”普列汉诺夫捍卫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在历史实践中的积极创造作用的观点，他既反对否定人的历史主体作用的抽象的经济决定论，也反对主张英雄人物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而从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关系来解决这个问题：“领导人物的个人特点能决定历史事变的个别外貌，所以我们所说的那种偶然成分在这种事变进程中始终起着某些作用，但这种进程的趋势归根到底要由所谓普遍原因，即实际上是由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依此种发展为转移的人们在生产的社会经济过程中的相互关系来决定。”“有影响的人物由于自己头脑和性格上的特点，虽然也能改变各个事变的个别外貌以及各个事变的某些局部后果，但他们终究不能改变由别的力量决定的事变的一般方向。” 　　普列汉诺夫是一个博大精深的学者，也是一个西方化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他对俄国传统文化持绝对的否定态度，不仅否定这种文化中的专制主义，而且否定其中的农民民主主义。他认为，村社是俄国发展的巨大障碍，农民不是革命的主要力量，依靠农民和村社绝不可能在俄国建立起社会主义。他对俄国发展道路和革命进程的分析在某些方面与俄国自由主义的观点存在着一致。如果说自由主义希望俄国欧化，那么普列汉诺夫则希望俄国革命运动欧化。从本质上说，分别作为西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文化最高成就的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是与俄国传统文化不相容的。正因为普列汉诺夫的观点中包含着与自由主义结盟以对抗俄罗斯专制主义乃至民粹主义的倾向，许多民粹派活动家，包括拉甫罗夫和季霍米罗夫，都强烈谴责普列汉诺夫，说他试图瓦解革命力量，已经滚到自由主义的立场上去了。 　　普列汉诺夫是完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俄国人，也是20 世纪之前俄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领袖。他把马克思主义视为“一个完整的世界观”，他自己也有一个逻辑的、系统的、冷静的头脑。然而过分强调理论的逻辑力量和长期脱离俄国生活使他忽视了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并导致他在1903年之后倾向于孟什维克。但在上个世纪80 一90 年代，普列汉诺夫和劳动解放社的理论活动创立了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流派。 　　大争论：自由主义民粹派与“合法马克思主义” 　　19 世纪70 年代以来俄国社会的剧烈变动，使得关于俄国发展道路和前途的问题重又引起子思想界的关注。继30 一40 年代的思想斗争之后，一场新的大争论在80 年代展开，并在90 年代达到了高潮。争论的中心问题是：俄国是否应该、是否已经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俄国的社会矛盾将如何发展和解决?当时已在俄国开始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对争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不仅表现为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流派直接参加了论战，而且表现为代表农民小资产阶级利益的自由主义民粹派竭力从马克思的学说中寻找有利于自己的论据，而一些在工业高涨年代成长起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更是“迷恋”上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合法马克思主义”思潮。 　　民意党人的活动失败之后，民粹主义陷于绝境。在这种情况下，自由主义民粹派逐渐取代革命民粹派而成为民粹主义运动的主流。 　　自由主义民粹派的主要理论家包括瓦·巴·沃龙佐夫、尼·康·米海洛夫斯基、谢·尼·尤沙科夫、尼·弗·丹尼尔逊等。他们中有些人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有密切联系，并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作过贡献，但都没有真正接受马克思的学说。80—90 年代，他们经常大量地援引马克思的观点，但又竭力否定马克思学说对俄国的意义。沃龙佐夫甚至认为，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到沿着独特道路发展的俄国是对马克思的侮辱。 　　面对资本主义的现实，自由主义民粹派已不再否认其存在，但认为它在俄国是没有根基、没有前途的。沃龙佐夫断言，资本主义不可能在俄国经济中占统治地位。在自己最主要的著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中，他认为，资本主义在西方是一个历史过程，而在俄国则是移植和模仿。俄国农民是国家经济中的主要生产力，它“不是按欧洲政治经济学的法则”，而是为满足自己的需要来经营自己的经济的，它不需要资本主义的工业、银行和铁路。只要解决农民土地不足的问题，就不会形成破产的无产阶级。资本主义的生存不仅要依靠国内市场，而且还必须依靠国际市场；而在人为的保护下成长起来的俄国资本主义只有国内市场，因此不能发展为大规模的有效生产，只能保持一种剥削制度。沃龙佐夫的结论是：资本主义组织形式在俄国陷入了恶性循环，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导致人民贫困，而人民的贫困又危害这种工业形式的生存。俄国没有发展资本主义的基础，企图在俄国培植资本主义的一切努力都将是枉费心机。沃龙佐夫的上述观点在自由主义民粹派中是有代表性的，尽管其中关于俄国资本主义特点的某些见解是有道理的，但它在总体上是错误的，基本上是西欧小资产阶级思想家西斯蒙第学说的变种，虽然也机械地引用了德国经济学家洛贝尔图斯的理论和马克思学说中的某些观点。 　　自由主义民粹派认为资本主义是行不通的，但对村社是社会主义的萌芽和基础的说法也越来越怀疑，转而把希望寄托于巩固和发展“人民生产”即农民经济之上。他们说，由于改革后土地占有者出租土地，使人民经营的土地占了全国耕地的9／10；这种“人民生产”是与资本主义对立的经济潮流，它能使劳动阶级避免资本主义的灾祸，使他们获得健康、繁荣生活的种种福利；政府应改变“方针”，把支持和保护的对象从资本主义转到人民生产。 　　由此，自由主义民粹派放弃了革命民粹派以发动农民起义和进行密谋斗争以推翻现存制度的纲领，主张知识分子停止革命斗争而投入具体的文化工作，并与自由主义结成联盟，促使沙皇政府采取调整地租、改组农业银行等改良措施，以便“复兴人民经济”，改善农民状况。于是，“民粹派同自由派合为一体了”。 　　如果说革命民粹派看不到资本主义关系的存在，那么自由主义民粹派则是对这种存在作了不正确的解释，他们站在既反对农奴制残余，又反对资本主义发展的俄国农民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幻想永远保存小生产方式。列宁指出，自由主义民粹派站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不过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还认为从上面进行的改革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因此，他们只图修补这个社会，而不懂得那些诸如低利贷款、技术改良、农民银行之类的办法只会加强和发展资产阶级。他们实际上站到自由主义的立场上去了，并在客观上支持了那些受传统束缚最厉害、摆脱农奴制残余最缓慢的资本主义进化方式。当然，自由主义民粹派中还存在着代表农民小生产者利益的民主主义倾向，他们热烈真诚地主张让农民取得尽可能大的份地，尽可能少缴纳赎金，要求让农民在文化、法律和其他方面都享有充分的独立性，希望避免资本主义造成的苦难。 　　90年代，俄国工业的高涨使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要求趋于强烈，而随着工业高涨而成长起来的一大批工程师、经济学家、律师、经理，以及财政、统计和技术人员等也使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有了新的基础和动力。同时，日益显示出巨大理论力量的马克思主义也影响了新一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中的一些人力图用马克思的学说来证明俄国资本主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用西欧的实践和理论经验来说明俄国的问题。于是，形成了一股“合法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合法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之一是尼·伊·季别尔(1844—1888)。早在马克思的《资本论》在俄国公开出版并引起争论之时，季别尔就对马克思学说的来源和意义作了比较正确的理解，并反驳了茹科夫斯基和齐切林等人对马克思的批评。为了科学研究，他曾在伦敦结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他在出版于1885年的《李嘉图和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学说研究》一书中发表了许多深刻的见解，认为可以把马克思发现的资本主义规律应用于俄国实际。这本书为在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季别尔对马克思学说的本质是不理解的，这不仅表现在他把马克思的价值论解释为李嘉图理论的“改良”而看不到它们之间的阶级差别，而且也在于他不懂得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与其关于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掘墓人的观点之间的内部联系。季别尔虽然承认资本的积聚和集中将导致资本主义制度被另一个更加完善的制度来代替，但他错误地认为，这一更替可以通过合作组织的和平活动和资产阶级国家实行“国家社会主义”的措施等途径来实现。 　　90 年代，以彼·司徒卢威、米·杜冈一巴拉诺夫斯基、谢·布尔加科夫、尼·别尔嘉耶夫等人为著名代表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步普列汉诺夫之后尘，在有关俄国资本主义的问题上同自由主义民粹派展开论战。他们在《新言论》、《生活》、《开端》等合法刊物上不断发表文章，利用马克思经济学说中的某些观点论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前景，批判民粹主义理论，主张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1894 年出版的司徒卢威的《俄国经济发展问题评论》一书最早系统地表达了他们的意见，站在客观主义立场上分析和评价了俄国经济中的现实。杜冈一巴拉诺夫斯基的《俄国工厂的过去和现在》出版于1898 年，此书是说明俄国资本主义工业的起源和现状、驳斥民粹派关于俄国资本主义的“人为性”和“无生命力”观点的很有价值的学术著作。 　　但“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来理解和引用马克思学说的，他们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容，力图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同康德的唯心主义哲学和一些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的观点混为一谈，歪曲马克思的理论。例如，司徒卢威在他的著作中说马克思的哲学观点是经济唯物主义的，而“价值学说，如同在《资本论》第1 卷和第3 卷中所叙述的那样，无疑地有许多自相矛盾的地方”。杜冈一巴拉诺夫斯基的《俄国工厂的过去和现在》，虽然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写成的，但他很快就以马克思学说的全面批判者而闻名。布尔加科夫在其《资本主义与农业》一书中对马克思关于土地问题的学说进行了修正，认为造成农业落后和劳动群众贫困化的原因不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各种社会经济条件，而是自然规律、首先是“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作用。 　　“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曲解马克思的目的在于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具有“无限的潜力”和“强大的历史和文化力量”，是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罗·卢森堡评论说：“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无疑地对他们的论敌‘民粹派’取得了胜利，但他们的胜利超过了限度。在论战的热烈气氛中，这三个人——司徒卢威、布尔加科夫和杜冈一巴拉诺夫斯基——把他们的论点说得过火了。本来的问题是：资本主义就一般而论以及资本主义特别在俄国是否有发展的可能；而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在论证资本主义有发展的可能时，竟从理论上证明资本主义能够永世长存。” 　　“合法马克思主义”应该得到肯定的主要之点是它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当时，“合法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民粹派的论战是俄国思想界和学术界的一件大事。由于他们的论战文章和著作具有纯理论性质，所以能够公开、合法地发表、出版和宣传，从而使这种“合法的”马克思主义成为俄国刊物、书籍和大学中盛行的话题。它不仅得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欣赏和迷恋，甚至也受到一些资本家的欢迎：莫斯科商业资产阶级的刊物《俄国先驱》就为自己的利益而援引了“伟大的思想家和学者马克思的权威言论”。90年代，俄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曾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结成联盟，共同反对自由主义民粹派。1895年曾出版了一本《关于俄国经济发展的资料》，其中既有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也有司徒卢威等人所写的文章。列宁曾说：“我们所以能非常迅速地战胜了民粹主义并且使马克思主义思想(虽然是在庸俗化的形式下)广泛传播起来，也就是因为我们实行了这个联盟。”卢森堡在谈到90年代的大争论时也说：“这场有些地方相当精彩的斗智，十分有力地吸引住了90年代俄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并以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肯定的胜利而告终，它使马克思主义正式作为一种历史——经济理论而走进了俄国的科学领域。” 　　“合法马克思主义”是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力图使马克思的学说适应资产阶级需要的尝试。虽然他们在关于俄国资本主义问题上的看法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其政治倾向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在用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驳倒自由主义民粹派后，这些欧化的俄国资产阶级思想家便立即开始了系统的“对马克思的批判”，从根本上否定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革命的必要性，正式成为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左翼。“合法马克思主义”对俄国工人运动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它是俄国革命知识分子中出现的经济主义思潮的理论基础。经济主义认为工人阶级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经济斗争，政治是资产阶级的事情。因此，当俄国工人阶级开始组织政治斗争时，经济派的代表人物普罗柯波维奇、库斯科娃等人也像司徒卢威他们一样，转向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营垒。 　　列宁主义的诞生 　　从19世纪末开始，世界资本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垄断成为西方各大国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决定性因素。俄国在90 年代也出现了工业高涨，它的大工业生产在1893—1899 年间增长了一倍。虽然俄国在工业生产能力方面仍落后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在发展速度和集中程度上都超过了它们。俄国的资本主义也开始具有帝国主义的特征。但是，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历史中没有存在过一个充分自由竞争的时期，它现在的高度垄断也仍然保持着对沙皇政权的依赖，仍然受到封建主义层层密网的缠绕。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内，按照最现代化形式组织起来的大生产与大量的保留着前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早期剥削方式的中小企业、作坊仍然并存，先进的城市文明与笼罩着宗法制度、半野蛮性和十足的野蛮性的广大农村形成鲜明对照。俄国社会在资本主义关系与封建残余的尖锐矛盾和冲突中艰难地前进。深刻的社会对抗使俄国处在人民革命的前夜，时代呼唤着新的革命理论。 　　列宁就是在俄国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形成自己的世界观的。如果说普列汉诺夫等第一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是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经过痛苦的探索找到马克思主义的，那么90 年代为进步青年选择科学的世界观、接受马克思主义创造了较为有利的条件：俄国已不可逆转地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无产阶级的力量加强并开始了自己的斗争，国内已有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小组在积极活动。列宁先是研究了俄国进步思想家的著作，继而又开始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对俄国和欧洲先进思想的深刻了解和对解放运动实践的分析总结，以及实际地参与革命活动，使他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到90 年代中期，年轻的列宁已在俄国革命运动中崭露头角。 　　当时，在国际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内部，修正乃至否定马克思主义革命原理的倾向加强了。伯恩施坦分子利用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新现象，论证说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在俄国，也相继出现了“特殊的修正主义的俄国变种”——自由主义民粹派、“合法马克思主义”和经济主义等思潮。工人运动究竟是走改良主义的道路，还是走革命的阶级斗争的道路，这个问题无论在西欧还是在俄国都同样迫切地有待解决。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着揭露修正主义、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任务。列宁在同国内外修正主义的斗争中解决了俄国和世界革命运动中面临的一系列根本性的理论问题。 　　修正主义排除革命的方法，否定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必要性，认为通过和平的、议会的途径就能达到社会主义。90 年代中期，列宁在研究俄国社会经济和政治现实时，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剧烈变化也予以密切的注意。他指出，资本主义正在过渡到一个新的阶段，由于阶级对抗的扩大和加深，资本主义发展的“和平时期”将被革命风暴时期所代替。他把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视为马克思主义体系的重心，认为否认这一点就意味着把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归结为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工人阶级但愿能和平地取得政权，但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不能放弃使用革命手段。 　　当时盛行的一种观点认为，只有工人阶级构成人民群众的大多数时，它才能取得革命领导权，因此，在民主革命中起领导作用的只能是资产阶级，而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则还是遥远的未来的事情。列宁基于对俄国经济制度和阶级结构的分析，提出了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思想。他认为：“无产阶级在历史运动中的力量远较它在人口总数中所占的比例为大”，无产阶级是劳动人民唯一的、天然的代表，在俄国民主革命中，它将率领一切民主分子去推翻专制制度，并循着公开政治斗争的大道走向社会主义革命。列宁的这个观点是与普列汉诺夫的认识明显不同的。普列汉诺夫确信，俄国无产阶级的历史命运同西欧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命运是一样的，领导进步社会运动的只能是资产阶级。他们之间的差异在于，列宁是背向着自由派，而普列汉诺夫是面向着自由派的。列宁还得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农民的双重地位和双重作用的结论，“一方面，在贫苦农民空前贫困和破产的情况下，徭役经济的许多残余和农奴制的许多残余充分说明了农民革命运动的泉源之深，说明了农民群众革命性的根基之深。另一方面，无论在革命进程中，或在各种政党的性质中，在许多政治思想流派中，都显现出农民群众的阶级结构的内在矛盾，它的小资产阶级性，以及它内部的业主倾向与无产阶级倾向的对抗性。”②这个结论为无产阶级处理与农民的关系以及马克思主义者对待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态度提供了理论依据。在民主革命中，农民的革命性使无产阶级能够与之结成联盟；无产阶级政党要揭露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纲领中空想和反动的方面，但支持其中一般民主的条款并实行这些条款。这些思想不但对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俄国具有重大意义，而且也丰富了国际工人运动的战略和策略。恩格斯逝世后，第二国际各国党的机会主义倾向明显加强，他们把合法的议会斗争形式绝对化，背离了革命的传统。伯恩施坦声称，社会民主党应当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改良党”。列宁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和俄国解放斗争及西欧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经验，提出了关于建立战斗的、集中的、彻底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他注意到了西欧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弱点，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应该是社会革命的党、革命行动的党，这样一个党的主要任务就是“由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和组织社会主义社会”。在阐述建立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时，列宁批判了民粹派的主观唯心主义、“合法马克思主义”的客观主义以及经济派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只能通过自发的发展来实现的观点，在当时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前提已开始形成的条件下，在肯定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因素第一位的原理时，着重论证了主观因素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认为社会主义意识和用先进理论武装起来的革命政党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19 世纪90 年代是列宁主义诞生的时期。列宁在同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中、在研究历史进程中出现的工人运动迫切问题时所形成的一系列观点，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并使它更紧密地同俄国实际结合起来，同时也使俄国社会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度。 　　从俄国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出现到列宁主义的诞生，俄国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逐渐形成。这是由俄罗斯的优秀文化传统与马克思的学说融合而成的俄罗斯文化中的新成分。18 世纪末以来，俄罗斯的先进分子不断探索自由和解放之路，尤其是在19 世纪40—90 年代这半个世纪中，处在空前野蛮和反动的沙皇制度压迫之下的俄国进步思想界，“曾如饥似渴地寻求正确的革命理论，孜孜不倦地、密切地注视着欧美在这方面的每一种‘新发明’。俄国在半个世纪期间真正经历了闻所未闻的痛苦和牺牲，以空前未有的革命的英勇气魄、难于置信的努力和舍身忘我的精神，从事寻求、学习和实验，它经过失望，检查成败原因，参照欧洲经验，终于得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从拉吉舍夫和十二月党人的思想，到赫尔岑、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理论，到革命民粹派的学说和牺牲精神，这些俄罗斯民族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与俄国的马克思主义之间有着深刻的内部联系。 二、自由主义与专制主义 　　冲突：立宪与专制 　　在世纪之交，俄国社会经济的新发展使资本主义文化与封建宗法制文化之间的矛盾越发尖锐，这首先表现为俄国自由主义的激进化。 　　1899年，一些自由主义的地方自治活动家组织了一个名叫“聚谈”的团体。这个组织起先完全是建立在私人关系基础上的，但不久就成为自由主义活动家聚会的形式。“聚谈”没有明确的纲领，参加这一组织的条件是忠于地方自治原则并以实际活动为这一原则服务，因此，其中既有激进的左翼自由主义者，也有希望从官僚化的扭曲中重建自由主义君主制的斯拉夫派自由主义者。“聚谈”通过编辑出版一系列有关农业、地方自治和外国宪法方面的著作，扩大了自由主义的影响。但它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俄国自由主义反对派所建立的第一个政治团体。 　　进入20世纪后，群众性的革命运动重新兴起。沙皇政府在加紧镇压措施的同时，在工业城市中大力推行“警察社会主义”，即由警察局的暗探组织和控制工人社团，宣扬经济主义，以引导工人运动脱离政治斗争而沿着于制度无害的方向发展。政府把自由主义视为比革命运动更为危险的力量，认为它将从内部瓦解专制制度，因而采取措施削弱地方自治机关的权力，禁止它们议论政府的政策，取缔了叶卡特琳娜二世时期就已成立的自由经济学会，流放任何敢于提起宪法的自由主义者。 　　自由主义终于发出了“准备向官僚专制制度公开挑战的呼声”。1901 年6月，在非法举行的地方自治活动家代表会议上，有人高声叫道：“地方自治局的人们终于不得不讲话了，不然就永远不能讲了。”1902 年初，出现了一封由一些老地方自治人士写给各省地方自治活动家的公开信。这封信历数俄国、俄国人民及俄国自治制度的艰难处境，强烈谴责官僚政权的毫无理性和肆意横行，呼吁地方自治活动家采取坚决行动。这封公开信不仅是声讨专制主义的檄文，也是表达自由主义新纲领的宣言。信中指出：“我们的毫无作为和继续驯服……不仅等于是一种自杀行为。而且是对祖国的一种严重犯罪行为”，并声称：“我们是俄国的公民，况且又是‘上层’人物，我们必须保卫俄国人民的权利，对于力图镇压人民生活中的些微自由和主动精神的表现、力图把所有俄国人民变成驯服的奴隶的专制官僚必须给以应有的回击。我们是地方自治派，我们特别有责任保卫地方自治机关的权利，使它不受官僚的任意欺侮和压迫，保卫地方自治机关进行独立活动、广泛满足各个人民阶层需要的权利。我们不能再像一个犯了过失的小学生那样缄默不言了。”公开信还就扩大地方自治机关的职权范围、实现公民平等权利、使出版享有更多自由以及修改税制和治安法律等问题提出了要求。它最后号召地方自治活动家做“勇敢而刚毅的人”，“团结一致地、公开地、断然地提出我们的正义要求”，迫使官僚政府让步。 　　沙皇政府的高压措施加快了自由主义的激进化。1903 年11 月，多尔戈鲁科夫兄弟和沙霍夫斯科伊等人创建了“地方自治和立宪主义者同盟”，这个非法政治组织的目标是促使沙皇实行宪制。而“解放同盟”的诞生则把自由主义与专制主义的冲突推向高潮。 　　解放同盟的形成过程是从创办《解放》杂志开始的。大概是在1901年，一个由彼特隆凯维奇、维尔纳茨基、沙霍夫斯科伊等人组成的莫斯科自由主义小组产生了到国外去办报纸或刊物的想法。1902 年上半年，他们派人带着“被必须争取立宪的思想所激励的人”捐赠的10 万卢布到斯图加特，请流亡在那里的司徒卢威创办《解放》杂志。 　　1902年7月1 日出版了第一期《解放》杂志。杂志马上成为一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地方自治运动左翼活动家的中心。1903 年秋天，《解放》杂志在瑞士召开了一次撰稿人和资助人会议，标志着解放同盟的形成。1904年1 月，同盟举行了正式成立大会。解放同盟是自由主义激进一翼的政治组织，但没有严密的机构。解放派深信，实行立宪制度是俄国唯一的出路，应该以全部力量向专制政权挑战并使它声誉扫地。《解放》杂志呼吁“立宪主义者不应放弃任何可能促使独立的机关与专制制度之间的冲突尖锐化和制造这种冲突的机会”，要把“所有力量、所有精力用在制造普遍的不满和抗议气氛上”。由于确认了争取立宪可以走任何道路的原则，解放同盟主张实行土地的普遍国有化，为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进行辩护；它对工人运动的兴起感到高兴，愿意暂时放弃以资产阶级法制国家的思想与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对抗；它与除社会民主党以外的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对社会革命党的恐怖行动保持沉默乃至为之辩解。如此激进的纲领和策略在俄国自由主义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作为自由主义的一翼，解放同盟已远离了19 世纪自由主义的传统，并在实际上不仅同民粹主义、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同社会民主主义结成了联盟。这种倾向在自由主义运动内部逐渐成为主流。 　　另一些温和的自由主义者继续把和平改革的道路视为最健康、最可靠的争取立宪的道路。他们认为，地方自治机关就是未来立宪制度的基础，可以从这里演化出俄国人民的代表机构；这是一条很长的路，但在此过程中将培养出一批有经验的了解国家需要的治国人才，并最终代替原先政权的代表。以这种认识为基础，他们反对立即实行宪制。 　　在1904 年11 月的地方自治代表大会上，有关未来人民代表机构性质的问题引起了分歧。多数人要求的是具有立法权的议会，而少数人只希望有一个起法律咨询作用的机关。多数派的思想与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把法的原则作为改造俄国国家制度的基础，认为政权与人民的关系应由确定的法律秩序来体现。而少数派则强调政权与人民在道德和精神方面的一致性，认为应该以此来作为改革国家制度的基础。他们举了英国的例子来证明这种观点，说英国君主政权受到的限制不是来自宪法的法律形式，而是来自君主政权对自己与人民代表机构在道义上一致的深刻理解；而俄国的居民也有着宗教性质的感情和愿望，它们比法更为有用，并将在国家形式和秩序方面得到反映，使国家不经剧烈动荡而发展。这种观点的实质是主张在保持和发扬俄罗斯精神的前提下缓慢地改变国家制度，明显地表现出斯拉夫派思想的痕迹。但多数派和少数派在另一个重要问题上是一致的，即国家制度的改革要通过和平的途径、依靠政权和社会的合作来实现。大会拟定的给政府的备忘录表示，在俄国实现政治自由之前，任何一个具体问题都不能解决，因为国家没有巩固的法律秩序；而如果政府不进行改革，社会代表不能广泛地参与立法活动，也就不会有这种秩序。 　　解放同盟的多数领导人对地方自治代表大会表现出的妥协倾向感到担忧。为了阻挠地方自治运动与政府的和解，解放同盟在1904年底组织开展了声势很大的“宴会运动”。在以各种名目举行的宴会上，解放同盟的活动家们不断发表内容激进、口气尖锐的演说，其主旨是要求实现民主自由、召开立宪会议。宴会运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为纪念亚历山大二世司法改革40 周年的午宴竟有数千名自由主义者和知识分子参加。虽然出席者中不乏受美食诱惑或受好奇心驱使的人，但宴会运动本身仍显示了自由主义的力量，并加强了自由主义的激进倾向。 　　俄国在俄日战争中的失败加强了社会的反政府情绪，而在政府内部，“官方的自由主义”也再度抬头。内务大臣斯维亚托波尔克一米尔斯基为促成政权与社会的合作而指示起草了一道奏章，提出了实行自由主义改革的计划，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主张吸收选举产生的社会代表参加立法活动，建立一个协商性的人民代表机关。根据这个奏章的精神，俄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将发生一些新的变化，其实质是向立宪制度迈出谨慎的一步。然而，尼古啦二世对吸收社会人士参加国务会议的建议持怀疑态度。12 月12 日颁布的诏令删去了这一关键内容，只是许诺要扩大地方自治机关的权力、使农民逐步取得与其他等级平等的权利、改善非俄罗斯民族和非东正教徒的地位、对工人实行国家保险等。专制制度以自己的顽固立场扩大了它与自由主义的冲突，政府现在面对的是更加不妥协的社会。 　　在轰轰烈烈的1905 年，自由主义中的激进倾向成为主流，它的进步性也达到顶点，并在事实上同民主主义结成了反对专制主义的联盟，还在1904年底，自由主义左翼的影响就已渗入工人运动内部。在工人集会上，时常有人宣读解放同盟猛烈抨击专制制度的文章。这种宣传虽然并不鼓动革命，但也使那些尚未接受过社会民主党人宣传的工人逐渐懂得，整个政权都是与劳动者对立的。1905年1 月9 日彼得堡工人的请愿活动，与解放派骨干人物的建议有关。加邦的请愿书的内容，也明显受到了解放同盟纲领的影响。在“流血的星期日”之后，解放同盟在1 月中旬发动它所掌握的各种知识分子组织，展开了“学术团体运动”。莫斯科农业协会率先通过决议抗议1月9日的屠杀，提出了以普遍、直接、平等和不记名的投票来选举立宪会议代表的要求。随后，彼得堡的工程师、教师、医师、会计师、艺术家等先后举行代表大会、成立协会，频频举行讨论会、报告会，议论时政，宣讲民主制度和革命运动的历史。如果说宴会运动的主题还只是立宪，那么现在人们谈论的已是共和国了。激进的自由主义已不再期待由沙皇恩赐一部宪法，而要求召开立宪会议了。 　　在革命的冲击和自由主义的压力下，专制制度已不能照旧维持下去。2 月18 日，沙皇签署了内务大臣布里根起草的谕旨，表示在不动摇现存基本法的条件下，允许居民选出的代表更广泛地参加立法活动。激进的自由主义者注意到，这并不意味着专制君主制的改变。因此，他们继续坚持原有的立场。解放同盟把彼得堡的各个知识分子协会组织成“协会联合会”。5 月，又在14 个全俄知识分子职业协会的基础上成立了“全俄协会联合会”。解放同盟领导人确信，这样一个组织能吸引各左翼集团，而它的广泛代表性将使它能够发挥预备国会的作用。《解放》杂志直截了当地写道：“显然无能的政府应该向民族投降。如果政府不让步，民族将认为自己是自由的，并废除不愿自动下台的政府。”协会联合会宣称：“现政府的继续存在这一事实本身包含着严重的威胁，现在，反对这一威胁的一切手段都是合法的……大家要用一切力量、一切手段争取立即打倒夺去了政权的匪帮，用立宪会议来代替它。” 　　5 月的地方自治代表大会曾决定用向沙皇请愿的办法争取立宪制、公民自由和改组政府。但到7 月时，新的一次地方自治代表大会决定直接“向人民呼吁”。彼特隆凯维奇慷慨激昂地说：“只有一条出路。在这以前我们一直希望从上面实行改革，而从现在起我们的唯一希望就是人民。我们必须用简单明了的语言把真实情况告诉人民。政府的无能和无力引起了革命。这是大家都必须承认的事实。我们的责任是尽一切努力来避免流血。我们中间许多人为祖国效力已经多年。我们现在必须勇敢地走向人民，而不是走向沙皇。”大会通过的告人民书虽然表示希望和平地改造俄国，但号召人民“以联合的力量来保卫自己的生活、财产和权利”。它宣称，争取人的天然权利的斗争即便在破坏法律形式的条件下也是正确的；普选权是真正人民代表机关的唯一基础。 　　这些言行表明，自由主义已在总体上背离了与专制主义结盟的传统，而同革命的民主主义更接近了。在1905 年夏，对大多数俄国自由主义者来说，革命远比旧制度更能接受。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1861年以来自由主义与专制主义之间积聚起来的矛盾的爆发，而革命形势的发展和沙皇政权的不妥协立场为这种爆发准备了条件。 　　在一再拖延和抗拒之后，为使罗曼诺夫王朝免遭灭顶之灾，专制政权不得不作出让步。10 月17 日，沙皇发表宣言，确认了公民自由和立宪君主制的原则。俄国自由主义的目标实现了，但自由主义者很清楚，沙皇是在革命的压力下让步的，而他们自己在很大程度上也已成为这个革命阵线的一翼。彼特隆凯维奇写道：“19 世纪60 年代开始的改革，到1905 年由沙皇并非自愿的决定和人民的坚决斗争完成了。但是……宪制的这种产生方式能保证它的巩固性吗？”另一位自由主义代表人物马克拉科夫忧心忡忡地说：“在革命方面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纲领，在那里占首要位置的最低纲领是推翻君主制度，而不仅仅是专制制度；其最终目标，是要建立起一个完全的人民政权，建设社会主义。……对于那些把欧洲自由主义视为过时现象的革命政党来说，在俄国能够建立起欧洲所没有的东西，即新的社会秩序。……无论在哪里都不像在我们这个不文明的国家里这样，鼓动宣传受到的抵制是如此之少。” 　　l0月17日之后，俄国自由主义反对派成立了自己的政党。由解放同盟演变而来的立宪民主党反映了自由主义中彻底欧化的倾向，而十月十七日联盟则较多地体现了俄国自由主义中的妥协传统。在12 月武装起义失败后，革命转入低潮，杜马成为反对专制主义斗争的新舞台，自由主义在其中起了领导作用。但俄国自由主义由于其固有的弱点是不可能在没有群众运动的情况下战胜专制主义的，因此，当1906年夏天农民运动开始消退时，革命的结局也就注定了。但是，沙皇政权也不得不按照10 月17 日宣言进行改革。经修订后颁布的《国家杜马章程》和《国务会议章程》使原来由沙皇垄断的立法权由国家杜马、国务会议和沙皇三者分享；改组后的大臣会议成为俄国第一个近代意义上的中央政府；新的俄罗斯国家根本法参考了德国、奥地利、日本和英国等君主立宪国家的宪法，体现了资产阶级法制原则，限制了皇权，比较明确地划分了立法权和行政权，确认了基本的资产阶级民主和自由权利。这些变动反映了陈旧的专制制度与年轻的社会力量之间的均势：政府被迫以资本主义精神改革国家制度，而自由主义未能完全达到把政权交给代表机关的目标。 　　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俄国在西方化道路上发展的结果，是资本主义文化与封建宗法制文化激烈对抗的形式。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在1905—1906年的汇合形成了对专制主义的强大冲击，使革命具有波澜壮阔的外貌，但这两种力量的根本差异使他们不能持久地结合在一起。自由主义是由俄国西方化过程所造就的新文化的代表，在本质上是一种与专制主义对立的力量，但它软弱、容易动摇并在原则上拒绝采用暴力。与俄国农民联系在—起的民主主义则基本上产生于俄国东方式的社会生活基础，它以激烈的方式争取摆脱经济枷锁，但在总体上局限于经济目标。农民运动虽然提出了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平均分配等激进的经济要求，但与实行立宪制度、政治自由等政治要求几乎是无缘的。农民在反抗压迫的斗争中所捍卫的是陈旧的宗法制关系，因而实际上维护了现存国家制度的基础。而革命期间的工人运动也还未能摆脱经济主义的影响；唯一彻底革命的只有布尔什维克，但它当时甚至还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党。可见，第一次俄国革命之所以未能进行到底，主要原因是俄国的资本主义化还远未达到能够改造全部俄国生活的程度。 　　妥协：《路标》文集和斯托雷平改革 　　六三政变结束了第一次革命，开始了贵族与资产阶级结盟的时期。 　　革命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弥漫着悲观、失望以至反动的情绪，与专制主义妥协以推进改革的倾向再度成为自由主义的主流。1909 年出版了一本名为《路标》的文集，收入其中的7 篇文章的作者都曾是激进的自由主义者，多数还曾是“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是彼·司徒卢威、亚·伊兹戈耶夫、尼·别尔嘉耶夫、谢·布尔加科夫、波·基斯嘉科夫斯基、谢·弗兰克和米·格尔申宗。文集的中心内容是从思想和哲学上总结俄国解放运动和俄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列宁认为，文集包括了3个主题：“(1)反对俄国(和国际)民主派整个世界观的思想基础；(2)同近年来的解放运动宣布决裂，并对它大肆诬蔑；(3)公开宣布自己对十月党人资产阶级、对旧政权、对整个旧俄国所抱的‘高级奴仆’感情(和相应的‘高级奴仆’政策)。” 　　《路标》激烈批评19 世纪中期以来俄国知识分子中的激进主义倾向，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知识分子信奉唯物主义这种“最简单、最低级的空论”，教条主义地对待西方的社会学说。布尔加科夫写道：“我们知识分子在西方派时期对于西方新的政治和社会思想的理解只是停留在表面上，因而把这些思想同最极端、最激进的文化哲学形式联系在一起。”格尔申宗更为尖刻地评论说：“就对生活的理解而言，别林斯基以来的我们的政论史完全是一场恶梦。”文集认为，是过分的书生气导致俄国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趋向于革命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结果，在无政府主义、世界主义和虚无主义中迷失了方向，失去了同人民和国家的联系。在文集的作者们看来，激进的知识分子具有“爱民主义”、“拜民主义”的思想，他们在考虑自己对人民的义务时，没有用有关个人责任的观点去要求人民，相反总是以狂热的宣传去影响他们，把知识分子的政治激进主义移植到人民的社会激进本能中去，力图使自己获得众多的信徒而成为巨大的现实力量。这已经不仅是政治上、策略上的错误，而且也是道义上的错误。《路标》所谴责的激进知识分子首先是解放运动中的民主派，从这个意义上说，《路标》是自由主义再次同民主主义拉开距离的标志。 　　对于刚刚过去的革命，《路标》的作者表现出了强烈的憎恶。司徒卢威在题为《知识分子与革命》的文章中写道：“目前，反动的胜利已使许多人或是忘掉我们经历过的革命的错误，或是对此保持沉默。不可能有什么比这种忘却更危险的东西了，不可能有什么比这种沉默更肤浅的东西了。”他把革命视为一场灾难，“革命搞得不好……巧妙伪装起来的挑衅在制造革命方面起了作用。……工人群众(工人代表苏维埃)所发动的两次大罢工，一系列毫无理性和凶残的武装暴动，比这更坏的莫斯科起义，喧闹的第一届杜马选举，解散杜马后为进一步的武装起义所作的准备。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威吓政府并消灭它。而政府真的被吓住了，出现了战地军事法庭和无休止的死刑。然后，国家的惊吓成了通常的政治秩序……现在，需要多少年才能使国家走出这一停滞状态?”格尔申宗的一段话更明白地表达了他们对人民革命的恐惧：“我们是什么人?我们不仅不应幻想与人民结合，反而应该害怕他甚于害怕政府的刑罚。应该感谢这个政权用刺刀和监狱使我们免受人民的疯狂之害。” 　　在1905年的革命高潮中，激进的自由主义在如火如荼的群众运动感染下，愿意站在革命一边去反对专制主义。当时，他们用“美好的”、“强大的”、“健康的”这类形容词来认识和理解革命，希望革命能带来自由主义的胜利，就像1789年的法国那样。但在看到了他们所不能掌握的人民力量之后，他们对这种革命的看法根本改变了，因为它有可能把他们连同专制主义一起扫掉。《路标》充分反映了俄国自由主义的这一转变。 　　对革命的否定必然导致回复到传统的自由主义原则上去，即与专制主义妥协。革命后，无限的专制制度不再存在，但专制主义仍是强大的政治文化力量。《路标》认为，10 月17 日宣言的发表就应该是革命在实质上和形式上的完成。这一观点就是十月党人的主张，其实质是自由主义与专制主义联手，使俄国在立宪改造的道路上缓慢地发展。革命后，以十月党人为代表的温和自由主义重新得势，似乎也说明了俄国自由主义的历史道路和历史地位是命中注定的，不同专制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妥协和结合，它就无法存在下去。在俄国这样一个具有强大的东方式社会生活基础和传统的国家里，自由主义的目标是不可能在把政权排除在外的情况下实现的。 　　《路标》文集是总结性的，又是忏悔性的。它的结论是，俄国激进的知识分子走错了路，应该回到正确的方向上来，司徒卢威概括说，俄国知识分子的特点是它具有对于国家的非宗教的叛逆性，这一特点决定了它精神上的肤浅和政治上的不实际，而产生这一特点的原因就是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因此，“知识分子必须重新审查自己的世界观，其中包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观的基础——对个人义务的社会主义否定。搬去这块石头，这个世界观的整座建筑就被破坏掉了”。只有这样，俄国知识分子才能实现“精神上的再生”。 　　《路标》系统地反映了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政治、哲学和宗教观点，出版后立即引起强烈反应。官方和右派刊物兴高采烈地表示欢迎；布尔什维克称它为“自由主义者叛变行为的百科全书”；立宪民主党人或对其中过于露骨处进行更正，或与之论战，或表示唾弃。但无论如何，它确实可以被认为是俄国自由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路标。 　　如果说《路标》反映了自由主义转向与专制主义结盟这一变化，那么大臣会议主席斯托雷平的改革则意味着专制主义向时代精神的让步，表明俄国贵族的欧化达到了高潮，他们打算摆脱传统的束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斯托雷乎改革是继亚历山大二世改革之后政府自由主义的又一代表作，其核心是解决土地问题。1902 年以来，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愈演愈烈，而1905年的革命更清楚地表明，不解决这个问题俄国就不会有安宁和发展。为了在保持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条件下消除农民缺地现象，沙皇政府改变了土地政策。1906年11 月9 日的法令允许农民把村社份地确认为私产并退出村社，以期加快农村的分化。这个法令是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的纲领，标志着贵族地主阶级被迫下决心与传统决裂，以有利于自己的方式实行比较彻底的资产阶级变革。斯托雷平认为，“不用暴力来摧毁陈腐不堪的中世纪的土地占有形式，就不能为俄国的发展清除道路”。他抛弃了官僚地主对半封建的村社的迷恋，采取强力手段破坏村社，让掌握了金钱的人去购置地产，创造资本主义新农业的基础。还在1904年时，斯托雷平就曾在给尼古拉二世的报告中分析了俄国农业发展缓慢的原因。他说，村社制度对于农民的整个生活方式具有压倒一切的影响，“这个制度在人民心目中已经根深蒂固。不能说人民喜爱这个制度，他们只是不理解其他制度，认为采用其他制度是不可能的。同时俄国农民很喜欢大家一律平等，使大家达到一个水平，但因为不能使群众都提高到最能干最聪明的人的水平，所以优秀人物势必屈从于最坏的和最懒惰的大多数人的见解和意愿。”“个人私有制是对村社制的一个自然的平衡力量。它也是秩序得以维护的保证，因为小私有者是国家赖以稳定秩序的细胞”。这番话实际上也就是斯托雷平改革的理论依据。 　　1905年之后，反村社情绪在贵族、官僚中迅速发展，著名的右派人物鲍勃凌斯基伯爵在第二届杜马谈到土地问题时说：“不过在100—150 年以前，西欧的农民差不多都像我国现在这样过着贫困的、受屈辱的、不文明的生活。那里也像我们俄国一样有过按人口分配土地的村社，这是封建制度典型的残余，”是什么奇迹把西欧农民变成了“富裕的、既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的、有益的公民”?“这里只能有一个回答：创造这种奇迹的是农民的私有财产，这种财产在这里受到左派的深恶痛绝，然而我们右派将充分利用自己的全部智慧和虔诚的信念来维护这种财产，因为我们知道，私有财产是俄罗斯的力量和未来。”他认为，这就是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它将使俄国农民再不会步拉辛、普加乔夫的后尘，“他们会走上一切文明民族已经走上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关于俄国人民可能有某种独特的经济道路的梦想早就该抛弃了。” 　　俄国贵族地主阶级已不再把村社这种中世纪的形式作为自己统治的基础，也不再对农民的“宗法心理”抱有浪漫主义的幻想和期望，转而准备同新资产阶级分子、特别是农村的新资产阶级分子结成同盟。斯托雷平的土地纲领“无疑是经济上进步的欧洲式的纲领”，“浸透着纯资产阶级的精神。……是同资本主义演进的道路相适应的，它促进和推动这种演进，加速对农民的剥夺，使村社更快地瓦解，使农民资产阶级更快地形成。从科学的经济学来讲，这项法律无疑是进步的”。但是，由贵族地主阶级自己选择的变革方式必然具有反人民的性质，这是一条以牺牲广大农民群众为代价，加强地主的权力和收入，为沙皇制度扩大社会基础的道路。 　　斯托雷平和贵族提出的以破坏村社、推行私有制为中心的土地纲领从根本上说是同俄国自由主义的目标一致的。温和的自由主义政党——十月党——支持政府的方案，反对左翼政党提出的把全部土地收归国有、强迫地主出让土地等主张，认为“农民需要的是土地所有权”而不是在土地国有化条件下给予农民土地使用权，指责土地国有化方案“无非是要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仍旧是农奴制度，只是形式不同而已，把地主换成高利贷者和官僚罢了”，因为国有化实际上是使国家成为私有者。立宪民主党因不愿放弃对农民的影响力而不像十月党那样明确赞同政府的纲领，但在本质上也主张“文明的、欧洲式的、然而又是地主式的资产阶级农业演进”。 　　与这条农业资本主义的地主道路直接对抗的是农民道路。在前三届杜马中，农民代表不分党派，都一致要求把地主土地交给耕种这些土地的农民，使地产的分配更加符合平均原则和劳动原则。在反对农奴制残余的斗争中，“平等思想是最革命的思想”。但在这种进步的、革命的农民民主主义中，包含着落后的、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民粹主义的理论和纲领是农民土地斗争的真正的思想外衣”。农民代表要求把土地交给个人或自愿结合的协作社使用，表明了农民对传统村社的冷漠和对某种新制度的向往，但在否认私有权和实行平均原则的条件下，这仍然将是村社精神和方式的延续。民粹主义政党社会革命党的纲领直截了当地指出：“为了争取社会主义和反对资本所有制的基础，要利用村社和一般劳动的观点、俄国农民生活的传统和习惯、特别是把土地作为全体劳动者公有财产的观点。鉴于此，党将坚持把全部私人占有土地社会化……并过渡到社会占有和在平均使用基础上交给民主地组织起来的公社和地域性公社联盟支配。”党的领袖切尔诺夫解释说：“实行土地社会化意味着只要愿意就可以把整个农业的罗斯变成一个大的全俄土地公社。”这种主张的实质显然是维护宗法制度和自然经济，是与俄国进步的方向背道而驰的。 　　在经历了第一次革命后的俄国，资本主义文化与宗法文化的不同层面奇异地组合起来。斯托雷平改革意味着专制主义与自由主义结成经济学意义上进步的联盟，来对付革命的农民民主主义。但斯托雷平改革的政治目标是要建立沙皇政权的可靠社会支柱，以延缓专制主义危机的爆发；而在农民民主主义中，则潜藏着宗法势力对资本主义的反动。这种现象反映了俄国社会的深刻矛盾以及不同文化力量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斯托雷平的改革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代替宗法制的深刻社会变革，它以强制的手段推行一种新的文化。列宁甚至说：“斯托雷平和地主勇敢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最无情地摧毁了旧制度。”随着村社这种宗法共同体的瓦解，农民的分化加剧了，宗法自然经济受到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强烈冲击，俄国农业文化水平有了提高，越来越多地采用了集约经营方式、改进的轮作制、农业机械和化学肥料，农业产量、尤其是商品率也迅速增长。此外，村社的被破坏意味着俄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受到动摇和削弱，俄国农民生活条件和环境的变化使他们的精神世界也开始更新，旧的信仰逐渐丧失，新的观念开始形成，他们身上的宗法色彩日益淡薄了。 　　但斯托雷平的改革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之间的矛盾，无论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和村社份地占有制都未能彻底被消除。尤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改革没有能够像预期的那样使沙皇制度免于危机。因为从根本上说，资本主义是绝不可能成为专制主义的基础的，前者的发展必然导致后者的衰落。在经济上早已统治了俄国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也迅速地组织起来，资本主义精神开始对俄国生活产生更为广泛的影响。这预示着新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三、文学：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 　　批判现实主义的新发展 　　在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各种文学倾向和流派中，批判现实主义仍居于主流地位。除了继续活跃在文坛上的列夫．托尔斯泰外，又涌现出了一批享有声誉的新人新作。民粹派作家科罗连科(1853—1921)曾直接参加革命活动，并因此而被流放西伯利亚5 年。他的作品都以俄国人民的生活和民粹派知识分子的革命斗争为题材，如中短篇小说《马卡尔的梦》、《盲人音乐家》、《嬉闹的河》、《哑口无言》等。它们都充满着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精神。库普林(1870—1938)是这个时期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传统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士官学校毕业后不久就放弃军旅生活，先后当过记者、演员和杂技场工作人员，也体验过猎人和渔夫的生活。他的早期作品——中篇小说《摩洛》——真实地表现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奴役。1905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决斗》描写了戍边部队的生活，由于当时日俄战争正在进行，这部作品起了加强人民反战情绪的作用。库普林非常善于观察生活，特别是一些独特的小天地，如一座工厂、一家旅店、一个妓院、一个小酒馆等等。他的最著名的长篇小说《火坑》以俄国南方一个港口城市的烟花巷为题材，刻画了妓女的日常生活、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马明一西比利亚克(1852—1912)的长篇小说《普里瓦洛夫的百万家私》、《矿巢》、《黄金》等，真实地描绘了19 世纪后期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的生活习俗。维列萨耶夫(1867—1945)的反映世纪之交知识分子探索真理的中篇小说《无路可走》、《医生笔记》，也受到评论界的注意。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俄国文学中批判现实主义最杰出的代表是契诃夫(1860—1904)。 　　80年代，契诃夫以安托沙、切洪特等笔名发表了大量的短篇小说、小品、幽默作品、其中不少颇有萨尔蒂科夫一谢德林的味道，如短篇小说《在异乡》、《胖子与瘦子》、《普里希别耶夫中士》、《变色龙》等，以鲜明的细节刻画反映了俄国生活中的种种问题。从80 年代中后期开始，契诃夫拓展了自己的创作路子。1886 年的短篇《在途中》描写了一个“有新外表的旧式罗亭”，着重表现进步知识分子在反动年代的彷徨。稍后完成的剧本《伊凡诺夫》试图为俄罗斯文学中关于多余的人的形象作一个总结。中篇小说《草原》则以俄罗斯迷人的大自然为背景，表现了灰色的日常生活。 　　此时契诃夫已是一个相当独立和成熟的艺术家。他从俄罗斯现实主义大师的作品中汲取营养，同时又顽强地探索自己的风格。他明确表示，他不受各种流行的政治和社会思潮的左右，而只想做一个自由的艺术家；他心目中最神圣的东西是人的身体、健康、智慧、才能、灵感、爱情和免于暴力与虚伪的自由。他就是按照这个原则进行创作的。为此，列夫·托尔斯泰在80 年代末就把他称为“深思熟虑的作家”；文学评论家凯尔迪什认为，在他的创作中，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似乎第一次清楚地认识到了在此之前决定着思想和文学发展的一些社会意识形态的不足之处。 　　1890年下半年，契诃夫对俄国著名的苦役和流放地库页岛作了3个月的考察，准备报道那里的监狱情况。对俄国生活最黑暗角落的深入了解使他对专制主义政治有了更直接的感受。库页岛是不平等、暴力和奴役的象征，它在令人窒息的俄国生活中处处可见。契诃夫的作品中开始出现更鲜明的暴露主题。1891—1892年，俄国发生大饥荒。契诃夫和托尔斯泰、科罗连科等进步作家一起积极参加丁赈济灾民的工作，并揭露了政府的卑劣行径。短篇小说《妻子》反映了救灾这一题材。作品中的男主角阿索林利用赈济灾民工作为自己谋取“威望”和“道德”声誉，但他自己什么也不做，还竭力阻止和于预妻子和其他人所做的实际的救灾工作。这个人物实际上就是沙皇政府险恶特征的化身。发表于1892年的《第六病室》是契诃夫对他所处时代的社会和政治现实所作的最完整的不妥协的描述。精神病院的大夫拉金认为人能够在自我完善中得到拯救，他热心地宣传勿以暴力抗恶的说教，并为此同病人格罗莫夫争辩。格罗莫夫经常讲一些“很难写到纸上的”疯话，他讲到人的卑鄙，讲到蹂躏真理的暴力，讲到将来终有一天会在地球上出现的灿烂的生活，讲到时刻使他想起强暴者的冷酷和残忍的铁窗。但拉金看不到他的医院就是一座监狱这个事实，只是到了他被一帮官吏和兽医确定为精神病患者而被关进第六病室时，他才突然理解了他从未懂得过的精神病人的生活。90 年代末发表的两个短篇《套中人》和《醋栗》所表现的主题十分接近。《套中人》中的别列科夫就像萨尔蒂科夫一谢德林笔下那聪明的狗鱼，不仅力图把自己的身体、思想都藏到套子里去，而且力图把周围的一切都做上套子，直至他的雨鞋和雨伞。作者塑造了一个由黑暗、反动的时代造成的可怜而又可怕的侏儒，在他的躯壳中深藏着一个被扭曲的灵魂。《醋栗》描写的是私有者自我束缚的套子——他们的财产。尼古拉·伊凡内奇曾经对平谈无奇的官吏生活表示厌倦，也不愿像兄弟那样把自己关在私人小庄园里过一辈子。但他最终仍然摆脱不了为产业而操心，把自己束缚在呆板、狭隘、贫乏的生活公式中的结局。 　　90 年代，资本主义在俄国迅猛发展，它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向人们展现了随之而来的灾难和罪恶。作为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契诃夫不可能不关注和表现这一题材。在1897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农民》中，他无情而又真实地描写了资本主义：影响下的农村面貌和农民生活。1900年的另一部中篇小说《在峡谷里》一方面揭露了笼罩在富农、商人和高利贷者齐布金家中的露骨的、可怕的“黑暗势力”，另一方面反映了善良、纯朴而又默默无闻的人们的悲惨命运。在90 年代后期和20 世纪初期，契诃夫的创作重点转向戏剧，这种体裁使他更便于表现时代的矛盾和冲突，塑造典型形象。1896年完成并随即在莫斯科艺术剧院上演的《海鸥》是他在戏剧创作方面的第一次巨大成功。接着，他又相继发表了《万尼亚舅舅》、《三姊妹》、《樱桃园》等剧本。契诃夫的剧作在构思、人物、语言和性格表现方面都十分鲜明和生动，并突破了传统的戏剧形式，例如．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全剧由一连串对事情的感受和一些插曲构成，对白往往是表面看来没有联系的话。这些曾被人们认为是他剧作中缺点的东西在《海鸥》获得成功后被承认是他在戏剧创作方面的贡献。 　　契诃夫对普通人所遭受的不幸和苦难有着深切的同情，同时又擅长于细腻的心理分析，善于以幽默、超然的风格表现人们的内心世界。他的剧作色彩丰富多变，以至于人们难以断定它们是悲剧还是喜剧。对他的剧作常常有不同的理解，一些人认为其基调是悲观主义的，是对生活的辛酸的嘲笑；另一些人则认为作家通过剧中人某些富有朝气的预言表达了作家的乐观主义。 　　契诃夫最后一部也是最好的一部剧作《樱桃园》也引起了人们同样的深深的思考。《樱桃园》的主题是贵族及其文化的衰落和资产阶级的兴起。破落贵族加耶夫家的庄园——樱桃园未能保住，他们家过去的农奴、现在的商人洛帕欣买下了这块领地。契诃夫在剧本中让樱桃园旧主人“悲伤地”思考了自己的生活道路和结局，在进行讽刺的同时也表现出同情。他以审慎的态度塑造了洛帕欣这类人物：他让洛帕欣具有他所敬重的萨瓦·莫罗佐夫的某些品质，但并未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甚至对于剧中向往新生活的大学生特罗菲莫夫，作者虽然表现出好感，但也没有过于乐观的幻想。契诃夫在《樱桃园》中思考得很多、很深，但并没有明确的答案，他把结论留给读者和观众去做了。20世纪初，契诃夫注意到了俄国生活中正在酝酿剧变。他的最后一部短篇小说《未婚妻》塑造丁一个为崇高理想而同自己的生活环境决裂的姑娘娜佳。对娜佳离开县城时感觉的描写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她的面前展开了一种巨大的、宽广的未来，这在以前她是很少知道的。”契诃夫相信，人民将把握自己的未来，新的俄国将在巨大的苦难中诞生。但他没有能看到人民力量爆发的那天：第一次俄国革命前夜，1904年7 月1 日，他走完了44 年的生命旅程。契诃夫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最后一位大师，他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出了卓越的俄罗斯语言修养、简练和纯熟的写作技巧以及对生活的深入探索和真实感受。在契诃夫逝世前不久，一位朋友给他来信，由衷地表达了对他的钦佩和赞赏。信中特别提到了契诃夫具有对于一个天才来说最重要的品质：“您直视生活，全神贯注而不是浮光掠影。您用自己的眼睛来观察、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生活，既不去听别人如何议论它，也不只看那些内心希望看到的东西。这在艺术中是最难做到的，在作家中也是少见的。”这也正是契诃夫的创作的主要特色。 　　无产阶级文学的兴起 　　在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一些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中，已经存在着对资本主义俄国的深刻揭露和对工人生活的描绘。但反映无产阶级的斗争和追求、表现人民群众革命情绪的文学，是从高尔基开始的。 　　高尔基(1868—1936)，原名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出身低微，从小饱尝生活的艰辛，青年时曾两次飘泊漫游俄罗斯各地，对俄国人民生活有深刻的了解。在步入文坛并确立自己文学地位的过程中，他曾得到科罗连科、契诃夫、列夫·托尔斯泰等名作家的帮助和支持。在高尔基的早期创作中，革命浪漫主义作品占有重要位置，如处女作短篇小说《马卡尔·楚德拉》、长诗《少女与死神》、寓言式作品《伊则吉尔老婆子》、《鹰之歌》、《海燕之歌》等。同时，他也发表了不少反映下层人民生活和精神状况、抨击“被资本家统治和支配”的社会的现实主义短篇小说。1895年发表在科罗连科主持的《俄国财富》上的《切尔卡什》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的困境以及这个社会对他们的腐蚀，作者在表现刚进城的农民加夫里拉身上那种野兽般的贪欲时，也刻画了流浪汉切尔卡什的叛逆精神和不甘沉沦的品质。这篇现实主义杰作为高尔基赢得了声誉。与传统的批判现实主义不同的是，高尔基的现实主义作品不仅暴露和批判，还着力表现生活中的新生力量，颂扬和呼唤对官方社会和传统道德的反抗。 　　1899年，长篇小说《福玛·高尔杰耶夫》出版，意味着高尔基的创作达到了一个新水平。作者以资产阶级社会的丑恶现实为背景，塑造了一群个性鲜明的资本家形象。福玛·高尔杰耶夫置身于资产阶级之列，但对这个阶级贪婪和残酷的本性却无法忍受，并最终发出了强烈的抗议和警告。福玛叛逆的结果是被关进了疯人院。在俄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期，他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但他的预言却也是要应验的。小说的主角之一对工人说：“未来是你们的……未来将属于真正的劳动者……伟大的工作摆在你们面前!这就是你们必须创造新的文化。”在这部具有时代气息的作品中，高尔基还努力探索了新的现实主义艺术原则。 　　由于文学方面的成就，高尔基在1902 年被选为科学院名誉院士。尼古拉二世闻讯后大为震惊，下令取消这项决定。此举引起进步社会普遍的抗议，科罗连科和契诃夫因此而公开宣布放弃科学院名誉院士称号。 　　20世纪初，高尔基的创作重点一度转向戏剧剧本。1902年，莫斯科艺术剧院上演了高尔基的剧作《小市民》。这个剧本的基础是革命的无产阶级和守旧、自私的小市民这两种社会力量的冲突。剧中的火车司机尼尔是工人阶级的代表，他具有坚定地反对压迫的性格，决心“改变生活的时间表”，推翻这个世界，让全体劳动者享受幸福。尼尔同以别谢缅诺夫为代表的小市民观念进行了斗争，既反对老一辈小市民的庸碌保守，也反对新一代小市民的推崇教养和自由主义。由于剧本具有明显的唤醒群众、激励斗志的意义，莫斯科艺术剧院总排练这个戏的那天，沙皇政府如临大敌，在剧院内外密布警察、宪兵，进行监视和巡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回忆说，当时好像不是总排练，而是总攻击。 　　在高尔基的剧作中，最著名的是完成了1902 年的《底层》。剧情在一个充作旅店的阴暗的地下室里展开。通过对沦落于此的失业工人、落魄贵族、小偷、妓女、流浪汉等等的命运的描述，作者暴露和控诉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住在这里的人们都陷于绝望之中，但许多人还保留着一些可贵的品质，如热爱劳动、正直敦厚、追求诚实的生活、渴望真正的爱情，等等。然而，在那个环境里，这些品质成为讥笑挖苦的对象，被蹂躏、被污辱。高尔基用“赤裸裸的语言”描写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刻画出他们的个性和典型性。他还抨击了社会上流行的安慰哲学和“勿以暴力抗恶”的主张，呼吁人们积极干预生活，建立起与人的尊严相称的人道和正义的制度。作者曾特别指出，从剧中人沙金谈论人的崇高使用的那几段台词中，可以听出起义的信号。《底层》一剧很快风靡全国，受到广泛欢迎，并且超越国界，在欧美戏剧舞台上久演不衰。 　　1905年革命前夕，高尔基已是民主主义文艺界的思想领袖。当时，他参与主持的知识出版社出了许多反映民主主义精神的作品，这些作品起了为革命铺路的作用。1905 年1 月9 日事件后，高尔基因揭露和控诉专制政府的血腥屠杀而遭逮捕，在狱中，他创作了呼吁知识分子转向革命的剧本《太阳的孩子们》。出狱后又写了反映知识分子生活的剧本《野蛮人》。 　　1906年初，高尔基受布尔什维克委托到美国去宣传俄国革命、争取民主力量的同情和支持。在美国期间，他除了发表一系列抨击资本主义社会的文章外，还创作了剧本《仇敌》和长篇小说《母亲》。《仇敌》在俄国文学中第一次直接描写了俄国工人阶级在革命组织领导下进行的斗争，因而在俄国被禁止演出。《母亲》以俄国解放运动的第三个时期——无产阶级时期—一的社会生活为背景，描写了俄国优秀分子和人民群众的历史性活动。作者塑造的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成长起来的革命运动组织者巴威尔，是无产阶级文学中最早出现的完整的工人革命家形象。而通过对母亲从一个逆来顺受的女性到一个具有高度觉悟的无产阶级战士的描写，艺术地概括了20 世纪初俄国工人阶级政治觉醒和精神发展的过程。这部作品在美国杂志上连载之后，很快被译成多种文字广为流传，成为欧洲无产阶级“家喻户晓的书”。由于《母亲》的革命内容，它在作者的祖国只发表了第一部即被查禁。 　　1906 年到1913 年，高尔基侨居意大利的卡普里岛。在此期间，他写了著名的自传体中篇小说《童年》、包括20 篇故事的《意大利童话》和一些中篇小说。1913年末乘沙皇政府大赦的机会回到俄国后，从事进步文化的组织工作，如主编《编年史》杂志，创办大型刊物《纪事》、编辑出版《无产阶级作家诗集》，主持《真理报》的文艺栏。他同时仍然继续自己的创作活动，1916 年发表了自传体小说《在人间》。 　　高尔基在十月革命前的文学活动继承了俄罗斯文学的优秀传统，在艺术性和思想性方面都有独到之处。对生活的敏锐感觉、塑造人物性格的卓越才能以及对俄国社会“底层”的广博知识，这些都是他获得世界性声誉的重要因素。高尔基的作品奠定了俄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基础，被列宁称为无产阶级艺术最伟大的代表。他对革命前开始文学活动的一批无产阶级作家如绥拉菲莫维奇、杰米扬·别德内伊等人的思想和创作都产生过重大影响。 　　象征派和未来派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象征派文学的影响遍及世界，俄国也未能例外。象征派源于19 世纪80 年代的法国。1886 年9月，莫瑞亚斯、魏尔兰等作家在《费加罗报》上发表宣言，主张以象征的方法来表现生活潜在的奥秘。象征派作家的艺术观点以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感觉相应理论为基础，同时受到美国作家爱伦·坡的诗歌、瓦格纳的综合艺术思想、叔本华“世界即我”的观念和哈特曼关于绝对无意识的精神因素是万物基础的理论的影响。在写作技巧上，他们抛弃了描述性的形象，用含蓄的暗示和扑朔迷离的形象来表现“自在之物”和感性认识范围之外的思想，力图揭示“潜在的现实”、“世界的理想本质”和“永恒的美”，赋予作品更多的启示和感受。象征派是反对现实主义的一个艺术流派，其作品具有神秘主义、颓废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情调。 　　俄国象征派的先驱是弗·谢·索洛维约夫(1853—1900)。1891 年，他出版了一本诗集，其中显示出一种对现实的神秘主义观点。他的象征主义创作手法对勃留索夫、勃洛克、别雷等年轻一代俄国诗人产生了很大影响。 　　1894—1895 年，诗人勃留索夫(1873—1924)的两卷《俄国象征派》出版，这是俄国象征派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勃留索夫的这部著作中既有他自己创作的诗，也有他翻译的魏尔兰、莫瑞亚斯、兰波等人的诗。它扩大了象征派的影响，也使勃留索夫成为俄国象征派公认的领袖。勃留索夫主张“为艺术而艺术”，他早期的象征主义诗歌都脱离现实生活，迷恋幻想中的异国情调，有些还富于色情。20世纪初，他的诗的结构和题材开始发生变化，他的最主要的作品都出于这个时期，如《第三班值勤》(1900 年)、《石匠》(1902 年)、《匕首》(1903年)、《致全世界>>(1903 年)、《花环》(1905 年)等。勃留索夫的创作多以城市生活为背景，是俄国最早描写资本主义城市的诗人之一。他从城市生活现象中发现了深刻的矛盾，认为城市既体现了人类强大的创造力，又像“凶猛的无翼之龙”。他憎恶社会的不平等，在政治上倾向于无政府主义。1904—1905 年间完成的长诗《未来的匈奴》表达了对革命的欢迎，但只是强调了革命的破坏力量。在另一首诗中他写道：“我们可以在一起破坏，但是不能在一起建设。”勃留索夫在十月革命前创作的诗歌、散文以及文学评论中，都有十分明显的颓废倾向。他的另一项重要文学活动是在1904 年到1909 年间主持编辑了俄国象征派的代表性刊物《天平》，使象征派作家有了一个中心和自己的阵地。 　　1904 年，年轻的诗人勃洛克(1880—1921)发表了他的第—部诗集——《美女诗草》。在这部充满象征主义、神秘主义的作品中，诗人把神的智慧人格化为女性的“世界之灵”。勃洛克出身于知识分子之家，自幼受到艺术气氛的熏陶。他对普希金的浪漫主义诗歌和索洛维约夫的宗教哲学十分推崇，并在自己的创作中发展了他们的观念。勃洛克认为，音响是至高无上的，他创造性地运用韵律，使自己的诗具有琅琅悦耳的特征。1906 年，诗人曾表示放弃象征主义，他的作品中面向社会生活的倾向加强了，如反映城市生活的诗集《城市》、表现资产阶级社会的诗集《恐怖世界》、描写这一时代人的悲剧的剧本《玫瑰花与十字架》等。但作为一个富有才华和创造精神的诗人，勃洛克仍然不断地探索艺术创作的表现形式。他后来在1918年发表的著名诗篇《十二个》是一首卓越的印象主义长诗。通过富有特色的音调，韵律和语言，勃洛克按自己的感受理解革命，并表达了对未来的含义模糊的期待和呼唤。长诗曾引起了许多不同的解释和评论，有人称它是“谜一般的诗歌”。勃洛克别具—格的诗歌使他成为最有魅力的俄罗斯诗人之一。 　　安德烈·别雷(1880—1934)，原名鲍·尼·布加耶夫，也是俄国象征派的主要代表之一。由于受索洛维约夫神秘主义哲学的影响，他的兴趣从现实转向纯理论思维，并尝试以象征主义风格进行创作。1901年，他完成了散文诗《北方交响乐》。这是一部试图把散文、涛歌、音乐以至绘画结合起来的作品。这种新形式的艺术作品，作者又连续写了3 部。在传统的诗歌方面，别雷也在探索新的表现方法。他在诗中重复地运用不规则的韵律，发起了俄国诗歌在形式上的改革。从1904年到1909年发表的几部诗集——《蓝天中的金子》、《灰烬》、《瓮》——都表现了作者的探索和创新意识。别雷也写了一些小说，其中最有名的是作于1913—1914 年间的长篇《彼得堡》。在这部小说中，作者对沙皇俄国的政治制度作了象征主义的描绘和嘲讽。 　　其他比较有名的象征派作家和作品还有：明斯基，他除了创作象征主义的诗歌外，还写过《扪心自问》、《未来的宗教》等阐述象征主义艺术观点的文章；巴里蒙特，他的主要作品是诗集《着火的房子》、《我们将像太阳一样》。大约是在1910 年，俄国文学界出现了一种新的流派——未来派。这股主张建立未来艺术、否定传统文化的价值、提倡都市美学的风，也是从西欧刮来的。1909年，意大利诗人马里内蒂在巴黎的《费加罗报》发表的一篇阐述新的美学观点的文章中首创了未来主义(Futurism)这个词。1912 年，两个年轻的俄国未来主义诗人——维·赫列勃尼科夫和弗·马雅科夫斯基——发表了题为《给社会趣味一记耳光》的文章，反对艺术中的神秘主义和象征主义，但也否定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这篇文章是俄国未来派的宣言，而其作者则成为这一文学运动的核心人物。 　　赫列勃尼科夫(1885—1922)，在大学时攻读数学和语言学，但已产生了改革俄罗斯诗歌语言的想法。他是一个斯拉夫文化优越论者，热爱俄罗斯文化和俄罗斯语言。在成为俄国未来派创始人之后，他仍不断进行语言实验，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发现了一种所谓“超逻辑语言”，创造出使用词汇的新方法，开辟了“词汇的新天地”。这使得他的诗具有一些与其他未来派诗人的作品不同的特点：诗歌语言富有新意、鲜明生动，并因此而带有形式上的神秘感，难以为人普遍接受。在晚期作品中，他力图创造未来自由人类的“新的童话”和语言。他的诗歌和创作手法即便在他去世之后仍对苏联诗歌产生重大影响。在同赫列勃尼科夫一起发表俄国未来派宣言时，马雅科夫斯基(1893—1930)才19 岁。他是从1909 年开始写诗的，那时他作为一个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员被关在沙皇政府的监狱里。出狱后，他进入莫斯科艺术学院学习，很快成为正在形成中的俄国未来派的主要人物。马雅科夫斯基在诗歌创作技巧和诗歌语言方面进行了大胆探索。为了便于在群众中朗诵，他的诗多采用民间语言，但在内容上和形式上又别具风韵，不同凡响。1915 年和1916 年先后发表的长诗《穿裤子的云》和《竖笛》，其内容都是有关单恋悲剧的，反映了作者对现实世界的不满。 　　在1915年前后，一个与未来派有密切联系的文学批评流派也开始形成，这就是俄国形式主义。彼得堡和莫斯科分别出现了两个文学语言研究组织，它们都推崇瑞士语言学家费迪南·德·索绪尔的关于语言结构的观点，采取同未来派相似的立场，反对象征主义，强调作品的文字、形式和写作技巧而不重视内容。彼得堡诗歌语言研究会是由什克洛夫斯基(1893 一?)发起组织的。什克洛夫斯基曾以接近未来派的风格发表了诗集《铅色的命运》和理论著作《词的恢复》。他的形式主义观点集中反映在1917年所作的《艺术就是手法》中。形式主义的其他代表人物有波利瓦诺夫、特里亚诺夫、艾兴鲍姆、雅各布森、雅库宾斯基等。形式主义在20 年代前的俄国文学理论中占有重要位置，后来在西方也颇有影响。 四、流派纷呈的美术 　　现实主义流派 　　19世纪末20 世纪初，巡回派艺术已不再像70—80 年代那样在俄国美术中具有压倒性影向了。随着西方各种文艺新思潮的传入，现实主义传统面临着激烈的竞争。但老一辈的巡回派艺术家仍然活跃于画坛，新的现实主义画家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19世纪末最杰出的俄罗斯风景画大师是被称为“俄罗斯大自然的诗人”的列维坦(1860—1900)。列维坦生于立陶宛，1873—1884 年在莫斯科绘画雕塑建筑学校求学，受到萨弗拉索夫和波特列诺夫艺术风格的影响。他从1884年开始在巡回画派展览上层出自己的作品，1891 年正式加入了巡回展览协会。列维坦善于通过大自然中最平凡的题材和场面来表现其具有抒情意味的美感，他认为画家的任务是要揭示大自然的气氛，赋予大自然以生命的意义。他的早期作品《黄昏》、《春天》、《秋天》等就已表现出画家对于大自然有深刻而又细致的研究。1886年和1888年的伏尔加之行对列维坦的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伏尔加河上的黄昏》、《雨后·河塘》、《黄昏·金色的河塘》等作品表现了俄罗斯大自然的蓬勃生机和壮丽风貌。感情洋溢的抒情色彩和现实主义的表现力，使这些作品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对生活和未来的思考在列维坦后期的作品中得到了表现。1892年所作的《弗拉基米尔大道》描绘了驿车奔驰、旅人行走的大道，被流放的人们通过这条大道前往西伯利亚。画面充满着阴郁、惆怅的情绪，反映了作者对黑暗反动的俄国生活的感受。作于1894年的油画《长眠》是具有象征意味的：暗淡、忧郁的大自然景象表现了反动年代俄国进步知识分子内心的痛苦和不安。但列维坦也从大自然的和谐和壮美中获得对于未来的信心。90 年代下半期，他的一系列作品塑造了明朗、欢快、充满生命力的大自然景象，如《三月》、《春天一春潮》、《金色的秋天》、《清风》等。列维坦在身患重病时所作的最后几幅油画中，对大自然的表现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如富于诗意、引人入胜的《夏日的黄昏》、《薄暮·干草堆》和《湖》。列维坦的艺术风格的特点是清新、自然、凝练、抒情，他使风景画具有细腻的、可以体会到的人类感觉。与他同时代的画家涅斯捷罗夫说，他的创作为人们“展示了隐藏在每一处俄罗斯风景中的质朴而奥秘的东西——它的心灵，它的魅力”。 　　涅斯捷罗夫(1862一1942)，比列维坦晚三年进入莫斯科绘画雕塑建筑学校，师从别罗夫和普里尼施尼科夫，后来又进彼得堡美术学院学习。他以风俗画见长，80年代上半期的作品《软禁》、《鉴赏者》等的风格接近于巡回画派。之后，他转向历史题材，创作了《向沙皇请愿的人们》等作品。从80 年代末开始，他又着重表现与宗教信仰有关的题材。《隐遁者》和《少年巴托洛缪的幻觉》反映了俄国农民对于宗法制残余的依恋和对于宗教的幻想，作品把深刻的心理描写和诗意地再现自然风光结合起来，使画家得到了很高的声誉。90 年代所作的《谢尔盖的青年时代》、《祈祷的钟声响起的时候》、《庄严的削发仪式》也都是以现实主义手法来表现俄国农民的宗教观念和生活的。但在第一次俄国革命之后，他所经历的精神危机明显地表现在创作活动中。《神圣的罗斯》和为马丽英修道院所作的壁画表明，他的艺术远离了生活。但尽管如此，涅斯捷罗夫仍是19世纪末20 世纪初最有成就的现实主义风俗画家之—。 　　在世纪之交的俄罗斯现实主义肖像画方面，谢罗夫(1865—1911)是享有声誉的大师。谢罗夫9 岁时就随列宾学画，后来又在彼得堡美术学院受到严格训练，20 多岁时就创作了《少女与桃子》、《阳光下的少女》等堪称典范的杰作。随后，他又出色地表现了画家列维坦细腻而又深沉的精神风貌、意大利歌唱家泰玛尼奥坚强自信的性格和作家列斯科夫的聪明睿智。这些肖像画表明，谢罗夫具有深刻揭示人物内心世界和性格特征的卓越才能。19 世纪末20 世纪初，谢罗夫脱离巡回画派而加入了现代主义艺术家团体“艺术世界”，但他在探索现代派艺术的同时继续创作了为数众多的现实主义肖像画，如鲁科姆斯卡娅、阿基莫娃的肖像以及高尔基、叶尔莫洛娃、费多托娃、夏里亚宾等文化活动家的肖像。他巧妙地运用所有艺术手段来服从于肖像上的思想，并往往放弃全面表现人物的精神而强调其主要的本质特征。这一时期，他的肖像画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被公认为刻画典型和揭示性格的大师。 　　无产阶级的生活和斗争在这个时期的绘画艺术中也开始得到体现。卡萨特金(1859—1930)是俄国第一个用现实主义风格反映这一主题的画家。他的早期作品多以民间生活为题材，但到了90年代，在蓬勃兴起的工人运动的影响下，他把注意力转向工人阶级。他数度深入顿巴斯煤矿的工人之中，创作了一系列反映他们的艰苦劳动、贫困生活和坚强意志的油画，如《拖煤车的工人》、《重伤》、《煤矿女工》、《煤矿工人》等。90年代后期所作的《在区法庭的走廊上》、《女犯会见亲人》则表现了沙皇制度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在第一次俄国革命期间，他画了许多反映革命事件和战斗的人民的油画和素描，如《1 月9日》、《搜查之后》、《女工袭击工厂》、《工人—战士》等。 　　印象派、象征派、抽象派、射线主义和至上主义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在西方各种艺术新潮的影响下，俄国美术界也出现了不少新流派。 　　19 世纪60—80 年代，法国画家马奈、莫奈、雷诺阿、毕沙罗等开创了一个新的艺术流派——印象派。80 年代末，俄国一些艺术家也开始以印象派风格进行创作。印象派力求完全自然、不带成见地描绘变动着的现实世界，表现自己的瞬间印象，在光和色的运用上使油画艺术发生了一次突变。俄国最主要的印象派画家是科罗文(1861—1939)。他是印象派外光画的大师，绘有抒情风景画《冬天》和富于激情的风俗画《露台边》。在舞台美术设计方面，他也受印象派风格影响而形成潇洒、绚丽的特点。雕塑家特鲁别茨科伊(1866—1938)也着意于表现印象派所追求的瞬间的运动和流动的形体，他创作的《骑马的列夫·托尔斯泰》和彼得堡的《亚历山大三世骑马塑像》是俄国印象派雕塑的代表作。印象派的创作仍遵循现实主义原则，稍后出现的象征派则是一个与现实主义传统彻底决裂，不以对现实的观察为准则，而以更具主观性的推理或情感想象为表现内容的艺术流派。同象征主义文学一样，象征主义美术主张采用寓意性的手法，通过形式和色彩来强调自己的感觉。 　　象征主义对俄国绘画艺术的影响在弗鲁别里(1856一1910)的创作中得到了最明显的表现。弗鲁别里毕业于彼得堡大学，后来又进美术学院学习绘画，曾创作过一些现实主义的作品，但对新的表现方式的追求和丰富的想象力很快使他成为俄国象征主义艺术的主要代表。欧洲象征主义绘画多选择宗教和文学题材，弗鲁别里也不例外。80 年代后期他住在基辅时曾为基里洛夫小教堂作了壁画和圣像画，这些宗教画的装饰具有现代色彩，给人以神秘莫测的感觉。后来，他用象征主义手法创作了多幅以魔鬼的形象来表现个人主义者的毁灭的油画，并以象征主义原则处理了大量从神话传说和古典文学作品中发掘出来的题材。即便是描写大自然的油画，作者也赋予其令人遐想的神秘色彩。1890年所作的《魔鬼》和1900年所作的《丁香》是弗鲁别里最杰出的作品，它们的用色具有装饰性和戏剧性的效果，清晰得如同晶体，而其形象则体现了象征的、哲学的概括。弗鲁别里的这种风格不仅反映在其油画中，在他的雕塑和装饰壁画、玻璃镶嵌画中也可以看到。 　　在欧洲，象征主义运动极大地影响了后来不断涌现的被通称为现代主义的各种艺术流派，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否定传统、标新立异，突出强调形、色、线、面的抽象本质。1898 年，—些俄国画家在彼得堡成立了一个名为“艺术世界”的现代派美术团体，并编辑出版同名刊物。“艺术世界”的主要发起人是别努阿(1870—1960)。别努阿的艺术观点是唯美主义的，他反对巡回派的艺术主张，认为“艺术世界不依赖于生活，而且它还高居于生活之上”。他的主要作品有以17—18 世纪法国宫廷生活为题材的《路易十四散步》、《侯爵夫人的浴场》等，以及为瓦格纳的《诸神之死》、切列普亍的《阿尔米达的亭子》、斯特拉文斯基的《彼得鲁什卡》等歌剧和舞剧所作的舞台布景。 　　“艺术世界”的现代派艺术家们对俄国美术中的两个方面——舞台布景和书籍插图——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除了别努阿外，亚，雅·戈洛文也创作了不少优秀的舞台布景，其中现代派气息最浓的是为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和莱蒙托夫的《化妆舞会》所作的舞台美术设计。在这方面享有声誉的还有康·阿·科罗文、列·萨·巴克斯特等人。巴克斯特还曾创作了不少以希腊神话为题材的插图。伊·雅·比利宾把现代主义风格和俄罗斯民间装饰的特点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画风。他为俄罗斯壮士歌《伊里亚·穆罗梅茨》和普希金的《金鸡》所作的插图非常有名。 　　抽象派是现代主义艺术的极端表现，其基础是肯定色彩、线条和几何形体具有足够的内在的美和表现力，有意回避或隐藏任何清晰可辨的现实形体，完全依靠主观审美因素进行创作。俄国抽象派绘画的创始人之一是康定斯基(1866一1944)。他在莫斯科大学主修的是法律和经济，绘画只是业余兴趣。1889 年到沃洛格达进行种族史调查时，对俄罗斯民间绘画的绚丽色彩和非写实风格产生了深刻的印象。1893 年获博士学位后在大学任教，但对绘画仍不能忘怀。3年后去慕尼黑学院进修美术，至1900年结业后终于成为职业画家。康定斯基对欧洲艺术流派很有研究，他的作品既吸收了后印象派的点彩技法，也运用了德国的表现主义、法国的野兽主义等现代主义流派的非写实手法。俄罗斯传统的绘画风格，如莫斯科的圣像画和沃洛格达的民间美术，在康定斯基的创作中也有表现。大致从1909 年起，康定斯基转向纯抽象绘画。1911 年出版的《关于艺术中的精神》一书对抽象主义的发展有较大影响。他的艺术活动主要是在德国和法国进行的，是慕尼黑先锋派运动的重要人物，曾参与创立新美术家协会和青骑士社，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返回俄国。作为一个富于开创精神的画家和美学理论家，康定斯基在欧洲和俄国的现代艺术中留下了很深的痕迹。在20 世纪初期，俄国画家还创立了两个抽象主义的艺术流派——射线主义和至上主义。 　　射线主义是由拉里奥诺夫(1881—1964)和冈察罗娃(1881—1962)首创的。这是俄国抽象艺术的一个早期发展阶段。拉里奥诺夫曾运用过印象主义手法创作风景画，也仿效过法国的野兽派画了一些怪诞作品，后来又深受立体主义和未来主义的影响。冈察罗娃早期主要从事雕刻，从1904年开始集中精力于绘画，也作过立体主义和未来主义风格的尝试和探索。他们的射线主义就是在综合立体主义和未来主义特点的基础上形成的。立体主义最早流行于法国，其主要代表有毕加索、布拉克等人。立体派把艺术的造型一认识任务减少到最低限度，而把形式的试验放在首位。他们在平面上以简单的几何图形组成立体形象，把复杂的形体分解为简单的形体，改变了现实世界的形象。而以意大利为中心的未来主义在绘画方面的表现是注重画面的能动感，力求反映在特定环境中同时出现的事物，如同时描绘视觉和听觉，采用剪裁、拼凑、堆砌形体和多次重复主题的手法。俄国的射线主义特别追求在两度空间中描绘反射光的空间特性。拉里奥诺夫在1913 年发表的射线主义宣言中对这种绘画方法进行解释时说，它所注重的是由不同物体反射的光线相互交错而组成的空间形式。拉里奥诺夫在1909 年画出第一幅射线主义作品《玻璃》。冈察罗娃所作的《猫》是她的射线主义代表作。他们两人作品中的放射状线条，与未来主义绘画中有力度的线条十分相似。 　　1913 年左右，俄国画家马列维奇(1878—1935)首创了一种采用纯几何形体的抽象艺术流派——至上主义。马列维奇曾先后在基辅艺术学校和莫斯科美术学院学习绘画，早年曾追随立体主义和未来主义风格。他的第一幅至上主义作品创作于1913年，这是用铅笔在白底上画的一个黑方块。马列维奇在谈到这幅作品时，把黑色方形比作感情，把白色背景比作感情之外的表现。至上主义艺术把各种颜色的简单几何图形如正方形、三角形、圆形拼在一起，后来进一步发展为把各种立体形体堆砌到平面上。马列维奇早期的至上主义作品都用简单的几何形，颜色只用黑、白、红、绿、蓝几种。而在1916 一1917 年间的作品中，几何形更为复杂，如圆的局部、三角的顶部等；色彩也更为丰富，增加了褐色、桃红、紫红等颜色：空间关系更加复杂，画面具有三维空间的视觉印象。1918年完成的《白上之白》一画意味着他的至上主义试验和探索已达到一个新的层次，整个画面上没有色彩，在白色的背景上只有几条朦胧不清的方形轮廓线。 五、舞台艺术和音乐的革新 　　戏剧 　　现实主义戏剧艺术的发展是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涅米罗维奇—丹钦科这两位著名导演和戏剧艺术理论家的活动联系在一起的。1898 年，他们共同创建了莫斯科艺术剧院，并使它成为俄国戏剧艺术的中心。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1863—1938)在儿童时代就对戏剧有很大兴趣，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其家庭有关：他的母亲是一个法国女演员的女儿，父亲是一个制造商，他们都喜欢艺术，与莫斯科的文艺界人士过从甚密。14 岁时，他组织了阿列克谢耶夫家庭剧院，作为业余爱好者走上了舞台。1888年，他与文艺界的一些朋友创立文艺协会，并附设一个业余剧团，在其中探索表演艺术。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建立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开辟了一个新天地。1898 年，他和涅米罗维奇一丹钦科共同执导原已演出失败的契诃夫的剧作《海鸥》，获得很大成功。他们共同形成了一种新的表演风格，即注重揭示内心世界，强调对角色的阐述应以对剧作家意图的理解为基础，激发演员的创造性，要求演员的表演同布景、灯光、音响效果组成统一的艺术形象。在艺术实践中，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逐渐形成了一套舞台艺术理论。他认为，戏剧是具有社会意义的艺术，演员负有影响和教育人民的责任，因此，演员只靠外部表情不足以表现人物，而必须首先仔细研究剧本，有了体验后才能登台演出。他把这种艺术方向称为“体验艺术”，它注重在表演中再现真实感情，而不像“表现艺术”那样追求外表的感情变化。他的戏剧理论对俄国和世界戏剧艺术都有很大的影响。 　　涅米罗维奇一丹钦科(1858—1943)也是在少年时代就涉足戏剧艺术。在莫斯科大学读书时，又显示了文艺评论和戏剧创作的才能，他的剧本在小剧院上演时受到高度赞扬。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一样，他也是俄罗斯戏剧的大改革家。他不断地对各种舞台效果进行试验，他的一些戏剧艺术思想后来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吸收进自己的理论体系。 　　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涅米罗维奇一丹钦科为核心的莫斯科艺术剧院聚集了一大批优秀的戏剧演员，其中有奥·列·契诃娃、伊·米·莫斯克文、瓦·伊·卡恰耶夫等。艺术剐院刻意追求舞台艺术，的创新，在这里上演的剧目都有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契诃夫和高尔基的革新话剧是艺术剧院最先演出的。后来，果戈里、奥斯特罗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也被搬上舞台。在西方剧作家中，易卜生、霍普特曼的作品最受艺术剧院推崇。 　　芭蕾舞剧 　 20 世纪初，俄罗斯芭蕾艺术也经历着重要的变革。在玛丽亚剧院，著名编导福金(1880—1942)主持上演了一些革新的芭蕾舞剧，引进了先进的戏剧和绘画艺术，并利用了一些原来不是为芭蕾舞剧所作的音乐，如里姆斯基一科萨科夫和柴可夫斯基的交响乐，力求在芭蕾舞剧中表现现实生活。莫斯科大剧院的芭蕾舞演员和编导阿，阿·戈尔斯基也致力于芭蕾舞剧的革新。许多芭蕾舞演员的卓越表演，使俄罗斯芭蕾享誉世界，被公认为是一流的艺术。玛丽亚剧院的安娜·巴甫洛娃(1881—1931)以演出圣一桑的《天鹅之死》享有盛名，这是福金专门为她编导的独舞。她的表演优雅而又富于诗意，具有很强的魅力。1909年，她参加了巴黎的“俄罗斯季节”的演出，第二年开始又率领自己的剧团在许多国家作巡回演出，扩大了俄罗斯芭蕾艺术的影。向。此外，卡尔萨维娜、瓦甘诺娃、尼任斯基等人也为俄罗斯芭蕾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歌剧 　　彼得堡的玛丽亚剧院和莫斯科大剧院仍然是俄罗斯歌剧艺术的中心，但在1885年由热心赞助文化艺术事业的大资本家萨瓦·伊凡诺维奇·马蒙托夫创办的私营俄罗斯歌剧院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俄罗斯歌剧院不但热情介绍俄罗斯作曲家的作品，上演子许多不能跻身于皇家剧院舞台的歌剧，而且还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歌剧演员。著名的俄罗斯男低音歌唱家、现实主义表演艺术的杰出代表夏里亚宾(1873—1938)的成长就是与私营俄罗斯歌剧院联系在一起的：1896 到1899 年间，他曾在这里扮演了许多角色，艺术才能得到培育和发挥，并因此而成名。之后曾多次去欧美演出，以其美妙的声音和精湛的表演赢得了国际声誉。 　　当时，优秀的歌剧演员还有大剧院的抒情男高音歌唱家、俄罗斯古典声乐乐派的代表列维·索比诺夫和抒情花腔女高音歌唱家安·瓦·涅日丹诺娃，玛丽亚剧院以演唱瓦格纳的歌剧而闻名的男高音歌唱家伊·瓦·叶尔绍夫，戏剧女高音歌唱家费·瓦·利特文等。 　　音乐 　　19世纪末20 世纪初，在交响乐和舞剧音乐方面，格拉祖诺夫(1865—1936)取得了突出成就。格拉祖诺夫师承里姆斯基一科萨科夫，也曾受到李斯特、瓦格纳和柴可夫斯基的影响。他创作了8 部交响乐，舞剧《雷蒙达》和《侍女》，还有一些器乐协奏曲和音乐诗《斯登卡·拉辛》。他的作品音色明快而丰富，乐曲形式完整而优美，表现出人民性和乐观主义。 　　俄罗斯音乐浪漫主义传统的最后一位代表是拉赫玛尼诺夫(1873—1943)。他在19岁时以独幕歌剧《阿列科》获金质奖章并毕业于莫斯科音乐学院。不久，他因钢琴曲《升c小调前奏曲》引起公众注意，在音乐界崭露头角。1897年，由于《d 小调第一交响曲》公演后反应不佳，他一度陷于沮丧，但很快又振作精神，创作了《c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题献给帮助他恢复信心的医生。拉赫玛尼诺夫的作品很多，除了交响曲、协奏曲、钢琴曲和管弦乐曲外，他还在1904年创作了《吝啬的骑士》、《弗兰契斯卡·达·利米尼》这两部歌剧。他的作品把奔放的热情和优美的抒情，丰富的曲调、宽广的气息和有力的节奏融为一体。他被认为是20世纪最杰出的俄罗斯音乐家。 　　西方新的音乐流派对许多俄国音乐家也产生了直接影响。斯克里亚宾(1872—1915)就是以其不寻常的音乐探索象征主义而闻名的。1892 年从音乐学院毕业时，他已经有许多作品问世。1904—1908 年，他旅居欧美，对于西方文化思潮和音乐流派有很具体的认识，并在其影响下创作了第三交响曲《神圣之诗》、管弦乐曲《狂欢之诗》和《普罗米修斯》等作品，返回俄国后，他又创作了一系列钢琴曲，其中有好几部在国际上一直为人仿效。斯克里亚宾是一个有魄力的音乐革新家，他以自己的一套表现手法反映了革命前复杂的思想和现象。虽然其作品中具有神秘主义倾向，但他融合了肖邦、施特劳斯、法国印象派和俄罗斯传统音乐，创造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因而在俄罗斯音乐的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斯特拉文斯基(1882 一1971)也是20 世纪初音乐的革新者。由于父亲是玛丽亚剧院颇有名气的男低音歌唱家，他从小就受到良好的音乐环境的熏陶，9岁就开始正规地学习钢琴，后来又接受和声和对位的训练，1902 年结识了音乐大师里姆斯基一科萨科夫后，在他的指导下学习器乐谱曲。斯特拉文斯基在自己创作生涯的第一个时期明显地受印象派影响。这个时期的主要作品有舞剧《火鸟》、《彼得鲁什卡》、《春之祭》和歌剧《夜莺》等。而在这之后，他的艺术活动更是同当代西欧各种现代主义音乐流派有着密切联系。 　　对于那些更年轻的音乐家来说，接受西方现代主义音乐思想似乎要更容易一些。在后来成为著名作曲家的谢·谢·普罗科菲耶夫和尼·雅·米亚斯科夫斯基的早期作品中，都能看到现代派音乐的痕迹。普罗科菲耶夫在彼得堡音乐学院求学时就醉心于研究世界音乐的革新和发展，他在革命前的作品中力求创新，和声思维和内容构思日趋复杂。对此，学院派感到不能接受，但高尔基和马雅科夫斯基等人却给予热情支持。 六、新的选择 　　19 世纪末以来，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使俄国社会发生了比1861 年到世纪末那个时期更大的变化。 　　伴随着经济的增长，俄国的都市化过程也加快了。城市人口迅速增长，人口构成也出现了新的趋势，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壮大以及知识分子人数的扩大尤其显著。传统的等级制度遭到破坏，出现了阶级和等级相互交叉混合的现象，开始形成更重视人们的职业、财产和受教育程度而忽视其等级背景的观念，要求废除等级制度、实行平等自由和社会公正的呼声日益强烈。等级制度趋于瓦解意味着沙皇制度的统治基础已经松动。 　　俄国居民的文化素质也有所提高，尽管幅度不大。从1897 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居民中识字人数的比例从21％提高到约30％。在农村，能上初级学校的适龄儿童只有1／4；但在大城市，35 岁以下的男子中，约90％已具有胜任一般工作的文化水平，达到这种程度的青年女子是70％左右。社会办学十分盛行，尤其是专门技术教育方面。地方自治机关和一些资本家提供经费，开设了不少技术、商业和农艺学校，这类学校的学生人数从1903 年到1914 年增加了一倍。1900—1913 年间的高等教育也有了发展，其学生人数增加到12 万人左右。从事各种专门职业的知识分子在1897 年是87 万人，到1917 年已达170万人，其中非从政知识分子的增长更快。与其他欧洲国家比，俄国仍是文化最落后的国家，但与自己的过去比，已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文化素质的逐渐提高促进了观念尤其是政治思维的更新。例如，工会和工人俱乐部在工人中开展的文化活动为他们接受先进的理论和争取政治上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知识分子队伍的扩大为社会思想的活跃提供了新的动力。 　　由于阶级逐渐成熟，各种政党也纷纷成立，成为影响俄国政治的新的重要因素。除了1905年成立的资产阶级政党之外，俄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也早已建立，并制订了推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最低纲领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最高纲领；而布尔什维主义的形成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俄国实际相结合的新阶段的开始。作为农民小资产阶级的代表，社会革命党也由一些旧的民粹派组织联合而成，并提出了争取土地社会化和民主共和国的目标。 　　1909—1913年，俄国工业又出现了新的高涨，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之间的矛盾再度激化。资本主义经济已是沙皇制度不可或缺的物质支柱，但在第一次革命后形成的贵族与资产阶级的联盟中，资产阶级只是一个不平等的伙伴：经济利益要与贵族分享，政治权力却基本上仍是贵族独掌。1911 年，斯托雷平以强有力手段推行自由主义改革的政策陷入困境并终于失败：他已无法在右派和自由派之间保持平衡。斯托雷平政策的破产，一方面意味着沙皇制度在它“最后能走的这条道路上的破产”，另一方面也使“立宪民主主义和十月主义的立宪幻想再一次地更加彻底地破灭了”。 　　旧制度已经不能容纳新的生产力，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再次表现为尖锐的对抗形式，俄罗斯面临着新的选择。 　　在已经形成的局面下，沙皇政权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决定性作用。是顺应潮流、按资本主义精神改造国家，还是试图使历史停滞倒退，维护已经无可挽回地衰落的旧秩序?在俄国历史上，自上而下的改革曾一再预防或平息了革命，使社会在新旧两种文化的妥协中缓慢地发展。但以尼古拉二二世为最高代表的保守贵族竭力想把俄国拉回到1905 年以前的老路上去，不仅镇压民主力量，甚至不能容忍自由主义的温和改革要求，在言论、出版、社会组织乃至国家杜马等各个方面削弱或剥夺自由主义的合法斗争手段。这种极端愚蠢的反动政策把自由主义推向左边，从而加剧了专制主义的危机。在第四届杜马中，自由主义者声称，他们同政府的斗争已经不能“和平地结束”。 　　沙皇政权又一次试图以对外战争来避免危机的爆发，但战争只是更加暴露了它的腐败，并如同催化剂一样，加快了社会矛盾的发展，促使人民选择革命。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制度，俄罗斯面前出现了转机，但它的前途仍然未卜，因为民主革命的一系列任务尚未解决。在1917 年俄国生活的舞台上，人民群众是真正的主角。摆脱了专制主义束缚、抛弃了旧的信仰、意识到了自己力量的俄国人民显示出了他们的天性：在忍耐到头后，他们不再服从任何权威，除非谁能够满足他们的希望和要求。俄国向何处去，取决于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谁能满足人民对和平和土地的迫切要求，谁就将影响俄罗斯的未来。二月革命后，出现过一个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联合的时期。自1916年危机表面化以来，自由主义反对派的强硬立场为它赢得了声誉，其纲领也是适合小资产阶级的心理和要求的。随着革命的展开，群众对自由派的信任和期待也在增长。影响着人民群众大多数的两个民主派政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实行了与自由主义政党妥协、合作的政策。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中占支配地位的孟什维克认为，在俄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里，当前革命的任务是为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开辟道路，资产阶级应该领导革命并掌握政权；社会主义政党只能通过对资产阶级政府施加压力的方式来争取实现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经济政治要求，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条件。普列汉诺夫在二月革命后写的一篇文章典型地反映了孟什维克的革命观。文章引用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一段著名的话，强调在生产方式还促进生产力发展而不是阻碍其发展之前，它是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的。普列汉诺夫认为，还没有根据断言俄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因此，号召工农推翻资本主义是荒谬的。“我们和民意党人(众所周知，他们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之间最重要的意见分歧是：他们认为即将到来的俄国革命应该把政治的因素(即推翻沙皇制度)同社会因素(确切些说是社会主义因素)结合起来；和他们相反，我们证明了，俄国经济的落后使得这种结合成为不可能。按照我们的观点，争取政治自由应该是，而且只能是为在多少遥远的未来实现的社会主义革命作准备的必要条件之一。”他说，如果无产阶级试图立即搞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政治自由的幼小而娇嫩的树将会被它连根拔除掉。” 　　孟什维克基本上是由俄国社会民主运动中较有文化的成员组成的，他们的理论十分严谨并具有很强的逻辑力量，带着比较纯正的西方味道。他们信奉马克思主义，同时也努力把西方文化中的自由、民主等观念引入俄国工人运动。但是，他们忽视了俄国与西方条件的不同。因此，尽管他们自认为是正宗的马克思主义，列宁认为他们在民主革命中代表的不是无产阶级而是小资产阶级。但在二月之后，无论是自由派政党还是民主派政党都未能根据人民的意愿解决民主革命的迫切任务。掌握了政权的自由派坚持战争政策，拖延土地问题的解决，实际上背离了民主革命的路线，使自己很快失去了人民的信任，不得不依靠同民主派的联盟来维持。而民主派由于认为一切都应服从于护国而在所有迫切问题上无所作为，事实上放弃了传统的民主主义纲领，因而削弱了自己对群众的影响力。 　　在1917年，只有布尔什维克是真正把握了人民脉搏的政治力量。二月后的最初一段时间，布尔什维克党内也曾出现过与孟什维克相似的看法，认为对于落后的俄国来说，资本主义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阶段，这次革命的根本任务是实现民主共和制，布尔什维克党应该促进民主革命的发展。但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列宁不愿选择“平稳的航行”或充当“安全的反对派”，而宁愿“首先让无情的斗争来解决选择道路的问题”。列宁的回国，他的四月提纲，他为使党接受这个纲领而进行的斗争，最终把布尔什维克党引上了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在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里，把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关键在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合。布尔什维克旗帜鲜明地抓住了俄国人民最关心的战争问题和土地问题，提出了立即实现和平和土地国有化的主张。这两个口号击中了自由派和民主派的最弱之点。只有布尔什维克表达了土兵——穿军装的农民——要求停止战争的愿望。只有布尔什维克反映了劳动农民要求得到土地的愿望。在临时政府镇压夺地农民时，布尔什维克支持农民“连一个月、一个星期、一天也不耽误地立刻得到地主的土地”。为了争取农民，布尔什维克还公开接受了“土地平均使用”这一小资产阶级的口号。到9 月时，农民和士兵的大多数已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布尔什维克身上。 　　布尔什维主义与真正的俄国农民民主主义的结合，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与“农民战争”的结合，形成了翻天覆地的伟大力量，使俄国最终脱离了资本主义的轨道而走上了社会主义之路。 　　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俄国的文化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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